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許成鋼（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4年1月5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新年伊始，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許成鋼教授接受《看中國》專訪，他對2024年中國的經濟做出了預測，同時也談及習近平上臺後中共重返極權體制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以及回顧了自己從何時起開始逐漸看透中共的體制。
記者：中国经过三年的疫情封控、清零政策，经济遭到重創，现在我们看到外资不断的在撤离，青年失业率惊人的高，官方已经不公布数字了，房地产爆雷等方方面面經濟問題堪憂，能不能請您预测一下2024年中国的经济形勢。
許成鋼教授：我們為了要理解這個，首先需要理解過去發生的是什麼。這個疫情期間清零政策帶來了非常重大的損傷，以至於國際上普遍人們認為、包括中國政府都認為現在中國出現的問題是因為這個疫情帶來的，2023年的恢復緩慢。但是我認為，這個不完全是因為疫情，疫情是叫做雪上加霜。即便沒有這個疫情，中國的經濟是因為中國制度上存在的基本問題造成的，就是中國制度上存在著一個基本問題決定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逐年下降，所以這是一個大趨勢。
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逐年下降，再一方面，由這個槓桿率帶來的泡沫，其中最突出表現的就是房地產市場。這實際上就給中國產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創造了條件。但是這些危機什麼時候爆發？這個實際上是很難預料的，這是和許多具體的操作有關係。如果中國政府包括央行採取了很多措施，努力的在避開這個金融危機，那麼他能夠拖一陣子。其實這並令人不吃驚。因為他拖下去的很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部分的凍結市場，實際上中國房地產市場在最近的一兩年裡其實已經部分凍結了，那為什麼部分凍結市場會能夠幫助他暫時避開金融危機呢？是因為中國的大量借貸是用房地產做抵押貸款的，就意味著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大量的資產總價值是房地產的總價值，只要房地產市場沒有凍結，在這個房地產市場充分運行的情況下，現在房地產是大幅度下行，那麼房地產的價就會下降，當整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大幅度下行、價值下降的時候，就會觸發金融危機。因為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會出嚴重問題。
那麼，他靠部分的凍結房地產市場就可以把這個問題暫時在資產負債表上不表現出來，因此就暫時避開了（問題）。但這只是權宜之計，這沒有可能是個解決方案。而且凍結本身會使房地產市場陷入更進一步的困局。因為凍結就意味著他是賣不出去的，降價才能賣出去。除非政府向國有企業大規模注資、借錢但不需要還錢，造的這個房地產不需要有人買，用這個方式硬把這個經濟增長速度給頂住，是可以頂一段時間的，但是，這個方法沒有可能永遠頂下去。
下面回過來討論2024年呢，我的估計就是最大的可能他們會使用以上的手段，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這些手段來避開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我們也會看到短時間的經濟增長會頂上來一點點。說到這，我們還要回來討論，就是到底過去的經濟增長是什麼？過去的經濟增長實際上2022年是負的，是下降沒有增長，2023年的實際經濟增長應該在0到1%之間，我現在講的這些數據都是根據中國的基本面數據估出來的，官方的數據都不是這樣。
那麼，在這個背景下，我認為不排除一個可能性，即2024年可能會比2023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稍高一點，比如可能百分之1點幾、2點幾。然後，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的概率實際上一直在提高，只是什麼時候會爆發，我們不知道。2024年會爆發重大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的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記者：我们看到外资就不断的在撤离中國，而且由於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跟美国、日本、欧盟、英澳等西方國家的关系不断的恶化。整个西方是倾向于与中国脱钩。請您预测一下2024年，這種趨勢會否加劇？
許成鋼教授：
你指的是國際貿易和外資投資。國際貿易方面，中國和發達國家的貿易會進一步下降，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實際上2023年是大幅度下降，2024年會進一步下降。但是，中國和這個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會是什麼趨勢不清楚，就是不排除他會有所增加。
吸引外資也是同樣的道理，就是中國從發達國家吸引外資非常肯定會進一步下降，實際上現在已經降到基本沒有了。但是，他很可能會尋求從發展中國家獲得外資。
我們需要討論一下這有什麼差別？那麼中國在過去改革開放的時候，大發展是直接與跟發達國家的大規模貿易和從發達國家吸引外資是離不開的。那麼，你斷了和發達國家的貿易和外資，實際上也就斷了你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大規模往來，我這個並不是說徹底的斷，而是變得越來越弱。這當然反過來就影響了中國，因為中國政府一直在討論升級換代，而升級換代離不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密切往來，當這個（往來）變得越來越弱，他的升級換代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尤其是吸引外資方面，他現在可以吸引阿拉伯國家來的外資，這些外資提供的僅僅是資金，就是當年從美國吸引來的大量的這種風險投資，他們來的其實更重要的不是資金，他們遠為更重要的來的是技術，來的是管理，中國的風險資本的管理方法都是從美國來的，是靠美國來的風險資本在中國投資，帶出來一批中國的風險投資專家。那這個東西現在基本已經停止。那麼從阿拉伯國家來的投資是帶不來這些這些技術的。所以，長遠的說，就是從技術上、管理上，中國還能夠從這個西方繼續學習的路越來越窄了。
