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僚政府自詡「人民政府」。圖為1999年10月1日，解放軍坦克經過北京天安門。（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虛偽與謊言充斥著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渠道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渠道；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擴張帝國主義勢力，成為被壓迫民族的支援；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的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捏造統計數據；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機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麼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
人們毋須相信這一切神話。但他們不得不裝成篤信不疑的樣子，至少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這樣，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
像「社會主義」一樣，「資本主義」也是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加以推廣和庸俗化的一個概念，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必須接受它，尤其是對這個概念不費力氣地加以運用，是一種喜歡通過接受類似的意識形態標籤而使生活簡單化心理的典型，並且還和許多具有危險的文明現象聯繫在一起，它們並不在我的框架之內。
我們看到意識形態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製造藉口，提供內在凝聚力。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加強了，越來越遠離現實，但卻具有了特異而實在的力量。它變成了現實本身。當然，這是個完全自我封閉的現實，在權力內部，這個偽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比真正的現實還有份量。祭祀儀式的重要性越來越超過藏匿在後面的現實。現象的重要性不再產生於現象自身，而在於它在意識形態概念世界裡所據的座標。不是現實決定理論，而是理論決定現實。因此，權力離意識形態更近，離現實更遠了。權力從理論中汲取力量，成為理論的附庸。這樣難免就導致了一種悖乎常情的結果：不是理論和意識形態為權力服務，而是權力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像意識形態在權力中凌駕權力之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最後，看起來是理論、意識形態和儀式來做出影響人民生存的決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視道德為「上層建築」的信條妨礙了我們的朋友們全面認識這個問題的意義，用某種方式把這個問題包含在他們的世界觀內，這只能傷害他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影響機制的正確理解，從而使他們自己變成「虛幻意識」的犧牲品——這正是他們作為馬克思主義一向懷疑別人如此的情形。
制度、意識形態和黨政機構剝奪了人們的良心、常識和自然的談話及實際的人性內容，這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樣的。國家甚至越來越像一部機器，人民被轉化成統計學意義上的投票人、生產者、消費者、病人、旅遊者和士兵。
在民主國家裡辯論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就有些人想把我們的事業放在辯論的背景之內，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說我們能不能認真地議一議我們該不該去改變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這根本算不上是個問題，因為目前根本就無法實現其中的任何一個目標。我們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時結束，變更何時開始。很多嚴峻的經歷告訴我們，不論是改革還是變革，本身什麼都不能保障。我們知道，原則上看不管現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變革」了，結果都是一回事。我們所關心的，乃是能否在這種社會裡尊嚴地生活下去，這個社會是否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為它服務。我們正在為這個目標奮鬥，使用的是現有的、有成效的手段。
（節選自捷克作家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無權者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