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抗日將士，在鎮反運動中被中共槍殺。（網絡圖片）
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的。那些參加抗日的國民黨官兵們，雖然戰死者已矣，其中的倖存者和負傷者，其絕大多數竟於1949年以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他們的萬古奇冤，無處訴說。
屠殺前國民政府的官員和軍人的「鎮反運動」
1950年，蘇聯傀儡金日成在斯大林的命令下發動了朝鮮戰爭，聯合國軍隨後將其驅逐到三八線以北，中共則派出所謂「志願軍」赴朝鮮與聯合國軍作戰，雙方傷亡慘重。在這場名不正言不順的戰爭進行的同時，毛澤東在中國大陸展開了對前國民政府的官員和軍人的大屠殺，遇害者數以百萬計。
對在「鎮反運動」中遇害的國民黨將領，可以略加分類：
（一）戡亂戰爭末期「起義」投降後解職返鄉者，被俘後釋放返鄉者，此類人數最多。
（二）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閒居，或從商，或從事其他職業者（如教師、律師等）。此類人數也很多。
（三）堅持抵抗，打游擊而最終在戰鬥中被俘者，以及屬於國統，軍統和憲兵系統者。此類人數並不算多。
（四）其他，如因畏懼而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此類人數也不多。
圖為中共在湘西「剿匪」。（網絡圖片）
被中共虐殺的前國民政府的官員和軍人實在是無法計數，下面舉四個具體的例子：
1、宋鶴庚，國軍上將，1923年隨譚延闓入粵投孫中山，被任命為湖南討賊軍湘軍第一軍軍長。1952年1月，中共「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曾充任匪軍師長、軍長、省建設廳長、上將參議等職，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處死刑，實際上在1925年宋即脫離軍界，1931年後就閒居上海，1949年，宋鶴庚還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枝，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姜亞勛部……。然而在中共眼中，北伐軍也是「匪軍」，參加過北伐就是「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2、劉晴初，國軍中將，曾參與第一次長沙會戰。1940年因病回鄉休養，籌辦實業、學校。1944年10月，日軍陷湘潭，劉晴初被日寇軟禁，後被游擊隊營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外圍工作，參與策動湘西「和平解放」。並將保存之五萬分之一湖南軍用地圖交與「解放軍」第12兵團。1950年5月在家鄉籌辦簡易手工業工廠。1951年以參議身份赴縣開會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殺於岳沖劉家灣。劉晴初的鄉鄰回憶，當時殺人要完成指標，可槍聲響後不到半日，上頭就來了文書，後來得知那文書上寫的是要劉去參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議會」。
3、唐伯寅，國軍少將，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1928年升任第19師55旅110團團長，1935年升任第19師55旅旅長。抗戰爆發後率部參加凇滬會戰，所在的師被評為會戰中戰績最優的十個師之一。1938年參加武漢會戰，在廬山一線擊挫日軍。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19師師長並於11月晉升陸軍少將，以後率第19師先後參加了第一、二次長沙會戰、上高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屢立戰功，曾獲四等雲麾勛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組織策動，參加了中共華中局領導下的「江南地下第四軍」，任副軍長，4月又參加了程潛、唐生智等人在湖南發起的「和平自救運動」，8月隨程潛、陳明仁參加了「長沙起義」。中共為酬答唐伯寅的「起義」，在1952年2月21日將他槍決。
4、宋士臺，國軍少將，第66軍160師師長，7戰區少將高參1953年被害。宋將軍到底做了甚麼「反革命」的壞事，以至於被共產黨槍斃呢？2007年，在中共官方的「廣州宣傳網」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抗日將領宋士臺將軍銅像落成。中國廣州網2004年9月21日訊：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73週年紀念日，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1000多民眾參加了抗日將領宋士臺將軍銅像揭幕儀式。區領導麥忠民、黃水記、任耀行、黃富林、湯浩昌等以及宋將軍在港、澳、臺的親屬、部屬應邀出席了揭幕儀式。宋士臺將軍是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人，生於1894年，卒於1953年。宋將軍係原國民黨六十六軍一六零師少將師長，後任七戰區惠淡守備區中將指揮官。宋將軍早年先後畢業於保定軍校六期陸軍科和陸軍大學將校班。抗日戰爭期間，宋將軍參加指揮了多次在正面戰場上的對日作戰，其中，奉命指揮了著名的南潯戰役，重創日寇侵略軍，擊斃日軍少將旅團長飯塚國五郎及其部屬官兵500多人，繳獲輕重武器一批。葉挺將軍致電稱：「南潯戰役與平行關戰役和臺兒莊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後，宋士臺解甲從商，1946年國民黨發動內戰，請他再次出山，並委任高官，被他拒絕。在宋士臺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將軍當年的部下回顧了將軍戎馬一生，抗擊日寇的感人事跡，並告戒當今的人們，日軍的侵華歷史不能忘記……」
一切都很清楚：唐伯寅將軍和宋士臺將軍等人在北伐或抗戰結束後即解甲歸田，根本沒有在1946年後的內戰中和中共打過仗，更沒有在中共「建國」後從事甚麼「反革命」活動，結果卻仍然難逃中共的毒手。如此殺害國軍抗日將士，天理何在？！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上海民眾悼念國軍抗日英烈大會。
中共以「剿匪」和「鎮反」為名殺了多少人？
