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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23年3月20日訊】從我記事起，在學校裡通常都是學生怕老師，但近些年來似乎出現了一種新趨勢：老師正變得越來越怕學生。
日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師陳賽彬因其課堂教學言論被學生舉報，再度激起了這一恐懼感。雖然最終處理結果尚未出來，但校方已明確表態高度重視，並暫停當事教師一切教學工作。從以往同類事件的結果來看，涉事教師重則丟掉工作，輕則調崗，即便涉險過關，也自此噤若寒蟬。
既然後果如此嚴重，那自然人人自危，為防被學生舉報，據說網上早就在流傳一份上課指南：
卸載QQ、微信等聊天工具，若不卸載，也不建學習群；
不要參與學生的公開活動；
如果有學生學業水平不夠，盡量降低考試標準，從源頭上杜絕學生舉報動機；
課堂上不要講有爭議的內容，一定要保護好學生情緒；
課堂上不要講關于思想、思維、方法等內容，以免引起學生情緒低落；
數學老師講微積分的時候一定要強調割圓術是微積分的源頭；
計算機老師一定要強調計算機的二進位脫胎於易經；
化學老師一定要強調煉丹術是化學和物理的祖宗；
通訊工程的老師一定要強調「烽火戲諸侯」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訊工程；
機械專業的老師一定要講「木牛流馬」是現代機械的鼻祖。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情這位老師。王明遠在一篇《《被舉報的老師也並不完全是無可指摘的》的文中說，他「極其不贊成舉報」，但也注意到那些被舉報的老師「明顯有很多知識上的硬傷」，在一一辯駁了那位南航教師的觀點之後，他認定其在學術和教育上是「不合格的」：
我們不僅要尊重老師的學術自由，也要對他們的提出很高的專業水準要求，這是他們職業的重要社會責任使然。如果在言論自由大旗下，就可以對他們的知識淺薄、不學無術視而不見，一切以一個「尊重言論自由」了之，顯然這樣的知識界也沒有希望。
這是一種威權傾向的教學倫理觀：老師肩負極高的社會責任，差不多就是一個聖人，因此他們必須高標準、嚴要求，確保自己所說的話是正確的，以免誤導未成年，對其身心產生不利影響。如果他做不到，那就別怪學生對他不客氣。
底下的最高讚明確反對他這一看法：
我絕對不贊成這些所謂老師的觀點，按傳統觀點，其中很多人根本不配當老師。但觀點如果正確才能發表，那世上也許根本不該有觀點。
「學術自由應該堅定不移地捍衛」，看您也是知書達理之人，怎會樂於說這種正確的廢話？隨便選個近代或當代史題材，您倒真去捍衛一下試試看。
確實，王明遠沒有意識到自己觀點的內在矛盾：他實際上是主張「學術自由是以學術觀點的正確性為前提的」，但如果只有正確的觀點才能得到容許，那麼就根本不會存在什麼「學術自由」。別忘了，按照當初教會的信條，哥白尼的日心說也是錯誤的、乃至大逆不道的。
更進一步說，那些學生舉報老師，難道是因為學術觀點的錯誤嗎？至少，如果老師在台上只是講「其實是太陽繞著地球轉」，恐怕學生也最多就是覺得這是一些蠢話，而不至於要在黑板上寫下「張口好似乏走狗」，校方大概也未必會那麼高度重視——不是外賓都知道，其言論所引發的爭議是政治性的，哪裡是學術性的？
如果只是學術爭鳴，那就公開辯論好了，又何必通過舉報這種方式？你講「木牛流馬是現代機械的鼻祖」，或許雷人，但肯定安全。更有甚者，有時正是學術上的正確性才被噤聲。蘇聯時期，李森科的遺傳學在學術上是錯誤的，但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誰倒是敢公開講西方的孟德爾遺傳學試試？
