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圖片來源：公共領域/維基百科）
【看中國2022年6月26日訊】從1956到86年，我在歷史所工作了整整三十年。按理說，如果真正做點什麼工作的話，應該是可以做出一點小小的成績的。可是這三十年，特別是「反右」以後強調了政治挂帥，整天搞運動，都是不務正業。只能在夾縫裡做些正經事，根本沒時間安下心來讀書，其他人也一樣。
歷史所到今天成立五十年了，前後總得兩百多人，其中不乏非常有才華、有水平的學者。如果能夠創造條件讓他們好好工作，成果會遠遠超出現在，但似乎並不是這樣。比如，從五十年代到現在，歷史所最大的重點任務就是寫《中國史稿》，主編郭沫若。雖然他幾次推辭，但仍一定要挂他的名字。這個工作做了四五十年，經常抽調二三十位骨幹參加，都是領導看中的精英。到今天寫完了沒有，我不知道。不過就我所知，這套書沒有得到任何肯定的評價，倒是有不少人反對。有時候我就想：
「這些年來，我們究竟都幹了些什麼呢？」
1977年5月，社會科學院獨立出來，但在此之前，它名義上是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分支機構。中國科學院一共分成四個學部：數理化學部，主任吳有訓；生物學地學部，主任竺可植；技術科學部，主任嚴濟慈；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主任郭沫若。「學部」包括哲學、史學、文學、經濟、法學等等研究所，接手原來國民黨時期中央研究院的班底。其中，關於歷史的研究所有五個：建國門的歷史所，東廠胡同的近代史所，還有世界史所、自然科學史所、考古所。歷史所實際上是中國歷史研究所，我所在的思想研究室就是中國思想史研究室。
如此看來，專業劃分也很細密了，不過那時候根本沒有專業——不但我們沒有，哪個室的人都沒有。一說今天勞動，好，我們去勞動，西直門就是我們歷史所拆的。明天麥收了，大家就去拔麥子。後天煉鋼鐵，院子裡支個土爐，把家裡的炒菜鍋、門把手都拿出來，一天三班倒，晚上也不歇著。還有那些迎來送往的任務，早上起來揣倆饅頭到所裡集合，排隊按照指定路線走。貴賓一般要到下午一兩點鐘才能來，上百萬人夾道歡呼，又打標語又搖旗子，大家一起喊「萬歲，萬歲！」「歡迎，歡迎！」過去之後，這上百萬人再按照指定路線走回單位。人山人海的，連公交車都沒有了，人挨人、人擠人。那時候，如果我坐車回家只需要二十分鐘，要是走的話，得走上一個多小時。進門就想睡大覺，這一天算是又報銷了。
有的青年很苦悶，說：「我們究竟是幹什麼的，怎麼淨幹這些？」後來，黨委書記尹達傳達上面的精神，說：「現在明確吿訴你們，「革命的需要」就是你們的專業。」革命需要你去「四清」，你們就得去「四清」，需要你拔麥子，你們就得去拔麥子。
其實，這種說法也有問題。我們挂的牌子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歷史研究是不是「革命的需要」？為什麼不讓研究歷史呢？比如煉鋼，當然我們可以從頭學，學個三五年，或許也能出師，可我們到底是幹什麼的？結果學歷史的去煉鋼，鋼鐵廠的工人批海瑞，把每個人都向著萬能型培養，其實是「萬不能」。什麼都干不好，而且是效率最低下的。困難期間，據說有一種「小球藻」最有營養，培養出來可以吃，於是歷史所裡弄了好幾個玻璃罐子做培養。我不懂那是個什麼東西，不過，那本來應該是生物研究所或者農業研究所做的事，我們能研究出什麼來呢？
最後不知道弄出了什麼結果，反正我沒吃過。
運動是多年不間斷的，而且不斷升級，規模越搞越大。劉少奇曾有一段話，說：「有的人不喜歡運動，怕運動，我們就是要靠運動一波一波地前進。」
就是說：運動是正常的，不運動倒不正常，所以整天就是運動。學習的任務也非常之重，往往一個重要的文件下來了，一學就是幾個月，而且是整天學習。
