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和毛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發動的「反右運動」。（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我剛從商海脫下「紅舞鞋」回歸書齋時，曾以上世紀五十年代常用的署名曉楓，發表了一篇稱讚右派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澤東偽馬列主義的女英雄馮元春》。這篇文章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它被淹沒在了文壇的流言蜚語之中，比如有人說：「曉楓掙海了錢，又跑來搶名」；還有人說，「曉楓有錢嘛，可以雇槍手寫」。中國文人歷來如此，狹隘、嫉妒、窩裡鬥，縱使目標一致，也是如此。
前不久在網上讀到冉雲飛先生有關研究右派和研究馮元春的文章，冉先生也在文章中提到我。如不忘記，我在一年多前曾向冉先生求要過馮元春的資料，冉先生說太亂，正在整理。後又聽說廣漢一姓劉的右派子女，保存有馮元春被殺的現場資料，他來北京時特請他吃飯，但他未給。一次參加飯局，碰上謝泳先生，說到馮元春，他十分慷慨地給我發來了馮的資料。
我為什麼關注馮元春？1957年6月，也就是反右前夕，快「死」到臨頭的我，仍不知「偉人」賣的迷魂藥，還全身心投入「反右」，前去聽馮元春的嗚放，準備反駁，哪知自己早被「偉人」裝入了口袋。
當天馮元春的鳴放題目是：「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剝削集團」。我驚得乍舌頭：「好反動」，「簡直是反革命」語言。在辯論會上，正反方發言的人太多，沒有輪上我，如輪上定多一條「偽裝」的「罪惡」。
以後我被打成「極右」，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歷經勞累、飢餓、打吊、捆綁，甚而戴手銬、關小監，紮腳鐐入死牢，才想起馮元春說的話：「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剝削集團」，她說得太對，太準確了，由不得打從心眼裡敬佩。
二十三年後「平反」、「改正」回歸報社，重做編輯、記者，雖注意打聽，但終不知她的下落。林昭聖女冤死一事，在國人中傳開後，我心裡十分激動，認為故鄉的馮元春也是林昭，應是二十世紀抗暴反殘的「女中二傑」的「一傑」。於是，根據當年現場回憶和謝泳先生提供的資料，我只能初步寫出馮元春的往事。由於材料有限，總不能震撼人心。究其原因，一、官方不讓收集馮的材料；二、占有資料的人不公開；三、一些知情人至今不願寫也不敢寫，所以馮元春不能像林昭那樣廣為流傳。今天我重發此文，一是為了紀念她，二是呼喚知情人和朋友們能提供更多的材料！哪怕是星星點點的材料，也是很可貴的。
我和馮元春烈士只有過一次照面，那時我還站在與她觀點相悖的批判者的立場上。她和林昭都是大學生，同為女姓，年齡相近，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如果說有什麼不同，她似乎比林昭還激進一些，批毛揭毛簡直到了一針見血的地步。為此，獨裁專橫的毛澤東必須要她的人頭！
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體日子可能有誤），我在一家地方報社文藝組作編輯，頭兒告訴我：省委宣傳部要組織省市報刊一批有理論水平和有辯才的年輕編輯、記者，參加四川大學學生馮元春的鳴放辯論會。同去的還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編室編輯吳若萍（後來也被打成右派，現已離休）。我心裡好生奇怪，一個學生娃娃值得如此興師動眾嗎？
我騎自行車去到川大，先在校園裡看大字報，一下被學生們直言無忌，敢說敢為，立場鮮明，觀點清新，用詞犀利的大字報所吸引。在那個大操場四面的繩索上，掛滿了學生們所寫的各式各樣的大字報，火力都集中在中共執政以來所發起的政治運動上，諸如「鎮反」、「肅反」、「三反」、「五反」，以及「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中蘇友好」等敏感問題，提出不少質疑和質問。記得有張大字報上這樣寫著：「我們不能再容忍專橫無知的校黨委，繼續統治管理學校，還我川大傳統的民主聖地！我們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權！大學生要有講話的權利，過問國家命運的權利，我們決不再盲從！我們有自己的頭腦，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愛憎，用不著強行要我們這樣和那樣。」
我讀了這些大字報，心裡有不祥的預感，總覺得前面有雷電風暴。然後，我和同行的吳若萍先生，去大禮堂參加生物系四年級學生馮元春的鳴放辯論會。那天她鳴放的題目是：「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集團」，這個題目真叫語諒四座，令人振聾發聵，當時我還不能接受，認為「太反動」。四十九年後的今天回頭去看，她真是一個先知先覚者，所言皆為歷史所證實：「毛澤東就是個偽馬列主義者，中共就是個殘酷的剝削集團」！
聽身旁一位學友介紹：馮元春，四川大學生物系學生，時年二十二歲，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人，有的又說她是青神縣人，出身農民，讀書成績不錯，每年都有助學補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極其一般，中等個兒，穿著樸實，口才不怎樣好。
那天參加鳴放會的人特別多，校內校外至少有兩三千人。她不驚不嚇地站在主席台上，身邊聚著一幫支持者和反對者，常常發生爭執。她旁若無人，面對廣大聽眾，以極其平靜的聲調說：「在馬克思的著作裡根本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詞，全是毛澤東的杜撰和引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統治階級組成政府。他們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鎮壓老百姓，不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權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訂通過的『憲法』，僅是一紙空文。毛澤東要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絕不是馬列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獨裁！」
