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公私合營」讓資本家交出財產。（網絡圖片）
一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對「公私合營」運動是完全陌生的，如今新一輪「公私合營」的大幕已經拉開，因而回顧一個甲子以前的那場運動，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四九年中共奪得政權後，從1950～1953年，在國內全面推行了暴力、血腥的土地改革，不僅所有被劃為地主、富農們的全部家產被洗劫一空，而且對他們和他們的親屬進行慘無人道的鬥爭和折磨。數百萬的地主、富農被野蠻地殘殺，從而徹底消滅了農村的精英階層，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那些在運動中用地主、富農們的血，納了投名狀的大批流氓、地痞進入鄉村區縣行政機構，成了中共在農村依賴的中堅力量。在完成土改後，中共的下一個圍獵目標就是城市裡被稱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者。
作為中共「共和國」國旗上一顆星的民族資產階級，在1949年9月通過的相當於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於是從1949年起，赤手空拳進城的中共，除沒收的蔣政權所謂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外國人在華的資產外，並沒有任何家底，在經濟上處於劣勢，不得不依靠「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者來發展經濟，放手讓私人企業發展，以維持新生的政權。
劉少奇1949年春上，在天津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時，高度讚揚了資本「剝削有功」，信誓旦旦地保證，在新政權私營企業與公有企業是長期並存的，讓資本家們解除顧慮，吃下這顆「定心丸」，大展身手去發展經濟，大家一起發財，並親切地稱民族資本家是「自己人」。由此在一個近代歷史中少有的和平時期，當時的中國私有經濟得以迅速發展。據統計，1949年中國有私有工業企業12萬3000個，生產總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經濟成分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提高到80%，處於絕對優勢，為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毛在抗戰以後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後來的《共同綱領》，都吸收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精髓，因而在國共內戰和四九年建政後，得到了各階層的支持和擁護。但這只是一種臨時的權宜之計，是一套騙術，他們從來就沒有準備真正實行過。於是一旦他們奪得了政權、度過了建政初期的困難，覺得政權穩定了，馬上就過河拆橋，凶相畢露。他們骨子裡就是極權獨裁，就是一切財產都要歸於一黨所有，所有的財產都要搶到手，要強行沒收，不論是明搶，還是暗奪。
農村推行合作化，農民被趕進農業社，被畫地為牢圈在農村後，全國除這些由民族資本家控制的工商企業外，其他各行各業和部門已全部在中共的掌控之下。在這些部門，民眾不僅思想、言論被控制，擇業、遷徙自由也被剝奪，完全要由組織來分配、調動。也就是說，中共從經濟上扼住了每個人的脖子，離開他們就沒有了飯碗。
二
中共豈會放過工商業這一大塊肥肉，讓其脫離極權的魔掌。於是從1953年開始，中共開始在一些私人企業強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並且派出幹部以公方代表的身份經營和管理企業。私人企業家儘管仍然持有多數股份，但是卻要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權交給公方代表。
1954年9月2日，政務院通過了《公私合營暫行條例》，1955年下半年，大中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趨勢。11月，中共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會議上強調，要加強對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領導，盡快推動運動向縱深發展。
1956年初，全國範圍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所謂『公私合營』，即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按1956年高潮時的政策，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當年座上賓的資本家也再不是中共的「自己人」，而成了「被改造」的階下囚了。也就是說，公私合營後，每年企業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為分紅，期限20年。根據當時的情況，這一定息不但低於多數企業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國家停止發放定息，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按照現在的觀念，等於一夜之間私人股份被收歸國有。
