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圖片來源：Keystone/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6月18日訊】八十年代，筆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縣委幹部。他曾經對筆者說，毛澤東三次發瘋，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這個毛災星害苦了中國人。
中共發動土改運動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發動鎮反運動鎮壓了一切可能通過武力反抗共產黨的人，發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剝奪了工商業者的財產。而後，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向了知識份子，尤其是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因為他們是組織起來的力量。
作為一個階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與專制制度是對立的，是建立中國共產黨文化專制的障礙。毛澤東掌握政權後，最為擔心的是知識份子。因為，毛澤東知道知識份子大都有獨立的人格，具有專業知識，不會輕易相信共產黨的謊言。為保住自己的獨裁統治，毛澤東開展了一系列壓服和迫害知識份子的運動。1957年，毛澤東搞「陽謀」，發動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識份子的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麼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麼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1957年4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召開了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到會的有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名的無黨派人士及劉少奇、朱德等人。會上毛澤東向黨外人士說明瞭共產黨「開門整風」的目的和意義，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從5月2日至5月12日，僅僅十天之內，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多次各類會議，向中共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多條意見、建議。他們提出了體制性問題，反對中共壟斷權力，反對特權，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外行領導內行，主張擴大社會民主，加強法制等等。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
章伯鈞應邀參加由中共統戰部組織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座談會。他在一次發言中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章伯鈞的這番言論，被中共認為是主張「輪流坐莊」的政治企圖。於是，毛澤東本人將章伯鈞打成第一大右派。
羅隆基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會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的失誤，鼓勵大家把冤枉委屈都申述出來。
儲安平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共產黨所有。當前中國是「黨天下」，黨在國上，人在黨上。
筆者曾經借閱過《北大民主運動紀事》。
青年學生，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們是最為主動最為活躍的投身於右派民主運動的年輕力量。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張紅色大字報出現在北大大飯廳的牆壁上，質問團委會出席」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學生們首先關注的是民主選舉問題。第二張大字報是倡議開闢」民主牆」。由於一切報紙刊物都被共黨把持,人民沒有發表言論的地方，所以這張大字報關注的是言論自由的問題。5月20日下午5點鐘後，已經有大字報160多張。
筆者難以忘懷的是瀋澤宜、張元勛寫的詩歌《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燬一切人世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攔，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是時候了。向著我們的今天我發言！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沈重的琴弦---。今天，我要鳴起心裏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中一切的黑暗！
譚天榮寫的《一株毒草》，建議北大學生自己創辦一個綜合性學術刊物。學生們很快辦起了一份自己的刊物《廣場》。
廣場發刊詞寫道：」這個運動遠遠超出了黨內整風運動的範疇，而且有了偉大的社會思想意識大變革的巨大意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裡—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要勇敢地再認識。----北大民主廣場曾經是五四舉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輩們曾在民主廣場上集會點火與誓師高歌！----先輩的廣場已經荒蕪，我們很艱難地把它打掃乾淨，----來吧，朋友們！到廣場上來！這裡有自由而新鮮的空氣，它可以震動你的聲帶，唱出你願意唱的個性的歌」。
21日號，劉奇弟貼出了《胡風決不是反革命》大字報，要求釋放胡風。他批評」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資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材料。
22日大字報大量增加，到處是辯論會、演講臺。23日，召開了一場大型辯論會，著名的民主人士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林希翎在北大作了第一次發言。她說，「胡風向中央遞交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為什麼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的呢？」
林希翎說，她經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他們的民主都有侷限性，共產黨的民主也有侷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現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大如此轟轟烈烈，為什麼報紙不報導！人民群眾不是阿鬥，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行動起來！她大義凜然地說，我既然到了這裡，就是冒著風險，坐牢也沒有關係。
