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製生物武器（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5月29日讯】（看中國記者肖然編譯報導）一直在跟蹤調查COVID-19病毒起源的美國生物學專家塞林本週在《網關專家》撰文，提出武漢大學動物實驗室是COVID-19起源的說法和證據。
文章寫道，顯然，COVID-19病毒是在中共實驗室製造，同時是軍方生物戰爭計畫的一部分。那麼，病毒究竟是由於偶然的事故還是故意釋放的呢？
越來越多證據表明，早在2019年11月就發生了實驗室事故。儘管未得到確認，但一直有人懷疑是中共軍方故意釋放了COVID-19病毒。其中一種設想是，中共在2019年10月18日-27日的武漢軍運會上釋放了病毒。
我曾在2021年5月於《門戶新聞專家》（Gateway Pundit）發表文章，引用了以下來自中共內部的消息：
-一種完整成型或接近完整成形的COVID-19病毒，於2019年初從中共東部戰區司令部送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
-與廣泛流傳的敘述相反，COVID-19病毒被送到武漢病毒研究所是為了進行測試。
-測試工作被指派給一組年輕的科學家。這組科學家的領導的名字是已知的，此人的科學背景與他/她（在測試工作中）的角色相符。
-測試使用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進行。
我們需要記住其中兩個要點，一個是東部戰區司令部（總部在南京）同時也是分離ZC45和ZXC21的單位。流亡美國的中國病毒學家閆麗夢披露，這正是用來在實驗室中製造COVID-19的骨架；其次是使用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進行的測試，可能由武漢病毒研究所科學家趙山（Chao Shan）領導。但測試可能並不是在江夏地區的P4（生物安全等級4）實驗室進行，而是在武昌地區的武漢大學ABSL-3（動物生物安全等級3）動物實驗室。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女”石正麗也說，在病毒疫情爆發前，江夏地區的P4設施沒有進行過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實驗。趙山（據推測的COVID-19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實驗的領導人）提供的專業地址也並非江夏地區P4實驗室，而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P3設施，距離武漢大學ABSL-3實驗室很近。
現在有額外的證據（其中部分可認為是實錘證據）支持這種觀點：COVID-19可能是在進行致病性和傳播性研究研究時，從武漢大學的ABSL-3動物實驗室釋放出來，那兒的工作人員或許被感染。有報導顯示，李紅良雖然於2020年5月6日被評為“萬人計劃”領軍人，但他的武漢大學動物實驗中心主任頭銜和武漢大學ABSL-3實驗室主任頭銜卻被突然取消。“經調查，雖然沒有發現造假，但是許多論文被發現濫用圖片，這反映了其缺少嚴格的實驗數據處理過程。”
之後，武漢大學的ABSL-3實驗室進行了一系列的安全檢查，2020年4月宣布新的安全制度，尤其是在冠狀病毒研究方面。武漢大學在2019年發生的其他異常事件也提供了間接證據。
塞林最後質問，大多數證據表明，COVID-19大流行可能起源於武漢大學的ABSL-3動物實驗室。但這是大流行的罪魁禍首，還是中共軍方更邪惡行動的替罪羊？
註：塞林於2006年7月獲得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碩士學位，贏得全球反恐戰爭遠征勛章和戰鬥步兵徽章等獎章。是美國陸軍預備役上校、阿富汗戰爭的退伍軍人。現任太平洋特種作戰司令部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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