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天走過已結冰的鴨綠江到朝鮮半島參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士兵。（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朝鮮戰爭結束三年之後，毛澤東就已一再表示，幫助朝鮮打這場仗是錯誤的。只是他把這筆賬完全算到金日成和斯大林的頭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來參加中共八大的朝鮮代表團會談時就說：「對朝鮮勞動黨的做法，過去就有意見，例如朝鮮戰爭，開始就提醒過金日成不該打，後又警告他敵人可能從後方登陸。」9月23日，他對也是來參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揚說：「朝鮮戰爭根本錯誤，斯大林應該負責。」1957年7月5日米高揚到杭州通報蘇共打掉以馬林科夫為首的「反黨集團」問題時，毛澤東又和他談到朝鮮戰爭問題，還抱怨說：「斯大林、金日成對中國刻意隱瞞發動戰爭的時機及作戰計畫，最後，中國卻被牽連進戰爭，這是錯了，絕對錯了。」
一、關於朝鮮戰爭的發動
60年前的朝鮮戰爭，嚴格地說，應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北朝鮮發動的南下「統一祖國」的戰爭。第二階段才是中國參加的抗美援朝戰爭。現在先從朝鮮戰爭的發動談起。
按理說，發動朝鮮戰爭應該是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決定的事，但按當時還存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規矩，則必須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在二戰後所極力避免的一件事，正是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引發蘇美大戰。在朝鮮問題上，他也擔心美國直接干涉，所以對金日成多次提出武裝統一的要求，都一直沒有同意。然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的態度卻發生根本變化，同意金日成發動戰爭。他誤以為美國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同時決定拉上中國，萬一美國插手，可以把中國推到第一線。
金日成按斯大林的意見來找毛澤東，得到了支持。毛澤東除了和斯大林一樣，對美國的意圖有所誤判外，還由於他始終堅守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線，並且有爭當東方革命領導者的念頭。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把延安當作指揮東方革命的「總部」。因處於秘密狀態而不能回國的一些亞洲國家共產黨領導人就有不少滯留延安。如時任日共領導人的岡野進（野阪參三）就以公開的身份出任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由被俘的侵華日軍人員組成）校長，並代表日共在中共七大上公開致詞。單是我所在的延安俄文學校，教員中就有越南、朝鮮、印尼等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他們都是蘇德戰爭爆發後從蘇聯撤到延安的，日本投降後均已回國出任重要職務。正是由於毛澤東具有強烈的推進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情懷，所以中國革命剛一勝利就積極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金日成是從中國東北起家的。由於歷史的原因，東北有大量朝鮮人居住，成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之一。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人民的抗日復國運動一直沒有停止過，並且蔓延到了中國東北。日本佔領東北後，中國人民掀起了反日怒潮，東北更出現了中共領導下的武裝鬥爭，組成了遍佈東北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後改編為統一的抗日聯軍（簡稱抗聯）。朝鮮人的抗日復國力量多匯入各地的抗聯。金日成就是從他的生長地吉林參加抗聯的周保中部，最後升任為營長的。1938年後，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在關內佔領區鞏固其統治的同時，也加強了對東北抗日力量的清剿，致使公開活動的抗日武裝無法立足，不得不分批退入蘇聯境內。後來，抗聯經過整編，蘇聯把其中的朝鮮人獨立出來，編成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部隊。