5月27日，林希翎在北大作了第二次發言。她首先堅持認為個人崇拜與社會制度有關。她指出人民內部矛盾在我國表現為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發展下去可能會轉化為對抗性的。她說，現在有人在說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時，總說是最好的社會，這個「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學。她認為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斯大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
6月20日林希翎被《人民日報》點名，成為五七反右運動中第一個大學生中的大右派。
嚴仲強在《「瘋子」的話》裡說：我並不想認為這次整風對我是一次恩賜，相反，我認為這是一個稍有見識的政黨都應當採取的一種手段，要統治就得給人民以民主、自由。老爺們、公子們儘管你們道貌岸然，但是掩蓋不了你們的罪行，歷史是不容抹殺的，讓你們發抖吧！讓你們從寶座上滾下來吧！我建議學校中開放唯心主義課程，應當和唯物主義課程處於某種均勢，這樣才可能批判唯心主義。
1957年7月已經開始反右了，嚴仲強又寫下《壓制不了的呼聲》：事實上即使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是可以批評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蘇聯公有制形式並不相同，人們自然有理由懷疑現在的公有制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最好的形式，對於這種要求不應該誣蔑為修正主義，事實即使有人要回到資本主義，只要他們不以行動來推翻社會主義，並且講出自己的論點，那麼也還是屬於百家爭鳴範圍的。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犧牲一切。
蔣興仁在《論現行選舉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實行》一文中，要求民主選舉學生會。指出由領導個人決定，沒有競選的選舉，實質上不是人民當家作主，就是不民主，選舉成為人民出賣主權的手續，把主權讓給獨裁者。
王國鄉說：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以為整掉某個共產黨員的三個主義，就會萬事如意，不會的。如果缺點只是個別人造成的，為什麼全國普遍各地都是如此。關鍵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缺陷問題。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些社會主義就會枯萎，要保衛社會主義就必須給人民以權力，讓我們在精神上，正如在經濟上一樣自由。如果人民的義務只是服從領導，體會領導意圖，那麼‘三個主義’在運動中被整掉，還會再起。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沒有頒布民法、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意圖、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大主義。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我們要做國家和自己的主人。
錢如平表明他的態度是：頭可斷，血可流，真理決不能丟。他評論說，中國的生產資料主要掌握在軍政要人手中，並不掌握在群眾手中。
馬雲風認為共黨的組織手段存在以黨代政和公民選舉權不平等問題。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各種手段都具有一種共同的特性，就是，不管對錯，只要是黨的決定就能夠載入在人民的身上。所以黨和人民之間就有發生一種強制性的可能。他提倡讓青年獨立去思考，大膽懷疑，勇於幻想，甚至對黨的政策、方針也可以懷疑。他嘲諷地說，反黨就是反革命嗎？這是很可笑的。
王書遙在《高度集權是危險的》一文中說：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這一教訓時，沒有歸於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卻歸之於「人的思想情況「，我認為是很不妥當的。----為了使人民群眾認識水平提高，必須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來決定一切。任何在理論上或在實際上，不論以何種隱蔽的形式對人民作用的降低，都會妨礙這點。如果使群眾覺得有了一個可靠的領導者，有了一個可靠的黨，它100%的正確只要跟著他走就完事大吉了，這就使群眾必然日益產生依賴思想，日益麻痺。也必然得出了貶低自己作用的論調，諸如什麼」共產黨是自己的解放者「，什麼」毛主席是自己的大救星「，什」‘永遠跟著共產黨走「。於是一切功績都是共產黨賜給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鳴大放也是，但是不，決不是這樣，人民群眾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六億人民的生活決不應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危險」。
岑超南說，沒有人民的絕對權力，沒有人民的民主監督，不論如何整風，整來整去，都不過是一陣風。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掃空。我堅決要求以下民主措施:嚴格保證憲法的公民權利。人民對領導有絕對的實際的監督批評罷免權力。反對人事制度的神秘化，專橫化，人事制度要受人民監督。除政府、軍事及特殊部門外，一般不濫行保密，以免借保密幹壞事。反對新聞封鎖，壓制言論，擴大參考消息發行，民主牆經常化。幹部政策要德才兼備，反對黨團特權化，反對「盲從便是德「。
岑超南說，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的原因：一、法制問題，憲法的人民權力尚沒有得到絕對的保證。二、領導與群眾的關係問題：由於尖銳的階級鬥爭而形成的權力高度集中使領導與群眾決不是真正的被監督與監督的關係，而是絕對服從的關係。---三、言論自由問題。在人民內部事實上並不存在言論自由，在反動帽子滿天飛的時候，在政治壓力之下，更可怕的是「對領導不滿，便是反黨「的輿論下，任何反面意見都遭到毀滅性的圍攻，任何片言只語都可以列入肅反材料，將來有無窮後患，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岑超南在文章中最後說，特殊階層，安息吧！
劉績生在《我要問、問、問？？？》中寫道：除去右派份子以外，一般人很少給黨中央提意見。黨中央似乎也沒有交待過自己的缺點。我想知道的是「三害「的蔓延全國是否與黨中央的領導有關？是否一切錯誤只在下面存在？而黨中央能自我獨清」一塵不染「？如果有那麼多錯誤。為什麼不能讓人民瞭解？---最後，不管人們是否樂意，我仍要振臂高呼：思想大解放萬歲！民主、自由和人道主義萬歲！
燕遁符說，在英國、法國----工人認為民主自由式人的基本權利，是本份，而在我們這裡，很多人卻認為民主自由是領導者給我們的恩賜，---故在我們國家如果不特別強調切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特別容易產生「三害「。我們這里民主太少了，----這使廣大人民的智慧發揮不出來，大大妨礙了社會的發展。