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吿，那是震驚世界的大事，不但波蘭、匈牙利鬧事，西歐的GC黨也受到影響。二戰以後在西歐，特別在法國和義大利，GC黨都是第二大黨，完全有可能經過選舉掌握政權。可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吿一出來，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動，很多人退D。包括英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E.P.Thompson（湯普森），就在那時候退的黨。
當然這件事對中國的震動也很大，不過國內封鎖得很嚴。大概過了一年以後，報紙上還刊出了一小塊文字「闢謠」，說根本沒有什麼秘密報吿，大家當然也就相信了。直到改革開放以後，1980年我在美國才看到了這份秘密報吿的英文版，非常地震驚，而對於世界來講，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可是當時在國內，秘密報吿的消息一般人都不知道。正式傳達的文件是《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是中央政治局討論的結果，作為正式文件傳達，天天讓大家學習、討論。直到六十年代「中蘇論戰」，和赫魯曉夫有了正面的交鋒，有了「九評」。每篇文章都是一學就一兩個月，九篇文章學了一年多。
文革的時候更是這樣。比如晚上八點鐘，電臺裡宣布了最高指示。於是大家就九點鐘集合，背最新的最高指示，然後敲鑼打鼓放鞭炮，到天安門遊行。回來以後都夜裡一兩點鐘了，還不讓回家，每個人都要表態，「堅決擁護……」一圈輪下來，天也快亮了，再回家睡覺。總是這樣折騰，還能幹什麼正事呢？
我在歷史所三十年，仔細算來，真正放在專業上的，加起來不過兩三年，其他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跟歷史研究無關。比如文件傳達，來不來就好幾個小時。其實要把它印出來的話，有個一二十分鐘就看完了，而且印象還深刻得多。我想在這一點上，恐怕和當年的背景有關。當年在山溝裡打游擊，群眾都是沒什麼文化的老鄉，又沒有條件全部印出來，於是就把他們召集起來，翻來覆去的講。可是解放後還用這個辦法，何必呢？一篇大文章，念就得用一個多小時，難道大家都不識字？
再比如下干校，有好幾位大名人，讓他們做什麼呢？錢鐘書那時候六十歲了，算是照顧他，就讓他送信。每天背一個大口袋滿處跑，上坡、下坡一跑就是好幾個小時。其實這種活兒隨便哪個人都能幹，何必一定要找個大學問家？「反浪費」是解放以後最先開始的運動之一，我們講節約，物力不能浪費，但人才的浪費不是浪費嗎？實際上，人才的浪費才是最大的浪費。而且，是不是送兩年信思想就能改造好？我表示懷疑。
上面說的都是和業務無關的活動，也是最花時間、最費精力的部分，下面再說說業務上的事。2004年，歷史所出了一本回憶錄，叫作《求真務實五十載》，紀念建所五十年來的種種成績。不過我以為，實在應該再出一本，就叫《弄虛作假五十載》，講講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不過現在，那些都沒人提了。
先說學術上的虛誇風
「大躍進」的時候，社科院各個所都要上去講成績，聽起來一個比一個的成績大，就像打擂臺一樣。記得有個所上去，說：「我們所翻譯的資料，一個人一天譯十萬字。」不要說翻譯，就是讓我抄，一天也抄不了一萬字，他怎麼能幹那麼多？但在那種風氣下，誰越虛誇誰越受到尊敬。一天十萬字，一個月三十萬字，一年三百六十萬字，三十年就是上億字了。歷史所以前有位先生叫田昌五，評職稱的時候說：「我有一百萬字!J他確實寫的比我們都多，應該給他評上，可是如果他現在還活著的話，應該自愧不如了。據說某先生短短几年就有了一千六百萬字之多，一百萬字可是不值錢了呢。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主持的，找了三個專家做他的助手，底下還有一批人幫助他們：一共干了二十年才300萬字，平均下來一個人一年頂多也就幾萬字已經很不容易了。這位先生幾年下來600萬字，就像畝產多少萬斤一樣，這不是天方夜譚麼？