對於這種明搶暗奪的土匪行徑，為什麼沒有反抗，沒有抵制？經過土改、三反、五反等歷次血腥、殘酷的運動，面對滾滾的人頭和纍纍的屍骨，資本家們早已嚇破了膽。運動中工人店員揚眉吐氣，對資本家吆來喝去，揭發檢舉此起彼伏，資本家則人人自危，紛紛「坦白」做交待，許多人主動低頭認罪爭取過關。上海在「五反」運動中，四個月內自殺的資本家及家屬就多達876人。就是奉公守法、唯中共政策是從的不少資本家，也慘遭莫須有的罪名被迫害。
在抗戰中為國家和民族做過巨大貢獻，內戰中也給予中共直接幫助，曾被毛表彰過的中國民族工商業四大代表之一的盧作孚即是突出一例。1950年6月，盧作孚率100多條船從香港回歸大陸，希望藉此為「新中國」出力。然而他做夢也沒想到，運動中，組織居然指使其養子在大庭廣眾下「檢舉揭發」盧如何「拉攏腐蝕國家幹部」的「犯罪行為」。盧於1952年2月8日，被迫拋下妻兒悲憤自殺。
被以虛構和莫須有「販賣假藥、騙取志願軍購藥巨款」罪名槍決的「大康藥房」老闆、年僅29歲的王康年，當年猶如妖魔，成了中國大陸「罪惡的不法資本家」的代名詞。後來周而復又以其為原型，在反映上海五十年代初工商界「社會主義改造」的小說《上海的早晨》中再次鞭屍。轟動上海的上海「冠生園」品牌創立者冼冠生，也因不堪凌辱跳樓身亡。據說當年上海市長陳毅每晚坐在沙發上品著香茗聽取秘書匯報時，總要悠閑地問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問又有多少資本家商人跳樓了。
在勒緊政治絞索的同時，套在資本家脖子上的經濟枷鎖也日益加重，政府從銀行貸款、原材料的採購，產品的行銷，甚至稅務、工商管理、消防、衛生等諸方面設置障礙，予以卡壓。工會又積極組織工人們和資本家鬥爭，不斷要求提高薪金，致使不少企業的運行成本大增，資本家的利潤被一再擠壓，企業經營困難重重。巨大的壓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繼續經營的信心，希望通過公私合營，渡過難關，趁機放掉企業這個包袱。
對於中共的過去、今世無人不曉，他們就是當年蘇俄一手包辦和用盧布豢養的組織，他們以蘇俄為師、馬首是瞻，奪權後又一邊倒向蘇俄。他們的祖師蘇俄在十月革命後，就對國內所有富人痛下殺手，不僅搶劫了他們的全部財富，還讓沒有來得及逃到國外的數百萬地主、富農、資本家從肉體上消失。正如普列漢諾夫所描述的「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竟能殺光另一半俄國人」。幾百萬中國地主、富農和前朝的遺民們橫屍荒野，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資產階級已被列為社會主義革命要消滅的對象，因此無論他們對於合營持什麼樣的態度都無濟於事，反對，只能是螳臂擋車，頃刻就會被碾得粉身碎骨、灰飛湮滅。
如果能識相積極擁護合營，表示進步的願望，還有可能取得政府表面上的信任，換取一定的政治資本，又可擺脫企業經營上的困境，名利雙收，兩全其美。而且表面上畢竟沒有被無償搶走，是贖買，還有五釐定息可拿。於是在這樣的血腥恐怖震懾之下，資本家為了保命，紛紛將企業股份無償地捧給了政府，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權拱手獻給政府，從而使中共順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搶劫。
一篇文章曾以《比鴉片和妓院還厲害》為題，調侃了公司合營的公然掠奪：「天津十八街『麻花大王』李富貴用死麵兌發麵，熱油燙麵，糖水和麵，炸出的麻花香脆酥甜，發大財後吸食鴉片，破產將鋪面轉讓給夥計劉老八。劉老八苦心經營，發財後狂嫖濫賭，破產將鋪面轉讓給夥計范家兄弟。哥倆起早貪黑，發財後兄弟倆發誓不吃喝嫖賭。然後天津解放了，然後就是公私合營，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三
對於這區區的五釐定息，中共也是耿耿於懷的。這些「人還在，心不死」的資本家，在隨後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大部分中了「彩」。不僅定息被依「法」剝奪，而且被掃地出門，送到荒無人煙、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夾邊溝、興凱湖等勞改營，幾乎都被虐待致死。僥倖漏網沒有戴上「右派」桂冠者，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恐怖年月裡，整天耳邊「不勞而獲的剝削分子」的非議和恐嚇不絕於耳，於是只能乖乖地將定息拱手相讓，以表示願意接受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到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原定的二十年定息，被當局無理由地宣布停止，實際上，此時還領取定息者早已經微乎其微了。