5月19日後，北大的大字報越來越多，舉辦了多次辯論會，有人惡意攻擊學生們的言論是反革命煽動。5月22日，林昭在辯論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1957年秋，林昭、瀋澤宜、張元勛等人被打成右派份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林昭被搶救過來後，當局認定她態度惡劣，加重判處她勞動教養三年。林昭自然不服，她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中共極權集團殘酷處死那些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兩個武裝人員押著林昭，，她的口中被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後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槍開槍，她先中一彈，倒地爬起，又中兩彈，扑於荒原！然後四凶手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駛疾馳而去！4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中國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的林昭家中，出現了一樁「史無前例」的「天下奇聞」！一個傢伙在樓下呼叫「許憲民」這個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範聞之急忙開門，面對著她的驚懼神態，他表現出一副不屑詳言的惡棍驍勇與殺人娛樂後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範終身難忘！他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開始似未聽懂，繼而意識到噩耗成真之後，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暈厥於室內地上，彭令範拿了五分錢的硬幣打發了那個劊子手，他對「屍體現在何處」的詢問一言不答，猶如未聞，揚長而去。林昭母親幾番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級法院詢問林昭的遺體究竟被如何處理？如果掩埋，埋於何處？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絕皆不奉告，而且聲厲色獰，拒於門外！林昭母親終於迷失了記憶，她挎著一隻竹籃、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夢遊與囈語。終於有一天，她倒在繁華的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體鱗傷，面頰青腫，口鼻流血，一隻鞋失落遠處，竹籃與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斷。她是被紅衛兵小將打死的！他們說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親，林昭已被槍斃了，也不能叫這個反革命老太婆活著！一聲吆喝，簇擁圍打，拳腳交加，頃刻命絕。
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中共執政八年所產生的嚴重問題，而是感到了恐懼。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倒打一耙：「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毛澤東指示中共要繼續釣魚。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誣蔑「少數的右派份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是說「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有意引蛇出洞。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7月17日至21日，毛澤東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部署反右鬥爭。8月3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將提意見的人定性為右派，與中共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鎮壓開始了！
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
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羅冰在《1957年發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堅持說：「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份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按照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依照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份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份子共計五百五十萬人，右派佔知識份子總數已達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羅冰提供的數字，右派佔知識份子總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之一以上。
毛澤東對此得意洋洋，說什麼「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7-18]）
毛澤東真乃喪心病狂之暴徒！
右派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大多數右派份子遭受長達20多年的歧視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猛烈衝擊。述說右派們悲慘命運的文章很多，建議讀者可以閱讀《慘死在甘肅省夾皮溝的右派烈士們》一文。
知識份子的仇敵
自秦朝始,中國成為一個專制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家族專制統治，歷代專制君主首先要維護思想統治。自漢武帝始，儒家學說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正統思想。知識份子要想在社會中安身立命，必須信奉儒家學說。儒家學說成為歷代專制王朝的思想統治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推行馬列主義極權意識形態的政黨。藉助蘇俄的支持奪取大陸後，中共就開始建立馬列主義極權意識形態。馬列主義被中共奉為正統思想，成為中共的思想統治工具。知識份子要想在社會中生存，必須信奉馬列主義。1949年前的知識份子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中共要建立思想統治，就必然用權力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迫使知識份子皈依馬列主義，對中共俯首聽命。