她的發言引起一片嘩然騷動，既有贊成的掌聲，也有反對的吼叫，會場亂成一團。我向身旁的吳若萍說：「這不是明目張膽的反革命言論嗎？我看公安局肯定會抓她。」
吳若萍曾是南下服務團的大學生，見的世面比我多，現又在省人民出版社當編輯，信息渠道也比我廣闊。他想了想說：「鳴放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他老人家說過，縱然說過了頭也不關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看抓到不會抓，批判鬥爭是逃不過的。」
馮元春很鎮靜，按照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內容繼續往下說。接著，她提出幾個不可辯駁的事實，使全場聽眾安靜下來。第一個是「高鐃事件」，她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有錯誤，難道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個人崇拜是什麼？高饒沒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團也沒有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因此，毛主席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對於胡風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三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
她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還把胡風及朋友之間的私人來信件公布出來，說是反革命罪證。這是毛澤東公然破壞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澤東主席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思想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我聽得提心吊膽，心裡為馮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擔心會場上突然跳出個公安，把她抓走。據我知，自1955年毛澤東把胡風等人定成「反革命」後，廣大知識份子心中是不服氣的，但卻沒有人敢於公開提出來，只是背後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卻敢挺身而出，面對數千聽眾講出自己觀點，不能不使人讚嘆！
她繼續說：「我們再來看看共產黨，這個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最巧妙最殘酷的。工人加班不給加班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了。家無存糧，要是發生災害農民便會被餓死。再看共產黨的各個單位都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是些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的共產黨員。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會場響起贊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對者的搗亂，但掌聲很快席捲整個會場，掩去了那些反對的吼叫，顯然馮元春的鳴放征服了大多數人。似乎那有過的洶湧暗潮一下從地殼迸了出來，有點摧枯拉朽，不可阻擋之勢。
掌聲平靜後，她接著說：「我們學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的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以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瞎說蘇聯如何如何好，其實只希望從那裡多拿到幾個盧布而已。」
此時，有人跳上臺搶走了她手中的麥克風，使馮元春再難以講下去，這個學生會組織的鳴放辯論，到此無疾而終。後來，《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6．8」社論，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領導下，全國開展了千古之罪的「反右鬥爭」。我也因一篇「干預生活」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長達二十三年的監獄受盡折磨。1980年末，「平反」歸來曾打聽過馮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訴我說，她後來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送到南充監獄改造。長期不「認罪服法」，堅持「反動立場」，也就是堅持做人的人格與良知，決不屈服於暴政！
在血雨腥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7月1日，也就是「從重從嚴」「一打三反」運動中，在中共五十華誕那一天，為了壯聲威，顯示「偉光正」，居然用她的人頭祭毛的血旗，殺於南充，死時不足40歲。有說是亂棒打死的，有說是刺刀戳死的，還說她死不倒地，慷慨激昻，大有「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真理光不滅，千載奠英魂！」的滿腔豪情。還聽另一位朋友說，中共四川省委有份內部文件，聲稱全省二十七名右派份子不予改正，其中第一名就是馮元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