這倒也不是說簡單顛倒過來就完事了，那樣就仍然是「學術自由以觀點的正確為前提」，只是誰才正確而已。真正的學術自由，首先應當是允許自由探索的，因而在規則上就不應側重判定對錯，而是確保爭鳴、互動、辯駁本身健康有序（例如不得人身攻擊、用各種不正當方式阻止對方發言）。就此而言，當下我們所見到的完全與之背道而馳。
事情還並不到此為止。在此值得較真的一點是：那些舉報的學生真的在意老師觀點在學術上正確與否嗎？
舉報陳賽彬言論的一位學生在列舉其「暴論」之後，有這麼一句話：「我是來水學分的，不是來看《讀者》和《意林》的。」言下之意，這位老師講的只是一些美化西方的過時雞湯，令人生厭。但問題是，既然你是來「水學分的」，為什麼還要管老師講什麼？
在這看似玩世不恭的語調背後，隱藏著一種自視為消費者的心態：「我」原本就沒打算在課堂上獲取新知，而只想知道已知，老師也別想著傳道授業解惑、改變年輕一代想法了，照本宣科讓大家拿到學分就完了。這樣一個「作為消費者的學生」根本就不想聽那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遑論什麼挑戰自我認知、深入反思，別開玩笑了，那還不如爽文有娛樂性。
和一些年輕人交流過後我就發現，像這麼想的決非個案。課堂早已不是學生汲取知識的唯一渠道，不少學生甚至對於老師宣講「必考」之外的東西很不耐煩，因為他們原本就沒指望在課堂上學什麼真知，老師越是認真講課，他們還越覺得老師在東拉西扯，浪費自己精力，不如機械地授課+考試，拿分走人。
那他們為何要舉報老師？是「小粉紅」真心認同那些反西方的觀點嗎？確切地說，他們只是對老師在台上講的那些非主流觀點油鹽不進，覺得那不過是過時的說教，一旦嗅出「公知」的氣味，就不想再聽了。
這是一種直覺式的反應，老師所講的甚至都未能進入意識層面就已經被拒斥了，問題就在這裡：他們既蔑視權威（在此是老師），實際上又對其它隱蔽的權威全然缺乏反思，因為默認的前提本能地抗拒反思。他們以為自己什麼都懂了，卻也因此提前喪失了這個年紀本應有的好奇心。
很多人在下意識中都把「學生舉報老師」看作是一種返祖現象，憂心於不久之前的歷史又將重現，這印證了歷史學者楊念群的論斷：「在當代社會中，民眾更容易看到過去事情的印記，而不是將要發生的事情。他們所看到的不是正在變化中的事情，而是正在重複發生的事情。」但歷史不會只是簡單重複，即便有時會押韻。
因此，好消息是：當下的現象並不意味著簡單地再現歷史；但壞消息是：老師可能面臨政治正確和「作為消費者的學生」，陷入更難措手的逼仄處境，至於像王明遠主張的那種「逼人作聖」，則恐怕更是離題萬里，因為前提就已不復存在——你還能指望一個自視為消費者的學生，在意什麼師道尊嚴？
那接下來還會怎樣？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我看到的是，師生都受困於一個不盡如人意的教學體制，兩敗俱傷。乍看起來，學生們似乎手握著舉報老師這一核武器，但這麼做的結果，最終受損的仍將會是學生，意味著他們更無法在課堂上學到新知了，所有老師出於安全起見，會愈發照本宣科，學校加速成為文憑工廠，到頭來，學生提前成為拿文憑的工具人。
在理想的情況下，我們本應該通過教育獲得一次重塑自我的機會，讓許多不同的個體能自由地互動，由此在開放中通往一個新的未來。現在的悲哀是，很多人的「自我」在進入大學之前就已經固化了，不可化約的個體年紀輕輕就老於世故，也不接受異己的觀點，相比起以往，這是一種心靈的自我封閉，並且老師對此無能為力。雖然這樣的局面並不是學生們造成的，但這一危機遲早將讓我們都付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