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圖片來源：Jacques Langevin/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6月23日訊】我年輕時沒有特別注意中國的事。小時候我只有幾個華人同學，但他們和1949後的中國沒有直接的關係，也許是跟著父母親從臺灣來的，也許他們的家庭已經有幾代祖先住在美國，我從來沒有特別問過。我在休士頓的同學中，白人、黑人、拉丁美洲人都有，越南戰失敗後也有很多越南難民移民過來，華人反而很少。1980年代我上大學時的情況差不多。
1986年秋，我到了洛杉磯開始讀博士。由於當地的租金特別高，我決定住在校外的宿舍。住在那裡的租客每週都做一些工就能省些錢。很多大陸人也住在那間宿舍，我認識了幾個。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代大陸人來美國學習。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1979年的中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如果說近來很多大陸人之所以來美國留學有特別實用的目的，首代的留學生則不同。根據我和他們的交談，他們要脫離毛澤東時代的教育災難，要恢復現代理工科的知識。我記得他們都非常認真，目標就是將來回去幫祖國建設經濟以及社會發展，他們都知道那時中國還是一窮二白的國家，所以中國人必須認真讀書，才能推動祖國的現代化。
1989年春天的北京學生運動爆發以後，在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很多人，包括我宿舍裡的朋友們，都十分興奮，而且不僅僅是中國人有這個感覺，多數在校外租住的美國人也是如此。應該記得，那時候西方人都認為違反人權是共產黨國家根本的政治特徵，而共產主義陣營正瀕於崩潰，蘇聯和幾個東歐國家已經開始民主化的過程。那時候，還要等到1989年秋天才能看到在東歐出現最後的革命時刻，然而在1989的春天，東歐各國都看得出已經有了要變革的跡象。在北京那一年的春天，氣氛十分活躍，幾乎每日都有遊行抗議，在場的同學們都提出改革的要求。在這個背景下，正在蘇聯進行改革的戈爾巴喬夫到了北京。雖然他沒有直接和大學生抗議者正式交流，不過這個訪問好像引發了學生們繼續努力追求同樣的改革。無疑，我最欽佩的事件就是五月二十日政府宣布戒嚴之後有幾十萬北京人上街阻礙軍人進入北京，這些軍隊是調動來平息愈來愈威脅中共統治的抗議運動。
當然，中共不能讓這個光明時刻繼續下去。1989年六月四日是週日，我比較晚起了床，早上一打開收音機就知道發生了什麼。根據最近幾個禮拜以來的新聞報導，到了這個時候中共用解放軍來清除天安門廣場是能夠預測的結果，然而其對當地老百性的攻擊還是意想不到的。
據我觀察，中國老百姓對於六四屠殺的反應經歷了幾個階段。我要提醒一下，除了最後的部分，如下的解釋只是基於我個人的認識。
一是中國人和美國人的憤怒。根據BBC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的英文書籍顯示，屠殺的消息傳出之後，在很多中國城市立即發生了大規模激烈抗議，這些都被政府強力鎮壓了。在美國也有類似的抗議，當然政府的反應不會是鎮壓。我特別記得在UCLA校園工程學大樓的旁邊一直有示威活動。這樣的抗議活動，很多美國城市都有，UCLA關注的是本校的一個研究生，他五月中已回國去支持學生運動，可是沒有準時回來。與此同時，有一段時間，有的美國人，特別是政治人物，他們都覺得在西方價值觀剛剛在全球獲勝的情況下，只需大聲抗議以及西方政府的經濟制裁就能夠糾正這一反人類罪行。（幾個月後這個勝利在東歐這個就來了。）在我的中國朋友圈裡，新聞報導和相關的圖片反而讓他們怵目驚心。而且儘管我知道有些宿舍的朋友們參加了抗議活動，不過六四後他們都對於我們美國同學都變得沉默寡言。
六四後接下來的各國反應的轉變可以說是與惡魔交易。1989過後幾年我畢業了，不過我還繼續關注中國的事。在我晉升為副教授之後我有機會恢復以前的中文學習，大概從2010年開始，我在尋找華人作為語言朋友。每年都有新的華人朋友，有一個是臺灣人，其他的都是大陸人。這些大陸人來美的目的不是直接服務祖國而是獲得職業必須的技能。我記得有特別多的語友來美學習商業。
我感覺到這一群中國人比前一代的精神風貌差很多。我經常和他們聊天，在聊天中我們往往轉換話題。不同語友教我很多，比如民國時代的文學人士，中國的經濟狀況、美國政治等等，可是只有一個華人自己談到了大陸的政治話題。我記得這位的年齡比其他語友們的大一些，他四十歲左右，已經有一個小孩。有一次他說到西方民主政治價值觀不符合目前的中國。這個人特別提到在當時的中國經濟發展，甚至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有些好處。我是美國人，當然不便批評。除了這位之外，我覺得這一代來我大學的大陸人內心有衝突。當然他們在新的中國有1949年後其他前代普通人沒有的機會，那就是通過職業上的努力來致富。有幾個語友，他們在工作方面很成功，他們是好父母，可是好像對於政治沒有任何興趣。
後來我去中國大陸住了兩個月來研究中國經濟歷史。那時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們一起去一家飯館。我們在雅間（private dining room）一邊吃東西，一邊聊著。在房間裡他們十分喜歡談中國的經濟未來，他們為中國的未來擔憂。然而每次服務員進來我們馬上改變話題。我有另外一個朋友，他在兩個月的交往過程中都對我很友好。有一次他開車帶我去看當地附近的風景，那時他在車內突然猶豫地問我對中國的整體看法。顯然他對中共的統治是懷疑的，但是在大陸精英群裡這這樣的質疑派能佔百分之幾呢？
上述是我個人跟大陸中國人直接溝通的經驗。由於幾年來在我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數量大為減少，而且疫情從中國大陸蔓延至了全球，近年來只能根據新聞報導去瞭解大陸不少年輕人目前的心態改變。他們好像已放棄了兩個由中共設定的目標。這些媒體報導說他們愈來愈拒絕生小孩，並且所謂「躺平」的現象到處蔓延。我當然不敢預測中國人未來的精神狀態會怎樣，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未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努力逃避現在的政權。
Evan Osborne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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