中國共產黨黨內，毛澤東的「皮毛」謬論表現出他對知識份子的蔑視態度。他從馬列主義視角出發，認為工農階級是社會的主體，無視知識份子社會主體的作用；又從階級鬥爭立場出發，認為知識份子大都出身於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是中共進行思想統治的障礙。為此，毛澤東發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批判"紅學家"俞平伯，對知識份子進行了政治圍攻。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公開批判最後演變成政治上的肅反運動，大搞文字獄。知識份子第一次感受到中共的屠刀載入脖子上。毛澤東公開叫嚷「輿論一律」：「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在人民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對於反革命的專政。在這裡，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裡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57-159頁）
毛澤東把一切不信仰馬列主義，不跟隨共產黨的人定義為「反革命」。毛澤東要用專政的方法，剝奪一切「反革命」的言論自由和法律保障。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知識份子的立命之本。毛澤東通過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剝奪了知識份子對社會的發言權。知識份子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被關進監獄，要麼不說話。中國共產黨把知識份子打到了社會底層：地富反壞右。文革時，知識份子淪為臭老九。
人的利益是不同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力告訴他人應該信仰什麼，也沒有能夠剝奪別人言論自由的權力。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無恥，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那樣卑鄙，竟然用槍桿子改造知識份子，剝奪知識份子自由思考、自由言論和自由寫作的權利。
國賊毛澤東是人類自由精神的死敵。
民主黨派名存實亡
反右派運動，以整肅知識份子開始，以非黨化民主黨派告終。
中國的民主黨派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國家實行民主憲政制度。抗戰勝利後，中共假借民主黨派的憲政旗子，反對國民黨。1945年7月，黃炎培、章伯鈞、傅斯年等六位參政員訪問延安時，黃炎培曾問毛澤東：「怎麼能擺脫中國王朝更迭的週期律？」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章立凡：「我父親到大陸的時候，我母親還在香港。父親晚年時，我母親曾經問他，現在都落到了這個地步，你把我叫回來究竟為什麼？說這話的時候是在文革時期。我父親說了這麼一段話，‘我以為他們真的要搞民主了’」(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難以置信的是黃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竟然相信了中共的謊言。要知道，蘇俄是一個黨天下的極權國家，中共要走的是蘇俄黨天下之路，怎麼可能搞民主呢！在奪取大陸政權之前，中共只是把民主黨派當作牽制國民黨的暫時的同路人而已。對於民主黨派，「共產黨是什麼態度呢？在現在看到的資料中，有一封1947年毛澤東寫給蘇共的信，他的觀點就是在中國革命勝利後，中共之外的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後來，斯大林在1948年給他寫了回信，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斯大林認為，這些黨派在歷史上曾經發揮作用，將來得成立聯合政府，還要跟他們合作」(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毛澤東明確地表明中共奪取大陸之後，民主黨派的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毛澤東要建立中共黨天下。由於主子斯大林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中共不得不同民主黨派合作，但是中共一定要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1949年7月，劉少奇訪問了蘇聯，他向斯大林請教，中共真的要當家了，應該怎麼當這個家？他在給蘇共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中說，政協籌備會已經組成，共有籌備委員134名，其中中共黨員43人，與中共保持絕對一致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的有12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中共可以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在籌備會中另外設立常務委員會，有委員21人，同樣可以保證我黨的領導地位，就是說，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
一旦歸順了中共，民主黨派便處於中共的領導之下。「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大概在1950年，李維漢宣布，中共已同各民主黨派達成了協議，即民主黨派不能在軍隊、軍事機關、軍事院校等軍工單位發展成員。後來，中共又將這個範圍作了進一步擴大，擴展到情報機關、駐外使領館、少數民族地區」(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民主黨派不得隨意發展成員。民主黨派「軍隊國家化」的主張被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所廢除。此外，中共安排一些中共黨員在各個民主黨派內抓組織工作，民主黨派的費用由國庫支出。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行中共控制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協變成了一個統一戰線組織，只是一個諮詢機構，不再具有立法和監察的權力。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喪失了獨立性，成為幾個美化中共的花瓶。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中共將一大批民主黨派人士劃為右派份子，民主黨派變為改造的對象，終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完全停止了活動。
1957年，毛澤東通過發動反右運動，實現了黨天下。而後，1966年，毛澤東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實現了毛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