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全球爆發，謀殺的道德側面問題。（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中共在武漢實施突然地強行封城後，由於武漢肺炎快速的向世界各地傳播，受瘟疫疫感染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來實施封城措施。都在封城對抗疫情。這樣一件影響幾十億人的一個事件，無論各國政府出於何種善意的動機，我們都可以探討封城帶來的次生災難。
本系列將從家庭，生死，科學，經濟，信仰，真正的出路等方面來思考。
美國CDC（疾病控制中心）說採取封城只能夠延緩疫情高峰期的延遲到來。我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本文從人倫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大問題。
面對疫情各種措施背後的倫理學
這次疫情在全球爆發，在醫療設備和救助物質不足的情況下，帶來了諸多的人倫道德問題。最近紐約時報有一篇題目叫《如果只有一臺呼吸機，該給誰用？》，該文作者傾向於採用功利主義立場。其實作者把這個情況極端化了。這種看法可能是受一個倫理學的思想實驗的影響，這個假說又叫著有軌難題電車。講的是被恐怖份子劫持的一輛列車，列車在失控狀態下行駛，列車前方軌道上被恐怖份子綁了五個人，列車繼續前進就要壓過這五個人。你是軌道操作工，你改變列車軌道可以將列車切換到另一個軌道上，挽救被綁在前方軌道上的五個人。可是，這輛列車能夠被改道的另一個軌道上也綁著一個人。此時，你是選擇什麼也不做，讓列車繼續前行壓過被綁的五個人；還是搬動軌道操作桿，將列車切換到另一個軌道上，碾壓另一個軌道上被綁的那個人。
這個被稱為「謀殺的道德側面」(The Moral side of Murder)的問題，把一個恐怖份子製造的綁架殺人行為，堂而皇之轉變成讓普通人參與實施的行為，成為恐怖份子謀殺的具體實施者，還標榜成「維護正義」，給謀殺尋找「道德側面」。
奇怪的是，在「謀殺的道德側面」問題上，人們普遍關注的是，軌道操作工的行為是源於道德上的差異還是心理感知上的差異？並被稱為「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把道德概念換成人的感受——幸福問題，輕鬆的將一起恐怖謀殺變成讓全社會參與的事。因為披上道德的外衣，這一觀點成為一種道德哲學（倫理學）理論，被廣泛應用到法律、政治學、經濟學，生態保護、環境污染等方面，成為政府制定政策的原則。當然也被現代醫療行業採納。既然面對恐怖份子都可以用這套學說，那麼面對天災，更是毫無顧忌的使用。今天，面對疫情，政府的政策就體現了這個。
武漢封城，到目前雖然沒有人考慮去談論進行封城的法律依據和是否承擔法律責任。但很多人通過這場疫情看清了，那是中共為了自保，置生命死活於不顧，做的人肉盾。
隨後而來的是各種形式的封城、堵路，驅趕、攔截武漢人、湖北人、以及那些發生疫情地區的人，阻撓這些想逃生的人。這些從疫區跑出來的人本以為自己是幸運的，逃出了疫情中心，躲過了瘟疫，但沒想到他們正在暗自慶幸自己逃過一劫的那一刻，卻面臨另一場無法逃掉災難，各地把疫區出來的人當作病毒，用當年對付訪民的方式對待疫區出來的人，謾罵、驅趕、抓捕、封門，疫區出來的人此時只得忙於奔命的，卻有如喪家之犬無處安身，身心疲憊，更感到世態炎涼，自己於瞬間變成有如當年麻風病人一樣，成了被人唾棄的疫情難民——真可謂在劫難逃。
整個社會都在被疫情撕裂中，讓人看到跟病毒一樣蔓延的是人們因恐懼而爆發的瘋狂，社會正義被洗滌。更不可思議的是，整個世界都在以平和的方式逐漸上演著這麼一場充滿同樣內容的劇情。
