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狼」外交官秦剛。（圖片來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過去幾年，國際觀察人士注意到中國外交官的語氣越來越嚴厲。這些以中國電影大片命名的「戰狼」外交官們，以其民族主義言論和精心策劃的長篇大論聞名。許多關於他們的文章指出，他們的表現與其前任在2000年代初期的行為截然不同。現任中共外交部長、曾任中共駐美國大使秦剛就是這種趨勢的例證。秦剛成功贏得了習近平對他能履行職責的信任，這要歸功於他「願意惹惱對手的羽毛」，並盡力確保中共得到美方最大的尊重。
彭博社記者彼得･馬丁（Peter Martin）在他的新書《中國的文裝解放軍：戰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中探討了「戰狼」現象，該書基於一百多本中國回憶錄和數小時的採訪。馬丁說，戰狼外交官的浪潮的形成，是玩弄歷史認同、民族主義自信和職業姿態三者結合的產物。
經過幾十年的內戰、歐洲的干涉和日本的侵略，1949年中國大陸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統一了。毛澤東任命經驗豐富的革命家周恩來領導新政權的外交部（MFA）。由於統一之前的大多數外交官都去往非共產主義的臺灣尋求庇護，周恩來用農民、大學生和中國人民解放軍（PLA）的退伍將軍組成了新的外交使團。
在將成為中國新外交官第一次聚會上，周恩來概述了中共事業的精神，他說：「外交隊伍是文裝解放軍」，「從軍事鬥爭到外交鬥爭，不過是改變我們進行衝突的戰線罷了。」
周恩來在海外出席國際會議。（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在很多方面，周恩來堪稱當今「戰狼」的鼻祖。他定下的範式將指導和激勵中國外交官數十年。雖然多年來中國外交政策在「和諧參與國際活動」跟「表現激進的民族主義」兩種路線之間不斷切換，但周恩來的口語——「文裝解放軍」深刻塑造了歷代外交官的身份定位。
馬丁還講述了「戰狼」外交官依靠這種身份定位來引導自己度過中國崛起的動盪時期的故事。一位中國外交官在2009年寫到，「儘管我們沒有穿軍裝，但我們一直用這一原則指導我們的工作。」多年來，中國外交官一直在呼應周恩來的宣言；外交使團以身著文裝的解放軍身份贏得了榮譽和威望。今天，這種身份定位仍然給他們帶來信心和能量。
周恩來確立的歷史定位促成了戰狼外交形成的第二個因素：中國民族主義信心的復甦。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即使撇開外交官的身份不談，中國近年來總體上採取了一種自信的民族主義語調。無論是中共官員的講話、解放軍白皮書，還是黨報《環球時報》的社論，它們都明顯轉向了更加自信、斬釘截鐵的語氣。
馬丁認為，這種復甦的催化劑發生在2008年，當時的中國觀察家將西方國家的金融危機視為長期衰退的跡象。美國的緩慢復甦、中東困局以及今年美國國會暴動更加強化了中方的這一印象。加之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世界一流軍隊的建設以及國際大國地位的提升，中共領導人不禁對自己的國家充滿信心。
自然，他們希望中國外交官在國外傳達這種信心。像習近平這樣的領導人需要來自其他國家的肯定和認可。當其他國家拒絕肯定——或批評中國的政策時，習近平期望外交部堅定地為他辯護。
中共的「戰狼」外交官。（網絡圖片）
趙立堅和華春瑩等外交部發言人的言辭向民族主義靠攏，因對外國記者大膽出格的言論和推文而走紅。在某些方面，這些民族主義言論更多地是為了吸引國內觀眾，而不是促進實質性的外交成就。像楊潔篪和王毅這樣的高級外交官助長了這些嚴厲的措辭；否則將面臨公眾輿論和官僚系統譴責。
正如馬丁所指出的，中共玩弄民族主義並不是一個新現象。在2000年代初期，當中國的外交官在西方國家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舉辦2008年奧運會奔走時，中共領導人經常批評外交官們不夠民族主義。外交官會在信件中收到鈣片，大概是為了加強他們虛弱的脊梁（原文如此）。
到現在，外交使團已經完全認同了公眾輿論中的民族主義態度——外交部的領導層對此予以鼓勵。「你們是在一個特殊和重要的歷史時期加入外交隊伍的。……我們的國家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建成一個世界強國。」王毅外長在2013年對外交部的新幹部們說，「現在，歷史將把最後一棒交到你們的手裡。」
中共的戰狼外交官們相信他們處於屬於中國的世紀的風口浪尖，他們的態度和語氣反映了這種「自信」。
中共外交官使用「戰狼」路線的最後一個原因是職業性的。他們在充滿挑戰的官僚環境中工作。中共政府，與其他共產黨政權一樣，使用非同尋常的措施來阻礙官僚人員的獨立性。馬丁舉例說，外交人官強制實行「搭伙制」：他們很少單獨參加會議，必須有另一名外交官在場，以確保另一位外交官保持黨的路線。
該系統抑制了成功外交通常所需的靈活性。此外，中國外交官很少被賦予自由談判的獨立性。相反，為了遵守像解放軍一樣嚴格的外交紀律，中國外交官通常會重複預先批准的談話要點。這種行為通常被外交對方看作是無理霸陵，並肯定是無效的。
由於外交官不能有效地完成他們的工作，他們的角色和對他們的期望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強加於他們身上的僵化結構把他們的精力從提高外交技巧轉移到能博取上級青睞的「戰狼」言辭上。正如馬丁解釋的那樣，對中共外交官的激勵結構已經完全改變。能讓他們獲得職業發展的不是高超的談判技巧，而是對西方國家的不屈不撓的強硬語氣。
這種反常的激勵結構產生的不是熟練的外交官，而是一大群宣傳喉舌，最終變為國際上的強烈反對。中共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曾在瑞典公共廣播電臺威脅說：「我們以美酒待朋友，但對敵人，我們有獵槍。」這一評論引起了瑞典政界人士和國際觀察員的強烈譴責，但在國內卻給到他贏得稱讚。
最後，外交部在當局眼中被認為是一個相對弱勢的機構。解放軍一直是最受中共領導人關注的組織，而外交部外交官則難以獲得足夠的資金和機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最近的一次活動中說，中國的高級外交官楊潔篪和王毅「離習近平的核心圈子很遠——遠在一百英里之外」。就像蹣跚學步的孩子尋求父母的關注一樣，他們抨擊外國以獲得習近平的青睞。
在今年6月向中國最高領導人發表的講話中，習近平呼籲官員代表國家樹立「可愛可信可敬」的形象。面對越來越多的國際反對聲和最近中國全球好感度的下降，習近平可能希望遏制外交官們的「戰狼」行徑，來描繪一個更善良、更溫和的中國。然而，習近平指示的不過是一種宣傳手法上的改變。如果不進行體制改革，中共外交使團的基本結構及其不正當的激勵措施是不會改變的。
雖然中共「戰狼」們是否會銷聲匿跡還有待觀察，但馬丁認為，中共外交活動的根本屬性相當一致，未來也將保持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