領導知道我懂一點外文，所以有時也來找我。六十年代初，一天秘書處的負責人把我叫去，說是有翻譯任務。拿一本書過來，但為了保密，只從中間撕下三章、差不多一百頁交給我。這本書的作者是誰我不知道，內容大概是講十九世紀中葉，一個英國旅行家Carruthers在中亞旅行的所見所聞。有一天，我們研究室的冒懷辛到我辦公室來，問我在忙什麼。我說上邊交代了個任務，讓翻譯一本書。他扒到我桌上看了看，正譯到這位旅行家某天到了迪化（今烏魯木齊），迪化知府請他吃飯。這頓飯從早上吃到天黑，一共上了三十六道菜，第一道是什麼，第二道是什麼……把每道菜介紹了一遍，而且中間還要把席面抬開，重換了桌子等等，光這些內容就寫了好幾頁。冒懷辛說：
「這有什麼意思，你不是浪費時間嗎？」
的確如他所說，我又不研究烹飪史，也不研究美食史，費那許多精神一幹就是好幾個月，和我的專業有什麼關係呢？我猜想，可能是因為和蘇聯的關係鬧僵了，上邊要找有關中蘇邊界的資料。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應該找中蘇邊境問題的專家才對，他們更熟悉，也知道哪些材料最重要。我是既沒研究過中亞，也沒研究過新疆，連地名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得從頭來，而且完全摸不著頭腦。那是什麼個效率，會有什麼效果呢？
再比如文革後期，有一次領導交代一篇翻譯的文章讓我校對，結果我發現問題很多。當然，一個人的水平有高低，這是勉強不來的，就像不能要求每個運動員都打破世界記錄一樣，水平不行也不必嘲笑他。但你不能弄虛作假。比如參加一萬米的你少跑兩圈，或者參加跳高的你從竿子底下鑽過去，這是不行的。這位同志的翻譯，凡是疑難的句子都跳過去，原文沒有的話他在那兒胡編亂造。這種翻譯，除了充數有什麼意義呢？
還有一件事情，給我的印象很深。歷史所有位女同事叫劉坤一，老燕京出身，年紀比我還大。有一次，我們的副所長拿她的譯稿讓我校對，同樣讓我驚訝的是，她的譯稿不但和原文對不上，而且連中文都不通。劉坤一是研究生畢業，怎麼會中文都不通呢？我不相信。後來有一次和她聊天，她大發牢騷，說：「老讓我們做「無名英雄」。」比如某領導忽然對某個題目感了興趣，就交代篇文章讓底下人翻譯。吭吭哧哧干了倆月交上去，他三分鐘看看沒意思，啪，往廢紙只一扔——得，這兩個月的勞動就報銷了。經她這麼一說，我就明白她為什麼連中文都寫不通了。
對知識不尊重，對人才不珍惜，倒使濫竽充數成了風氣。
1976年唐山鬧地震，上面交代讓整理地震資料，搞得像國家機密一樣。人手一套地方志，比如《某某府志》，拿來一頁一頁翻。忽然發現一條記載，說康熙某某年，某地發生了地震，死了若干人。於是趕緊把它抄下來，這就是歷代地震的材料了。也許這是需要的，假如真研究地震，可能也很有意思。可是我們不懂地震，也不研究地震，一弄幾個月，倒也弄了一大厚摞，做什麼用呢？
學部雖然牌子挂的是「中國科學院」，但在領導體制上歸中宣部管，明確屬於「黨的理論戰鬥隊伍」，帶有很大的官僚行政機構的性質。所以，歷史所的工作實際上是直接為現實政治服務的。
比如文革前夜，歷史所接到上級任務，查歷代政變的資料。於是乎，男女老少齊上陣，翻箱倒櫃找材料。之後不久，林彪有一個講話在當時非常有名，歷數二戰以後全世界的政變以及中國的歷代政變。我想，他用的就是我們提供的那些材料。後來又有所謂的「二月兵變」，針對的應該是幾位老帥，最後好像都推到賀龍身上，是文革初期很重要的一個案件。我想這或許是故意製造的一個「事變」，所以要事先找材料渲染一種氣氛。
林彪事件後搞儒法鬥爭，把法家捧的不得了，把儒家批得一無是處，接著就是批林批孔。其實，都是為了當前政治鬥爭的需要。因為林彪引過《論語》裡「克己復禮」這句話，於是認為他反動思想的老根子全在孔老二的身上，所以就猛批孔老二。