在西方民主社會，大家為什麼能贊同這樣做，因為這個政策有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保護生命不被病毒侵蝕。大家似乎都不能反對。
時至今日，從人們知道的疫情暴發到今天已經超過百天，武漢封城到現在也超過八十多天，回頭看看武漢——這個深處疫情源頭的城市，會發現人還在。在面對病毒和各種非人道封城舉措造成的雙重危機下，很多人在劫難逃，有的是全家都被感染，有人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這些人不是被病毒感染，是因被封城後帶來的生活困境，感到無助，或者是由此導致的其它壓力，包括經濟損失，而選擇輕生，這個死亡數據目前雖然被封鎖，但是人數是驚人的。
欣慰的是，在這個環境下很多人活下來了。
可能很多人沒有設身處地去想，是在那麼一個缺乏醫療資源、防護物質和生活物質，甚至是無藥可救的情況下，在那麼嚴苛的環境下，生命頑強的活下來。
人們看到，有小販為了生計，想各種辦法，每天穿越一個個小區，冒著被抓、被打、可能被感染的風險，在小區圍牆外販賣物質；在市區內也有一直沒有被封閉的小區，居民生活物質靠自己去買，但整個從小區沒有發生疫情，人們可能認為這是幸運了。
前幾天，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母親在封城後得了武漢肺炎，在封城的環境下，沒有醫院收治，沒有任何醫療條件，沒有任何隔離措施情況下，只有靠自己家裡人照顧老人，直到老人去世。但是他們家的其他人都健在，這是個奇蹟，這絕不是個案。在疫情中心，很多家庭被感染，有的全家被感染，但也有很多家庭沒被感染。只能感謝老天，上帝沒有拋棄他們。
在疫情期間，中國大陸的醫院確實存在救誰不救誰的問題，而這一做法在受到普遍詬病和譴責。就在此時，一些民主國家的媒體和醫護行業也在公開談論，醫護人員該如何決定誰可以得到挽救生命的治療，誰得不到。醫生的職責是救人，但此時，在這樣的倫理框架下，卻在討論救誰，不救誰，先救誰後救誰，用戰場上救治傷員的理念拿到面對疫情的救治中，不僅忘記了自己「救死扶傷」的誓言，儼然把自己擺在神的角色上，充當起生命的裁判者——中國的閻王來了。
為了防禦瘟疫，制訂了各種封城堵路，隔離措施和政策，以及醫療策略。此時，不禁要問，面對天災，你怎麼知道誰是被保護，誰是被淘汰的；誰又有權力決定誰應該被保護，誰應該被淘汰。不知不覺中，這些政策的制訂者和實施者已經把自己放在能改變別人命運，決定他人死活的地位上了。
此時，他們忘記了，在上帝面前，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人格尊嚴是平等的。儼然，把自己當成救世主了。
政府一味地採取各種戰時的策略，封城堵路，除了給人生活帶來不便，人們還應該考慮，這些政策手段能抑制住病毒的蔓延嗎。隔離不可能達到真空，那麼，就不能阻止病毒的傳染，現在發現大量無症狀感染者，武漢一些超市、商場的工作人員有很多被檢查，發現核酸檢測是陽性的，而這些人在封城期間是保證生活物質銷售的，有政府發的通行證的一類。那麼怎麼阻止傳染。
這些政策也能帶來不好的效果，對經濟影響，給政府財政負擔造成的壓力。如果這疫情不是按照政策預先估計的那樣演變，甚至持續更長，政府要背多大債務，這些債務最終還是會轉嫁到民眾頭上。這些政策如果不當，也會給整個經濟、民生帶來更多麻煩，人們常說次生危機，而政府的政策卻是以疫情的名義實施的，把責任推到疫情。
面對這個世界範圍的疫情，人們真應該去思考、去研究，為什麼身在疫區，有人沒被感染，為什麼有人身上連病毒都沒有。真能研究明白了，才能有效地應對病毒，抑制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