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將傅作義。（圖片來源:wikipedia）
1948年，久經沙場驍勇善戰的抗日名將傅作義，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不會打仗了，無論運籌帷幄、還是行軍佈陣，都在對方掌握之中。對手似乎特別會神機妙算，能將他訓練有素的部隊分割、包圍、殲滅，讓他處處被動，不是勞而無功，就是掉入陷阱。他百思不得其解，經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頭撞牆，咬火柴頭想要自殺。
後來他才知道，他的作戰計畫、部隊的移動佈防、兵力配備，對方全都瞭如指掌，就好像是他的作戰室，安放在人家的院子裡一樣，毫無遮攔，全都被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仗還怎麼打呀！
後來他才知道，他最喜歡的女兒，也是和他最談得來的女兒，他最信任的女兒傅冬菊，把他所有的機密，都事無鉅細地傳送給了對方。難怪對手用兵如神，把自己打得處處被動，狼狽不堪。
話說也是奇了，內戰時期，許多國民政府高官的子女，衣食無憂，卻在學校讀書時，思想激進，奔著與自己父輩相反的陣營去了。像陳布雷的小女兒陳璉、傅作義的大姑娘傅冬菊，莫不如此。
這傅冬菊出生於1924年，是傅作義的長女。母親張金強是傅作義的第一任妻子，隨傅作義入駐太原，生下傅冬菊。傅冬菊從小在太原長大，1937年抗戰爆發，她隨母親輾轉來到西安，再到重慶，考入從天津遷到此地的南開中學。1942年，傅冬菊18歲，考入昆明西南聯大，攻讀英語專業。讀書期間，她先是在中學加入了青年進步組織號角社，後又在大學被吸收為民主青年聯盟（民青）成員。這些組織會經常開展一些活動，有次傅冬菊在昆明參加集會，軍警趕來驅散學生，她在奔跑中崴了腳，蹲在地上難以挪步。此時，一個男青年飛奔過來，架起她躲入小巷。
這個人是西南聯大新聞系學生周毅之，越南歸僑。兩人後來有了交往。1947年，傅冬菊畢業後，回到北方，在天津《大公報》擔任編輯。這天，地下黨李定通知傅冬菊，寫好自傳，屆時會有人手拿一張報紙前來與她聯繫，正式履行入黨手續。到了指定時間，傅冬菊在房間等候，有人在外面敲門，打開房門一看，竟然是周毅之。這讓傅冬菊深感他來得不是時候，正想讓他改日再來，卻意外發現周毅之手中握有聯絡暗號的報紙，頓時欣喜地跳了起來。
對女兒女婿的真實身份，傅作義一直蒙在鼓裡。陳佈雷更單純，直到死，也不知道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是中共黨員。
傅冬菊和周毅之後來成了終身伴侶。傅冬菊當時的任務，是利用自己身為傅作義女兒的特殊身份，通過設在天津黃家花園的「華北剿總」辦事處，蒐集傅作義的軍事情報並將情報秘傳給中共，讓傅作義的許多軍事行動屢屢遭受失敗。正是通過她提供的情報，中共獲悉了傅作義的兵力部署和戰略意圖，恰當地抓住戰機，令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將傅作義及其所率部隊困在了華北。
1948年底，傅冬菊奉地下黨之命，來到北平她父親身邊。當時兩軍正在私下接觸，商討和談事宜。傅冬菊的任務，是負責瞭解相關動態，將傅作義的一舉一動及時上報。整個和談期間，共軍正是利用傅冬菊提供的情報，始終掌握著和談的主動權。傅作義則從民族大義出發，為使平民百姓和古都文化不受戰火毀傷，同意和談，最終雙方達成了和平協議。
一切看來都平穩順利，和平交接指日可待。但就在此時，中共卻以勝利者的姿態，起草了一份《平津前線司令部致傅作義將軍公函》。這封形同最後通牒的公函措辭強硬，語氣嚴厲，信中說：「……貴部軍行所至，屠殺人民、姦淫婦女、焚燬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在貴將軍及貴屬統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在北平城內逮捕無辜人民……，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
傅冬菊看到這封公函，大吃一驚，她深知父親「士可殺，不可辱」的性格，倘若父親逞一時之氣，怒髮衝冠，下令撤銷協議，憤然抵抗，那將是一場生靈塗炭、玉石俱焚的血光之災，千年古都也將毀於一旦。幸虧這封公函是鄧寶珊與中共代表蘇靜轉來的，恰好被她看到，趁父親此時不在，她才有機會將公函壓在了傅作義中南海居仁堂辦公室的文件下面。
1949年2月1日，在解放軍舉行入城儀式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這封信函，此時傅冬菊才把公函原件翻出來交給父親。傅作義看過後，十分憤怒，當即痛罵女兒不忠、不義。傅冬菊理解父親此時的心情，他不是後悔簽署和平協議，而是不能接受以這樣的姿態，指責、蔑視他和他的部隊，更不該在和平協議已經實現的時候，用這種盛氣凌人的態度侮辱他。
此前，根據協議條款，北平城內的20餘萬國民黨軍已經移出城外，開至指定地點接受改編。傅作義原本提出的兵團、軍、師一律不動的整編方案，最終未被接受，中共對傅作義部實行了打散合編的改編方案。