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郭恆鈺在其傳世之作《中國現代史》中指出「國軍被害者約三百萬人，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黨員被害者約一百四十萬人」。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間，至少有三百萬人被中共殺害。中共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宣稱：「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1949–1952），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按：中共席捲大陸之後，依著成王敗寇的邏輯，把國軍留在大陸的殘部、保安部隊以及敵後游擊隊統統稱為「土匪」而以大部隊圍殲之）。據1969年4月7日莫斯科電臺廣播：1949年至1952年有二百八十萬人被毛澤東處死；1953年至1957年有三百五十萬人被殺。1999年9月，共軍「總政治部」直屬的解放軍出版社推出《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洋洋灑灑六巨冊二百廿萬言，其作者根據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區檔案館、各大軍區政治部、各省委黨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辦公室、軍事科學院資料室、軍事博物館資料室、全國政協文史辦以及解放軍檔案館所存檔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軍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分別殲「匪」四十一萬六千、一百十五萬、八十五萬、兩萬九千、七萬九千、六萬人，合計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統計截止期：中南為1952年6月、西南為1950年2月、華東為1952年8月，西北為1950年1月）。中共慣用「殲滅」這個含糊性的動詞，泛指殺死、殺傷、俘虜的總數，但時隔半個世紀，愈來愈多的剿「匪」部隊成員撰寫回憶錄，承認「那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讓押運的部隊疲於奔命，上面乾脆下令：除了團、營一級的俘虜軍官留下審訊，其他俘虜由連一級指揮員自行處置……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邊、山邊用刺刀捅死，用他們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殺一兩批人」，即便僥倖逃過鬼門關，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一避免歷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所以，中共公布的「殲匪」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其中絕大多數可歸入非正常死亡的類別，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的殺人數字大體吻合。
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中共紅軍在山上刻下賣國標語：「武裝保衛蘇聯」
中共瘋狂殺人之目的是甚麼？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被改造，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將被淘汰，某些堅決反革命份子將受到鎮壓」。五十天後，毛澤東簽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對國民政府黨政軍人員作了「准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的承諾，然又加上「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的但書，至於「反動行為」「嚴重劣跡」的定義如何，則由中共當局主觀界定，由各級軍管會或軍事法庭一審判決執行，並無獨立機構監察制衡。兩個月後，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宣稱要「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這就為此後大規模的屠殺異己埋下了伏筆。
1950年，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殺人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毛澤東明確要求有六百萬人口的上海應該殺三千人，有五十萬人口的南京應該殺不止兩百多人，應該多殺。上有好之，下必甚焉。雖然中共中央下達的殺人比例是千分之零點五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執行者顯然從中讀出了多殺人的信號，地方上的中共幹部們鼓足幹勁，力爭超額完成指標。而大殺國民黨軍政人員，就是完成指標的法寶之一。
從1950年至1952年，中共公安部門破獲了「刑事案件」20.4萬餘件，被殺的人卻有數百萬，被關被管的不計其數，這些人中有多少現行犯，不是很值得懷疑嗎？其實，毛澤東已經道破了：「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盡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如果鎮反真的是非常時期為了維護社會穩定而採取的非常措施，為甚麼是一個千載難逢不能錯過的時機？如果不殺人就不能解決問題，問題沒有解決就可以繼續殺人，何來錯過時機？毛說得很清楚：「更主要的是發動群眾。」毛在《毛澤東關於暫時不動富農的策略徵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見》中說：「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完全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為得重大，地主叫喚的聲音將特別顯得尖銳。」兩相對照，不難明白，鎮反就是借戰爭為掩護，行殺人立威之實（即所謂發動群眾），絕不是甚麼基於情況危急不得已採取的非常手段。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國民黨及其軍隊堅持抗戰之著述與作品的大量出現，將中國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引向了深入，並將推向了對中華民國之整個歷史進行再認識和再認定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