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蔣介石考察蘇聯後，便英明斷言蘇俄共產主義絕不適合中國。（網絡圖片）
實際上，蔣介石曾對蘇俄充滿了幻想，但蔣介石於1923年就親歷蘇俄並發表了觀感，斷言蘇俄共產主義絕不適合中國。
1923年8月16日，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3個月，被認為是一次標準意義上的「北天取經」活動。問題是，蔣介石與唐僧不同，他發現「北天」並非極樂世界。他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裡交待：「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俄國素無好心，晚清的中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民國以後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共和國時代的歷史更是最好的證據。蘇俄的專制與恐怖與三民主義或者說與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蔣介石踏上蘇聯國土3個月就能看出。
據蔣介石的記載，1923年8月5日他在上海奉國父孫中山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8月25日從滿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啟程回國，次月15日回到上海。在這3個月的期間，他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進行考察。
蔣介石說，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軍事方面，莫斯科紅軍組織嚴密，軍容整齊；政治方面，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他認識到蘇維埃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中國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蔣介石說，俄共的領導者，對於他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病重，陷入沈迷狀態，不能晤面。他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說蘇俄的國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綜括他在俄考察3個月所得的印象，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則其對於我們中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1957年5月1日，這張拍攝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檔案照片顯示正在舉行的慶祝五一的集會。背景中可以看到蘇聯領導人列寧和斯大林的巨幅肖像。（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現在，找不到蔣介石的《遊俄報告書》，但是從他的書信集裡，還是能收集到諸多遊俄體會的。蔣介石曾給廖仲凱寫了封長長的信，說：「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其利於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楣，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也不免墮落耳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則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
看這書信，不由得感嘆，蔣介石既有先見之明，還有難得的一腔忠誠。可以說，蔣介石才是標準的民族主義者。歷史好像特喜歡捉弄人：蔣介石在國共兩黨尚沒有成為仇敵之前，就發現自己未來的對手淪為了俄奴；而他未來的對手則在很久之後才用同樣的手法攻擊他是美奴。
不過相形之下，還是應承認蔣介石的英明的，因為他年紀輕輕就那麼的具有先見之明。隨著歷史的發展，他對蘇俄的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一個馬列的羊頭。現在，蘇俄不掛馬列的羊頭了，我們還掛得很高，高到百姓們連羊頭的影子也看不見。
如今，史籍中還能找到蔣介石於中華民國18年（1929年）4月25日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的演講稿《在國民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文中說，湖南共禍之所以這樣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一般青年，沒有認清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方法，也沒有認清共產革命，是不是適合於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民族性，他們誤以為適合於俄國的共產革命，也可以適用於中國。他們誤認共產革命，可以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國民族的壓迫，思想上既有這種錯誤，所以行動就不免盲從。為圖謀人民利益計，為促進民族獨立計，對於這種錯誤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糾正。蔣介石說，解決問題，要以事實做基礎，這兩句話雖然簡單，但是乃是根據許多經驗，許多考察，而得的結論。一切行動，都要根據這個原則去決定去推行，然後才不會錯誤，才會成功。
他說，俗語說得好，「對症下藥」，在下藥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沒有看清，就隨便下藥，不僅不能醫好，而且反要弄壞。革命主義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據特殊的環境來決定。一國所採取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能完全適用於別國，因為適合甲國國情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一定適合於乙國。因此，在甲國成功的革命主義和方法，在乙國難免失敗。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知在中國行共產革命，不僅是無益而且有害。根據中國過去的歷史和社會的環境，根據中國國際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
蔣介石說，俄國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根本不同，俄國共產黨革命的動機起於階級爭鬥，起於恨。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是在求民族獨立，就是求人類和平，是起於愛。中國兩百多年來受了滿清的專制，人民痛苦已經是水深火熱，近80多年來又加上一重帝國主義的束縛，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所以國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體人民，整個民族，這是由於愛。俄國人民因為受專制帝王的壓迫和大地主的剝削，人民對於統治階級充滿了憤怒和怨恨，共產黨利用人民的這種心理，遂鼓動所謂無產階級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餘各階級，所以他們的革命是由於恨，以愛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既不許肆行屠殺，在革命的成功後，就可以實現和平。以恨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發揮殘狠的行為，就是在革命成功後，社會也不能消滅仇視嫉惡的現象，革命的動機不同，革命的結果也當然兩樣，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一點。
蔣介石說，蘇俄的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蘇俄的共產革命在以所謂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本位。在共產黨的眼中，除無產階級之外，沒有別的人民，除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社會利益。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是以全社會全民族為本位的，除卻軍閥官僚以及依附帝國主義者的買辦階級以外，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時實現，既不犧牲某一階級的利益，也不只圖某單一階級的利益；至於無產階級的利益，當然毫不忽視。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利益，只有全社會利益得到實現，才能增進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們認為解救全民族，事實上就是解救無產階級，實現全社會的利益，事實上便是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二點。
