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表示，造成中國大陸復工難的根本原因在於戶籍制度。（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4月12日讯】（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中共病毒疫情爆發後，北京當局採取的「封城封路」措施，導致上億農民工無法返程復工，從而令中國製造停擺，全球供應鏈斷供。近日，有學者撰文表示，造成這個問題的根本在於中國的城鄉問題，即農民工的戶籍問題。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發文表示，農民是受此次疫情打擊最大的群體，而導致這個群體受衝擊的實質就是目前的城鄉戶籍制度，農民工無法在打工城市落戶的問題。
農民工關乎中國製造和民生的根基
劉守英在文章中指出，以這次疫情衝擊的中心湖北省的農民為例，湖北的農民就業去處主要在珠三角，長三角。中國中西部地區農民的就業機會主要也是在沿海城市和各省的省會。農民的就業、收入和生活所在的地方，與他作為歸宿的鄉村完全是隔離的。在通常年份，農民一年裡的大部分時間都外討生活，黃曆新年回去家鄉過幾天，年復一年地雁南飛。
各地因為防疫而「封城、封路」，這個措施的結果就是把農民就業的機會都堵住了，把勞動力都堵在了原來流入地區之外。
而不僅僅是製造業，服務業、旅館業、餐飲業，包括農村為城市服務的產業，都是直接跟農民就業相關的。而這次疫情直接對農民高密度就業的產業造成最大的衝擊。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19年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 2018年中國農民工人數約為2.9億人。按產業分類，在第一產業的農業領域就業的僅佔0.4%；在第二產業就業的佔49.1%，其中製造業佔27.9%，建築業佔18.6%；在第三產業就業的佔50.5%。
疫情下 戶籍制度是造成復工難的根本原因
從農民工就業分佈的產業可以看出，鄉村為城市提供了低成本的勞動力，一方面滿足了勞動密集型製造產業的發展，也滿足城市和沿海地區的城市發展。
「但是農民進城打工，最後農村留下來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兒童的問題，第二是老年人的問題，」劉守英還指出，「這種候鳥式的發展模式，將農民在城市的權利忽略。不給他們應有的城市權利和公共服務。」
疫情讓農民工們更加明顯的看到自己付出的代價了。
如果他們都能夠順利在城市，沿海地區落戶，他的就業和他的居住、生活之所是統一的，那麼企業就不因為復工難而付出那麼大的代價，而農民也不會被隔絕在沒有工作機會的地方。
他建議，這次疫情的最大教訓是，一定要認真反思疫情衝擊暴露出的已有體制問題。
學者：「要取消戶籍制度」
近幾年，中國發改委每年都會出台一個類似的「城鎮化重點任務」文件。但農民工的落戶並未改善，學者表示，改革政策並不能真正的解決農民工「候鳥式」的打工模式。
2019年4月，中國發改委發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今年4月9日，中國發展改革委發布《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包括針對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推動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點人群落戶限制，促進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戶。
但根據2018年統計的中國城市人口數量排名，在排名的339個城市中，人口在300萬以下的城市有159個，而在這159個城市中，除了珠海等幾個少數城市外，大部分城市並不是農民工打工聚集的工業帶，或沿海城市及珠三角、長三角對農民工需求最大的區域。
多年前，經濟學家許小年曾建議要取消戶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戶籍制度。
經濟學家馬光遠也曾指出，中國城鎮化的癥結就在於戶籍制度。農民進入城市，在城市裡工作、生活，但卻又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無法真正實現農民的市民化。這實際上維持了以前城鄉二元結構下的等級區分，從而人為的製造社會割裂。
《九評共產黨》一書也指出，戶籍制度是極不公正的制度，強行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一個國家無端製造出兩個分裂和對立。農民的子女只能在做農民，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