記者：《財新週刊》12月25日的社論《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里面引述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講話，也引用了中共黨魁習近平的講話，但是在發出短短几個小時之後便被下架。而在此前財新的另一篇社論《改革亟須新突破》也曾引發外界關注。請問您如何解讀兩篇？
許成鋼教授：這一舉動其實就是典型的極權主義制度下的現象，極權制度就是不允許人持有不同的見解。到底這些被下架的文章表達了什麼不同的見解？從這些文章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文章的作者們是希望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返回到改革開放的路上去，就是希望走改革開放的老路，那麼顯然呢不允許他們發表所以才都下架了，那不允許發表本身就等於告訴所有的讀者，如果你希望走改革開放的老路，你一定是錯誤，不但不會實現，而且連你講這個話也是不允許的。意味著2024年他會進一步推行國進民退，中國改革開放同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國家的不同就在於中國發展了私營企業，但這個老路已經不能走了，所以你還想走老路，那就連你的文章也不能發表，所以，就從另一個側面告訴人們，就是老路不能走了，而老路就是私有企業的大發展。
記者：您對中國的私有企业的企业主有什么建言？
許成鋼教授：所有的企業家們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認清形勢、認清這個（極權）制度，然後再做決定。因為你的決定做的是不是好，一定首先取決於你對這個制度是不是認識，對這個制度的發展是不是認識，你認清了才能有正確的決定。
記者：2023年的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2024年經濟工作，其中聲稱「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很多人對這個「先立後破」比較關注，也有各種各樣的解讀。能否請您對這個「先立後破」進行一下解讀？中共究竟想「立」什麼？「破」什麼？
許成鋼教授：我並不知道他們這個具體計畫要做什麼，我能做的是從中國的制度存在的問題、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來分析他可能要做什麼、可能的效果是什麼。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需要展開相當長時間討論的，今天我只能很概要的說一下。中國這個制度是個極權主義制度，這個極權主義制度和這個蘇聯中歐東歐國家的那些共產黨國家對比，具體的運作方式有所不同。這個運作方式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他的改革。因此在改革過程中產生出大量的私有企業，這些私有企業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相對成功和經濟一度大發展的基本動力所在。
但是，由於他是極權主義制度，那麼私有企業從根本上是和極權主義制度矛盾的。所以，當共產黨充分意識到這個矛盾，充分意識到私有企業的大規模發展會動搖共產極權制度的根基時，就不得已要對私有企業採取各種措施來壓制，這就是我們在過去幾年看到的方方面面的壓制。那麼，中國經濟出現問題的根源，就是蘇聯、中歐、東歐的共產黨國家的改革的失敗是因為共產極權制，是不允許私有企業發展的。所以，在國有制的基礎上試圖改革，那是弄不出來的。這裡邊的基本道理是，國有制會產生一種基本現象叫軟預算約束，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相當於是個癌症。
中國也不例外，任何國家大規模的國有制都不例外，都會有這個病。之所以這個病沒有把中國拖垮，就是因為私有企業的發展。但是一旦共產黨意識到私有企業對共產黨政權的基礎的危害的時候，他就用了各種各樣的辦法去遏制他、去控制他，就是人們講的「國進民退」。當這個「國進民退」不再是逐漸的，而是大規模的壓制私有企業，甚至迫害企業家的時候，這就是我們今天在中國看到的私有企業這個部門整體上投資大規模下降，整個中國的經濟投資都投入國有企業，實際上就把中國給推回到蘇聯的道路上去，因為中國區別於蘇聯的就在私有企業上。
但是，當國進民退有個轉折點，變成了私有企業的投資大幅度下降，而這個投資基本都進入了這個國有企業的時候。就使這個比重發生了變化。
當然現在仍然還在這個路上。所以，當經濟出現了這樣非常基本的嚴重問題時，那麼他所謂的「先立後破」立的是什麼？我們大體上能猜到，就是進一步的國進民退，這可能在短時間裏暫時使經濟增長看上去好一點，但最終帶來的是軟預算約束的弊病會進一步的積累和進一步的爆發。關鍵問題就是在國有企業資不抵債的時候，他不會破產，那麼所有的國有企業就會大膽舉債，而現在中國政府如果要維持經濟增長，就是靠不斷舉債，那麼他能夠這個不斷的舉債呢，也直接原因就是因為這些不是民企，這些是國企，債很高呢，對於個別企業來說，他不立即面對破產風險，但當你整個經濟債臺高築，整個經濟槓桿率特別高時，那麼就給產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不斷的積累條件。
注：許成鋼現為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和香港大學名譽教授。199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於2016年獲得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於2013年獲得孫冶芳經濟學論文獎。是美國科斯研究所(RCI)的理事（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過去曾任香港大學《鐘瀚德》經濟學講座教授及《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終身教職），曾在哈佛大學和中國社科院任職，曾任世界銀行和IMF的顧問，曾任《亞洲法律經濟學學會》會長、上海交通大學《科斯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首爾經濟學學刊》共同主編、《經濟金融學學刊》共同主編、《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理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委員等。他發表的幾十篇論文，見諸國際頂級經濟學學術期刊，包括《經濟學文獻期刊》(JEL)、《政治經濟學期刊》(JPE)、《美國經濟學評論》(AER)、《經濟學研究評論》(REStud)、《美國法與經濟學評論》(ALER)、《歐洲經濟學評論》(EER)等。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