1945年8月，蘇聯出兵東北，並根據同美國的協議佔領了北朝鮮。金日成也就率部回到北朝鮮，此後又在蘇聯策劃下，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組成「內閣」，金日成出任「內閣首相」。同時也組建了朝鮮人民軍。人民軍雖然得到迅速擴充，但訓練不足，更沒有經過戰爭鍛練。所以他的骨幹和主力就主要靠中國撥給的人民解放軍中由朝鮮人組成的三個師外加兩個團。後來，中國還在遼寧為朝鮮設有訓練基地，戰爭期間曾成十萬人地幫他們訓練新兵和俘虜兵。至於物資方面的援助，更是不可勝數，而且都是白送，事後分文不收。
還應指出的是，斯大林把批准金日成南下武力統一朝鮮的最後決定權交給了毛澤東；而蘇、朝醞釀和決定發動戰爭，卻有意對中國保密。什麼原因，至今學界還是看法不一，只有一點無可爭議，即表現了斯大林當時對毛澤東還缺乏充分信任（懷疑他是東方的鐵托），金日成則是看不起中國和對中國懷有疑慮。
朝鮮戰爭的對打雙方，一方是南韓和打著聯合國招牌的美國及其追隨者16國，參戰軍力120多萬（包括韓59萬餘，美48萬，其餘為英、加、法、澳等），一方是毛澤東所說的「三駕馬車」蘇、中、朝，參戰兵力朝鮮26萬、中國78萬（一說135萬）、蘇聯2.6萬（主要為空軍）。在蘇、中、朝這邊，首先是金日成急於以武力統一南朝鮮，一再要求斯大林批准，斯大林先是猶豫，後來才同意，但實際上還是以中國參戰和蘇聯不參戰為條件。中國的態度則是從一開始就積極支持，後來更直接參戰。所以，對朝鮮戰爭起關鍵作用的始終是中國。如果毛澤東不支持金日成南下進攻，或者堅持先做解放臺灣的準備而不進行積極援朝的部署（如在鴨綠江邊派駐大批軍隊準備進朝參戰），也許這個仗就打不起來。但是毛澤東由於堅持仍然處於戰爭與革命時代這一過時的錯誤判斷，以在亞洲推進革命為己任，決心在朝鮮戰場上狠狠打擊美國，這就決定了他必然要進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說，朝鮮戰爭是由於毛澤東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線而打起來的。
抗美援朝戰爭也給毛澤東提供了大力整肅國內被他認定的敵對勢力和掃清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政治和思想影響的大好機會。他認為，這是鞏固革命政權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朝鮮戰爭又成為內政外交相互為用的毛澤東外交指導思想的一次大實踐。
二、抗美援朝戰爭的得失
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果是：志願軍雖然蒙受重大損失，最後仍只能推進到三八線附近，南北間的界線還得按停戰生效時雙方部隊的接觸線劃分。結果，南方（韓國）在東邊北進最遠達50公里，北方（朝鮮）在西邊只南進最多10公里，朝鮮反而喪失近3000平方公里領土。朝鮮也就是大體上保住了1950年底1951年初頭兩次戰役取得的戰果，在聯合國內則和中國一起，成為專指的被譴責對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志願軍的近百萬傷亡的代價保留下了北朝鮮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如果沒有抗美援朝，這個國家政權大概只能消失了，與我國隔江相望的近鄰則可能是大韓民國。為什麼要抗美援朝，過去一直有個「唇亡齒寒」的說法。其實仔細想來，當時（上世紀50年代下半期）與韓國相鄰，並不能說我們一定會受到多大的威脅，發生什麼「齒寒」的問題。事後中韓關係的發展就證明了這點。
（一）毛澤東也認為發動朝鮮戰爭是錯誤的
朝鮮戰爭結束三年之後，毛澤東就已一再表示，幫助朝鮮打這場仗是錯誤的。只是他把這筆賬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頭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來參加中共八大的朝鮮代表團會談時就說：「對朝鮮勞動黨的做法，過去就有意見，例如朝鮮戰爭，開始就提醒過金日成不該打，後又警告他敵人可能從後方登陸。」9月23日，他對也是來參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揚說：「朝鮮戰爭根本錯誤，斯大林應該負責。」1957年7月5日米高揚到杭州通報蘇共打掉以馬林科夫為首的「反黨集團」問題時，毛澤東又和他談到朝鮮戰爭問題，還抱怨說：「斯大林、金日成對中國刻意隱瞞發動戰爭的時機及作戰計畫，最後，中國卻被牽連進戰爭，這是錯了，絕對錯了。」這說明，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承認抗美援朝不對，斯大林去世後在發泄一下他對斯大林的不滿時，朝鮮戰爭也成為問題之一。但赫魯曉夫認為，該負責的應是毛澤東。1960年彭真在各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曾就此同赫魯曉夫吵了起來。赫魯曉夫說：「如果毛澤東不同意，斯大林就不會那麼做。」彭真反駁：這種說法「完全錯誤……毛澤東是反對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事實上，無論是對於打朝鮮戰爭的積極，還是在和平談判問題上的消極，同斯大林相比，毛澤東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下面先談朝鮮戰爭帶給中朝方面的傷害和損失，並從中國談起。