如果不參與其中的內幕，你永遠都弄不懂到底是怎麼回事。孔子已經離我們兩千五百年了，我不相信他對今天還能有多大的影響，費那麼大勁批他做什麼？不等於唐吉訶德先生跟風車作戰，犯了神經病麼？再者，今天的青年人究竟有幾個真正崇拜孔子、跟孔子走的？我想即使有，也是極少，沒有多大力量。孔老夫子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對、哪些錯，這是一個學術的問題。你要打倒什麼人，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必藉著這個說那個，一味地影射。林彪跟孔子有什麼關係？
其實都是牽強附會，太政治實用主義了，也可以叫作「古為今用」吧。
再說說科學研究。按理說，那應該是先研究、再下結論。可當時正相反，我們是先有結論，而所謂「研究」，無非是給這個結論提供證據。
那幾年，國內關於歷史學的文章有兩個熱門題目，一個是農民起義。因為按《毛選》上說，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就是農民起義。另外一個就是資本主義的萌芽。《毛選》上說了，就是沒有外國的侵略，中國也會自己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於是這些就成了熱門。其實這兩點都是先有結論，把結論變成了前提，並沒有經過充分的論據證明。但底下這批搞歷史的人就都這麼附和，到處找材料證明這兩個先驗結論的正確。
實際上，中國的歷史資料並沒有農民起義的記載，都是寫「盜匪」。比如黃巾起義是「黃巾賊」，天平天國的人都留長頭髮，叫「發賊」。於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就把所有「賊盜」都說成農民起義，把中國歷史改寫成農民起義的歷史，或者叫農民革命史，全是造反有理。如果是這樣的話，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中國歷史上那麼多、那麼大規模的農民戰爭，那中國歷史就應該是最先進的，是全世界發展的最高峰了一實際上卻又大謬不然。英國在十九世紀以前是世界最先進的國家，但我翻了半天蘇聯的教科書，只發現十四世紀的英國有個Wat Tyler的起義。難道因為這，英國就變成近代史上最先進的國家了？我不相信。
再有就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說。這也是個設定了的結論，於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就到處找萌芽，結果找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東西。比如說雇佣勞動，有人提供了生產工具、僱人替他勞動，從而產生了雇佣關係，那麼這就是資本主義萌芽了。要這麼說的話，就太幼稚了。比如我請個保姆幫我做飯，她沒有生產工具,鍋碗瓢盆都是我提供的，每月我要付給她工資，這就是資本主義萌芽了？按我的理解，什麼是萌芽？它得開花、結果才能算是萌芽。可是萌了幾百年的芽，始終沒有繼續發展，那還算是萌芽嗎？古今中外到處都有雇佣勞動，那全世界就到處都是資本主義萌芽，那還得了。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事先設定一個唯一正確的理論標準，大家都要照著這個說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敢反對。但是，思想怎麼可以定於一尊呢？一個人怎麼可能字字都是真理？如果理論到某某人就是頂峰了，別人說的都不對，唯有他是正確的，別人都得聽他的。那麼，人類思想、人類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