奪得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權後，那些當權者將原來懂經營、有技術的資方人員完全排斥在外。他們自己對企業的經營沒有興趣，更沒有能力和責任心，而只是醉心於政治和階級鬥爭，以「外行領導內行」而理所當然。於是在大的政治氣候影響下，無論是國營，還是公私合營都處於「大鍋飯」的無序運作中，生產效率奇低。從1956年全面公私合營，到1966年文化革命全部企業都轉化為國營，中國經濟一路下行，加之多年來，政治運動不斷，到1978年GDP僅佔全球的1.8%，國民經濟幾近崩潰。
為何中國的經濟在幾十年裡會發展到幾乎崩潰，除政治大環境的決定性因素外，僵化的國有經濟體制也是致命原因。國營企業是「國有國營、官辦官管」的，「政企不分、高度集中」是其先天的弊病。企業如何經營生產，生產何種商品和多少數量，商品從何種渠道、以什麼的價格出售等等，這些都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也不是由企業來決定的，而完全由國家計畫來制定。企業職工和管理人員的工資由國家計畫決定，企業獲得的利潤，無論多少，都歸國家所有，這些都導致企業失去了活力和進取意識。而且國有經濟管理人員懂業務的內行極少，官僚主義、瞎指揮相當普遍，以權謀私、化公為私等腐敗現象十分嚴重。職工缺乏生產積極性，工作不上進，出工不出力，因而國營企業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全民負責」，實際上無人認為自己所有，也沒有人對企業負責。
四
毛死後，面對崩潰的國民經濟，鄧小平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並從實踐中認識到只有允許民間重開私企，才可挽救中國的經濟，就像農村只有包產到戶，將土地的經營權完全交給農民，才能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97年又對國有經濟進行改造，提出「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實行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
在經濟改革時，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同步，尤其是極權、獨裁、一黨專政這些嚴重阻礙經濟發展的上層建築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被更強化，於是在進行國營企業的改制中，一些國企被私有化，大量的國有資產廉價、甚至無償地被權貴和他們的後代侵吞，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與此同時，將對中國經濟曾作出巨大貢獻、把前半生全身心投入企業的幾千萬國營企業職工，以「下崗」的方式掃地出門，讓他們自生自滅。
在陳云「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放心，不會挖祖墳」的組織原則下，在中共黨內形成了一個規矩，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人安排做高幹，家裡的其他人就「下海」斂財。中共中央組織部為此發過一個文件，正式成為官方政策。於是上行下效，變成舉國上下的不成文規定。於是改制後的國企、尤其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型要害國企高管，成了清一色的紅二代和官二代。比較著名的如，把持央行的陳雲之子陳元、電力系統的李鵬之女李小琳、中石化的陳同海等。他們直接控制了這些部門的命脈，呼風喚雨，成了既有高薪又有股份、富可敵國的土皇帝。而利用父輩權勢，空手套白狼把國企「私有化」到手的下海「衙內」們狂舞長袖，利用經濟雙軌制的便利和「紅色血脈」的優勢，瘋狂地洗劫國資，大發不義之財，個個成了腰纏萬貫的土豪富翁。
在發展私有經濟的大潮中，在優厚的引資條件誘惑下，大量境外資本湧入，或獨資、或合資，以不同的形式投資於許多經濟領域，不少有識之士抓住機遇紛紛「下海」創業，一時私有企業如雨後春筍遍佈全國。由於政策的鬆動，數億家徒四壁的貧困農民進城務工，成了血汗工廠和建築工地的廉價勞動力，支撐起私有經濟的基礎。一些私企利用貪官污吏們權利出租的便利，官商勾結，大發不義之財，很快暴富起來，並向政界滲透，成了紅頂的企業家，民間的土豪。那些攀不上高枝的一般私企，在高額稅費的盤剝和各種監管組織的勒索下，只能用小打小鬧的行賄來偷漏點稅，打個擦邊球躲避監管，以降低成本，當然還有壓榨農民工的血汗來賺得利潤、慘淡經營。
經四十年的發展，私營企業已佔據整個經濟的絕大多數，高達75%，私營企業也積蓄了大量的財富，有些企業已是富可敵國。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至少50%的GDP，60%的稅收，70%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而佔有超過70%資源的國企，創造了不到30%的GDP。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