1919年3月23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產生了19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蔣介石說，蘇俄共產革命不外兩個方法：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為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然就是階級鬥爭，他們把整個社會，劃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他們以為只有無產階級打倒其餘一切階級，革命才能成功，這便是他們革命的一個方法。此外他們還要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以為要發展革命勢力，非有偉大的民眾擁護不可，而要得到民眾擁護，非民眾服從共產黨指揮不可，所以他們常奸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然後可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奪取民眾，來做他們的奴隸，民眾而可曰奪取，是其已不當民眾為人類了。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眾，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強迫民眾，聽其指揮。而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會為本位，國民革命的方法，當然是聯絡全社會被壓迫的人民，統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詳細說，不問他是屬於那一階級，都要統一在一個聯合戰線之下。至於國民革命，當然是要民眾參加的，然而我們要民眾參加，不是採奪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訓練的方法。我們既不以各階級的特殊利益為餌，而引誘其為我們的工具，更不以什麼勢力做威脅，強迫民眾服從。我們只在宣傳主義，使民眾瞭解實行三民主義，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民眾瞭解了三民主義，自然會自動的參加革命，不須去奪取。便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的不同的第三點。
蔣介石說，蘇俄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我們已從動機、性質和方法三方面來比較研究了。俄國共產革命，決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說，他們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決不能適用於中國，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敗，使帝制復活，就是因為過於殘酷，使社會全體，發生反感。這種殘酷手段，適用於殘酷的民族，都遭失敗，那裡能適用於和平的中國民族。再從革命的性質說。共產革命，是階級的，前面曾經說過；單一階級的革命，在產業十分發達；階級對立十分明顯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或者可以實行，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一，中國近代產業，並沒有發達，階級的區別，並不明顯，如果勉強要說中國有階級也不過粗具階級的雛形，階級的對立，既不明顯，階級的利害，自然沒有什麼衝突，階級的利害，既沒有多大的衝突，就沒有為某一階級的利益，打倒別階級的必要。而且更沒有為單一階級的利益，打倒許多階級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以社會全體的利益為前提而消滅階級的區別，不應該以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促成社會的分化。
第二，在軍閥已經打倒的現在，國內實在沒有某一階級十分壓迫某一階級的現象，只有整個民族，受帝國主義者壓迫的事實。所以現在應該只有民族的利益，沒有階級的利益。如果以階級為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不能實現，階級的利益也不能實現。因為整個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棲息於民族內部的某一階級，那裡能夠得到利益。印度朝鮮的無產階級狀況，就是明證。但是如果以民族為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可以達到，民族中各階級的利益，亦可以實現。因為整個民族，能夠發榮滋長，民族內部的各階級生活，當然可以增進。這是從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說明共產黨的階級革命，不適於中國。
最後，以階級為本位的革命，不能適用於中國，前面也已經說過。中國革命不能以階級鬥爭為方法，乃是當然的結論。中國目前的唯一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然而要打倒帝國主義，一定要國家具有統一的實力，因此必使社會秩序安定，生產事業發達，則國家的實力，才能形成。階級鬥爭和武裝暴動，足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建設事業，乃是很明顯的事。我們即使把殺人放火的暴動，暫置不論，只就罷工、怠工和抗租等舉動而言，也會使社會秩序和生產事業發生莫大的影響，受莫大的障礙。所以為充實國家實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計，不僅武裝暴動的階級鬥爭絕對不能實行，就是罷工、怠工，和抗租等階級鬥爭的行為也不能輕舉妄動。如果我們一方面打倒帝國主義，別方面又用暴動、罷工、抗租等方法破壞社會秩序和生產事業，不僅是帝國主義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國主義者有益加侵略之機會，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動嗎？！罷工是工人謀利益的武器，抗租是農人謀利益的手段。但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產業發達以後，不能實現；如果沒有工廠收容工人，工人的單純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裡能夠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罷工、怠工，致妨礙產業的發展，乃是自殺。農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過高，國民政府當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來減輕，不待農民的要求，更不須農民的運動。如果因抗租而擾亂社會秩序，致生產事業不能發展，也是自取滅亡。
總而言之，無論就打倒帝國主義說，或解放農工說，中國都不能採取階級鬥爭。至於奪取民眾，乃是以民眾做工具，不是以民眾做本位。以民眾為工具，實在是殘酷和卑污的行為不適於寬厚和平的中國民族，前面都曾經說過了。綜上所說，就是階級鬥爭武裝暴動和奪取民眾等方法，在中國都不能實行，這便是蘇俄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的第三點。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根據上述，大概可以明瞭了，只要知道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情的人，大約不會再被共產黨的欺騙。所以我希望已經加入共產黨的青年，立即皈依三民主義。
蔣介石最後說，我要說的就是現在已開始了訓政時期。訓政時期的工作，就在培養社會的元氣，訓練人民政治的能力。因此我要敬告我們親愛的革命青年，望大家毅然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為民族努力，為民權奮鬥，為民生犧牲的光明大道。
此後，蔣介石還在1935年對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求：凡我同志，應知吾黨上對億萬世之祖宗，下對億萬世之後代，中對全國國民與世界人類，所負之責任，更千百倍於往昔。我總理深知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之治亂，繫於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繫於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聖人誠正修齊治平之一貫大道，與修身為本之唯一至德，為救國救民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要義，故特製全黨黨員守則十二條，通令全體同志一致遵行。務期父以教子，師以教弟，長官以教屬僚，將帥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親愛精誠，始終無間。人人能成為世界上頂天立地之人。
一、忠勇為愛國之本；
二、孝順為齊家之本；
三、仁愛為接物之本；
四、信義為立業之本；
五、和平為處世之本；
六、禮節為治事之本；
七、服從為負責之本；
八、勤儉為服務之本；
九、整潔為強身之本；
十、助人為快樂之本；
十一、學問為濟世之本；
十二、有恆為成功之本。
筆者請中國大陸的人民，現在仔細對照一下中國的國際國內現狀，再認真品味一下蔣介石的將近80前的對人民當時的教誨，甚至還可以將胡錦濤和諧社會理論與之對照，就可以感知蔣介石曾經是多麼的偉大。可惜的是，我們的民族注定了災難，錯過了一個真正崛起的輝煌時期。不過，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本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