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18日中國境內排隊進行核酸測試的人群。（圖片來源：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9月15日訊】（看中國記者古望琴編譯/綜合報導）美國《外交雜誌》撰文稱，中共的大規模動員戰略可能會有驚人的COVID-19清零效果，但只能持續很短的時間，因為動員從來都不是萬能的。
《外交雜誌》14日的文章指出，COVID-19疫情在武漢初步爆發後，中國成功實施了全國封鎖，控制了病毒在境內的傳播。中國政府將這種長時間的COVID-19新病例清零，歸功於「共產黨的驚人領導」，並聲稱中國制度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具有「制度優勢」。
中國遏制COVID-19的政策核心邏輯是「清零」，做法是關閉邊境減少外國輸入病例；封鎖任何有新冠病例的社區，阻斷大規模傳播。然而，清零政策需要整個社會付出巨大的努力。人們看到，數以千計的醫務工作者24小時輪班工作，在72小時內為武漢市的1100萬居民完成了核酸檢測；眾多的醫務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和黨員幹部，通過街頭巡邏、定期家訪、向民眾分發食物和其它日常用品等方式實施封鎖；普通人也忍受著巨大的犧牲，支持清零政策；整體的代價是失去個人的自由和收入。
實際上，實施清零政策的關鍵，是共產黨動員動員群眾的能力，這種能力早已根植在中共的列寧主義身份和歷史中。列寧主義指的是從上到下，逐級延伸的系統。中共擁有超過9500萬名黨員和480萬個各級黨委，是中國唯一深入社會基層的組織。這還沒有算上國有企業、學校、醫院，以及其它在中共控制之下的公共機構和社會組織，它們也能為共產黨的全民動員貢獻一份力量。
中共在歷史上一直把這種群眾動員，當作「秘密武器」，代表作是毛澤東在延安時代發展的群眾路線。後來，群眾路線成為中共在1949年竊國的殺手鐧之一。1949年後，無論是1949年至1956年的社會轉型，1958年至1961年的鋼鐵和糧食生產，還是1998年和2008年的抗擊自然災害，中國共產黨繼續嚴重依賴群眾動員來實現黨的目標。
在2020年春季中國控制了全國性的Covid-19爆發後，中國境內只有幾次規模比較小的疫情。不變的是，北京政府仍然繼續執行清零政策一直到現在；可是原本在全國性病毒爆發期間支持共產黨封鎖政策的居民們，他們的立場已經發生了改變，他們已經站出來反抗封鎖了。
在2021年夏季的疫情爆發中，揚州某社區的數百名居民，抗議政府對他們的三週社區封鎖。政府管理的供應品交付系統的失敗也引發了騷亂，許多居民抱怨說，無法從政府那裡獲得食物、衛生用品和其它日常必需品。等到最後能買到食品的時候，蔬菜的價格不僅高於市場價而且已經腐爛。
對供貨不足的憤怒和對封鎖的挫敗感，加劇了人們的不滿情緒。在不能找到用和平手段表達不滿的情況下，居民們決定組織一次抗議活動。在騷亂中，居民們在小區門口高喊「結束封鎖」；幾個激進份子甚至試圖用武力打破門口的檢查站。
那麼，為什麼清零政策開始適得其反？是什麼因素讓群眾動員走向失敗的呢？
成功的群眾動員的關鍵，是為所有的動員參與者塑造一個共同目標。從毛澤東時代到今天，這一直是中共的一個關鍵著力點。毛澤東的動員工作的中心，是利用意識形態的灌輸來鼓勵群眾參與。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黨的宣傳機器讓人們相信，動員群眾符合民眾的利益。習近平政權也採用了類似的說法，重點是宣傳抗擊疫情符合所有人的利益，Covid-19是國家緊急事件，是全國人民共同的最大的敵人。
北京政府成功的以圍剿的心態號召了人民，而民眾也理解病毒疫情的嚴重性，特別是那些對2003年SARS爆發記憶猶新的人們。因此，人民支持北京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的遏制病毒流行，相信「清零」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時，歐洲和美國的死亡人數激增，和中國的病例數下降之間的對比，進一步讓人們相信，嚴格執行封鎖是遏制病毒爆發的唯一途徑。人們於是為了這個更大的事業，放棄了他們的自由和收入。許多人甚至認為，他們呆在家裡，就是在為「抗擊大流行病的人民戰爭」做貢獻。這種參與感和自豪感，幫助民眾遵守了清零政策。
然而，隨著大流行病的蔓延，政府發現在官員和人民之間形成共同的目標，贏得民眾對清零政策的繼續支持，變得越來越難了。人們開始把其它的問題，比如說，過正常的生活，放在比病毒清零這個共同目標更重要的位置上，而且民眾也意識到了封鎖實際上阻礙了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
在最初的武漢導致的全國性新冠病毒爆發之後，中國的疫情一直是局部的、小規模的，只有少數城市出現了病例的上升，而且數量極少。面對這些較小的爆發，較小的威脅，人民開始質疑採取極端的清零措施的必要性，比如說，以自由和收入為代價的嚴厲的封鎖和大規模的核酸測試。
後來，揚州出現了大規模檢測的聚集，導致的疫情爆發，人們開始認真的質疑清零政策的有效性了。一位揚州居民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清零政策的標誌性組成部分，大規模檢測活動不正是Covid-19的孵化器嗎？後來，中國最有發言權的醫學專家張文宏博士公開主張「與病毒共存」，受到了中國網民的支持和批評，引起了關於清零政策的公共辯論。這讓爭取民眾對清零政策的明確支持變得極為困難，北京政府也就很難維持對群眾的動員。
同時，民眾對官員們腐敗和尋租的懷疑，進一步損害了形成共同目標的努力。在揚州的疫情中，附近的市場上明明有新鮮、便宜的蔬菜出售，但官方卻要求居民購買政府提供的昂貴而腐爛的蔬菜。與此同時，居民們還質疑地方官員是否在利用送貨服務來謀取私利？揚州政府提早解封了政府官員居住的紫金文昌小區，這讓揚州居民中廣泛流傳著一種說法，政府提前解除該小區的封鎖，是為了讓官員的子女能夠按時出國留學。不管這些傳言是否屬實，官員中飽私囊，濫用權力，以犧牲揚州居民的利益為代價，為自己的家人謀取利益，這些所為已經讓中共官員和民眾之間的共同目標的建立，走向了不可能的方向。
正如波士頓大學的國際關係和政治學教授約瑟夫·費斯米特（Joseph Fewsmith）所說，美國在危機管理方面沒有中國的動員能力，嚴格執行的清零政策確實顯示了中共作為列寧主義政黨的制度性力量；然而，最近的事態發展說明，共產黨的動員並不能無限期的持續下去。一個成功的動員需要在所有參與者中，精心構建共同的目標。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必須忍受犧牲，並為這個共同的目標努力。
然而，長期的群眾動員面臨著失去這一共同目標的危險，因為不同的參與者開始將自己的利益置於共同目標之上。危機期間，人們對政府尋租的看法，進一步惡化了民眾的支持。因此，共產黨的群眾動員在開始瓦解，效果也在隨之下降。
中國共產黨可能認為群眾動員是它的秘密武器。然而，它不明白，動員從來都不是萬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