中國遭到慘重傷亡。由於我方採取的是被稱之為「人海戰術」的辦法，就使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遭到近百萬人的傷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編印的《抗美援朝戰爭衛生工作經驗總結》裡面，談到我們先後出動的志願軍人數達135萬，最後健全回國的只有37.2萬人，包括凍傷致死致殘在內的減員人數達到97.8萬。另按丹東市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統計數字，志願軍直接戰鬥犧牲的人數為183108人。再加上負傷的38萬多和被俘者，一共減員56.54萬人。相比之下，美國的陣亡人數（名字被鐫刻在華盛頓一面紀念牆上）為54246人。
嚴重損害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對外關係。抗美援朝戰爭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原來侷限於歐洲地區的冷戰，一下子擴大到了亞洲，且激化為相當規模的地區性熱戰。從這時開始一直到毛澤東離世，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好鬥的大國，先後站到了反對世界頭號和二號大國的第一線，這就是反對「美帝」和「蘇修」，後來還加上反對民族主義國家的所謂「反動派」（以印度尼赫魯為代表），毛澤東也就擔任了全世界反對「帝修反」的革命領袖。但這卻使我國喪失了二戰後世界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人民生活更加貧困，同發達國家和不少新興國家進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對於我國對外關係產生的巨大負面作用，主要是由於我們傲慢地拒絕了聯合國的停戰建議。美國得以煽動並聯合大多數國家通過譴責我國為「侵略者」的決議，從此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以我國為敵。為防止產生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美國在朝鮮戰爭後同我國周邊國家簽訂了一系列針對我國的軍事條約。這些又迫使我國不能不進一步強化對蘇聯的「一邊倒」和對西方國家的閉關鎖國政策，使我國被排除在大半個世界（主要是發達國家）之外，沒能跟上世界發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誤了臺灣問題的解決。連毛澤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過，沒有抓住最有利的時機攻打臺灣是「我黨『七大』後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這是不能挽回的錯誤，是百分之百地錯了」。他雖然沒有說這是抗美援朝帶來的一個後果，但人們心裡都是明白的，將來的歷史書也會講清楚，決策者的責任是逃不了的。當然，攻打臺灣並取得勝利給那裡的民眾帶去的是福還是禍，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抗美援朝只有在軍事建設上使我國收穫巨大，人民解放軍基本改裝了。中國有上百個師都是在抗美援朝時期改裝的。按彭德懷的說法就是，原來我們是非正規的，現在正規化，變成正規軍了。因抗美援朝，蘇聯在軍事工業上對我國的幫助也很大。原來人民解放軍用的多是二戰結束前後的舊式武器，特別是繳獲日本的武器。在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區能夠自己製造的武器，最高標準也就是迫擊炮。斯大林雖然只秘密派出空軍參戰，但卻拿出大量現代化軍事裝備廉價（按半價計算）賣給中國。抗美援朝期間，在蘇聯幫助下，基本上解決了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裝備問題。我們連個子彈都生產不了，後來全軍首次實現了槍械型號的統一，還開始生產坦克、大炮、飛機、導彈了。
（二）停戰60年 朝鮮還沒有解決民眾的溫飽問題
談得失，還應看抗美援朝戰爭給朝鮮究竟帶來了什麼。抗美援朝本來為的是解放全朝鮮，讓全朝鮮人民都過上光明、進步和富強的好日子。但是，抗美援朝戰爭後，早已得到解放的北朝鮮基本上一直處於貧窮落後狀態；被它始終當作對頭的韓國，日子反而越過越好。