原協議中「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以及企業、銀行、學校等聽候「聯合辦事機構處理」的條款，也遭到否決。1949年1月29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中共代表葉劍英直接告訴傅作義方面的代表郭宗汾說：「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並重新將該機構名稱確定為「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加上「接交」二字，就從形式和內容上定性了它的過渡性質。至此，傅作義在軍事及政治上的謀劃均被瓦解。
作為回報，毛澤東評價傅作義說：「你是北京的大功臣，應該獎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建政後，傅作義參加政府工作，根據他本人的願望，任命其為水利部（後為水利電力部）部長。
傅冬菊在完成了地下黨交給的任務後，離開傅作義，回到天津，轉任《進步日報》副刊編輯。1949年8月，她加入第二野戰軍西南服務團，在昆明參與了《雲南日報》的創辦。1951年3月，傅冬菊調北京人民日報社。
文革中，傅冬菊被作為「階級異己分子」揪了出來，遭到批鬥。原因是有人在調查傅冬菊的歷史時，發現她入黨的細節很不清楚。於是外調人員找到傅冬菊本人，問她的入黨介紹人是誰？傅冬菊說是李定。
此時的李定正在原單位挨鬥，一聽到外調人員問到此事，想到自己的歷史問題已經夠多了，再承認介紹大軍閥的女兒入黨，豈不罪上加罪。當即斷然否認。
那段時間，傅冬菊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親，入黨參加革命，怎麼就成罪過了？而且還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甚至，就連自己當年為避免中共公函給傅作義帶來負面刺激的動機，也成了「扣押最高指示」、「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
就這樣，內查外調了多個來回，事情越鬧越大，最後把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驚動了。直到有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傅作義說了一句：「你女兒的黨籍沒有問題，你放心。」傅冬菊這才解脫出來。
「文革」後，傅冬菊調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了13年，直到1995年退休。退下來的傅冬菊在美國與孩子生活了兩年。此後的傅冬主要居住在北京前三門的高層公寓裡，從窗戶可以眺望北京市區。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十分清貧，甚至可以用窘迫這樣的詞彙來形容。因為身患多種疾病，需要住院治療，她的那點退休金根本不夠。雖說她屬於中央機關司局級離休幹部，醫療費可以全額報銷，但她住的特需病房，是給需要額外護理的普通患者提供的病房，每天400元的住宿費；護理費還要自己出，兩人12小時輪班，每人每月數千元，費用低了人家不幹。好不容易找來幾個幹護理的，開口就要價5000元/月，兩個就得10000元，如何支付得起。
前些年房改，需要個人把公房買下來，就是這樣象徵性的不多的錢，她都拿不出來，以致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原本，可以考慮將她收治進高幹病房，但她資格不夠，只有副部級以上人員才可以入住這種病房。院方也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傅冬菊，可規定就是規定，不能破壞，院方也是愛莫能助。
她沒臥床的時候，倒是常常牽掛希望工程，曾聯繫各方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設了兩所希望學校。當年平津戰役時的那些熟人，許多後來都身居高位，待遇遠比她好得多，只有她默默無聞，與世無爭，僅僅停留在了廳局級。
2007年，傅冬菊病逝，享年83歲。
生前，有記者曾對她說：「傅作義將軍的一生是很值得寫的……」她岔開話題說：「茶已涼了，要不要我給你沖點熱水？」
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才知道自己的女兒原來早就是地下黨員，也從女兒口中，得知了當年她利用弟弟竊取情報的經過。雖然傅作義最終選擇了原諒自己的女兒，但父女之間畢竟有了這道坎。文革期間，傅冬菊作為「階級異己分子」被揪鬥，遭受殘酷鬥爭。有次，傅冬菊攜子探望父親，傅作義沉默良久後說：「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
父女兩人的感情再也回不到當年了，還寫什麼寫？人一走茶就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