停戰後兩個朝鮮的發展大不相同，就和二戰後兩個德國從底子差不多的水平上開始發展，不久就一個飛速前進一個長期停滯的情形一樣。韓國從比朝鮮相差很多的起點上很快就上升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現在更進入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比較均衡的發達國家行列。朝鮮則從一度突飛猛進竟然落到大批民眾多年來食不果腹的境地。
其實，朝鮮在戰後也曾經有過一段輝煌時期。上世紀60和70年代，它的工業化水平，可與當時被稱為經濟發展「奇蹟」的日本媲美，把韓國遠遠甩在了後面。原因主要是得到蘇聯和中國的大量援助，另一方面也由於金日成在國內執行了著重發展生產搞經濟建設的正確政策。停戰後頭十年，經濟年均增長25％，創世界記錄。1984年，朝鮮糧食總產量突破4000萬噸，自給有餘；工業也得到飛速發展，和中國一起成為蘇聯東歐經互會的觀察員。
斯大林死後，因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而導致中蘇矛盾急劇上升，雙方都想把朝鮮拉到自己一邊，這就使朝鮮佔了大便宜。1960年中國由於「大躍進」造成嚴重經濟危機，但還是不惜國內大量餓死人也要繼續慷慨援助朝鮮。1959年10月赫魯曉夫推遲訪朝引起金日成不滿。金日成1960年5月訪問中國大陸時表示要親華遠蘇。過了半個月，赫魯曉夫邀請金日成秘密訪蘇，決定取消給朝鮮的全部軍事債務，還給他看了毛澤東1956年11月30日和尤金的談話記錄。裡面談到金日成不贊成毛澤東拖延停戰談判的主張和做法，想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但聯合國是朝鮮戰爭的交戰一方，所以引起毛澤東的一時反感和懷疑，順口說道，金可能叛變革命，成為朝鮮的鐵托或納吉。金讀後大怒，當即說中國就是想把朝鮮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國人了，表示將支持蘇共一切方針，不再去中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趕快彌補，1960年9月撥給朝鮮大量援助。周恩來表示，中國可以對別的國家欠賬，但要保證對朝的援助項目。這一年中國正在大量餓死人，仍給朝提供了23萬噸糧食。同年10月5日，周恩來接見朝鮮副首相李周淵，同意分四年貸款4.2億盧布，還說：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否則可以無限延期，等後代再還也行。
蘇聯和中國戰後給朝鮮的援助規模巨大。據蘇聯統計，到1960年4月，蘇對朝的無償援助已達13億盧布，還有36億盧布的低息貸款，並幫助建設了大批成套項目。
中國自然不甘落後。根據中朝1953年11月的政府間協定，中方把從戰爭開始到1953年援助的全部物資和費用無償地贈送給朝方，還在三年內向朝方無償提供時值近8億人民幣的生產建設物資和生活用品。在戰爭期間，不僅兩國部隊並肩戰鬥，就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近乎不分彼此。停戰之後援助仍在繼續。戰爭的破壞，不光使許多城鄉變成廢墟，而且青壯年勞力也極為缺少，幾十萬志願軍在戰後當即轉身成為遍佈北朝鮮城鄉的施工隊，直到1958年回國。平壤、元山等70座大中城市，百餘個工廠和水利設施，主要靠志願軍的義務勞動。從1958年到1963年，正是中國最困難的時期，仍以無息貸款的方式為朝鮮援建了紡織廠等29個成套項目。那個時期，只要朝鮮提出要求而我們又有，就首先滿足他們的要求。例如他們看到北京建地鐵，就要求先幫他們在平壤建地鐵，因為平壤是反美「前線」，所以工程既緊迫而且還要求修得更深更結實。
於是北京地鐵緩建，連器材帶施工人員移師平壤。又如，一次朝鮮急著要建造兩座紡織廠，中國就將自己已建成尚未開工的邯鄲兩個紡織廠的設備全套拆掉，運往朝鮮。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到上世紀90年代，情況急轉直下，朝鮮經濟已從衰退變得嚴重惡化。原因是蘇聯解體後國際援助大為減少，但更重要的還是朝鮮領導層改變了政策，推行所謂「先軍政治」和閉關鎖國方針，集中力量發展軍事工業，特別是搞花錢最多的導彈、核武器，要成為「軍事強國」；政治上則不斷加強家族統治。為此，搞了不少新花樣，如拋棄馬克思主義，以「主體思想」統領一切；立新年號，以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為主體元年；等等。其結果是，國民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對外一再破壞國際關係準則，如搞核試驗核擴散、發射導彈等，遭到全世界的反對和聯合國的一再制裁，成為影響東北亞安全和穩定的一個重大危險因素。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