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封城後冷冷清清的大街一景（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2月10日訊】封城，是小農經濟和文化的行為，以愚昧、粗暴、醜陋的方式，對待源於武漢的瘟疫蔓延。在經濟和社會模式上，中國已經表現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特徵。小農式的粗暴封城，不僅不能解決瘟疫問題，還全面摧毀中國當前的工業化經濟和社會，造成更加深重的災難。
隨著瘟疫蔓延，中國社會的本質暴露。中共除繼續封堵真實信息、全力宣傳洗腦之外，缺乏基本的危機組織應對能力，阻斷民眾自救、搶奪重要物資、發國難財…… 中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王朝末日的無序狀態。隨著中共滅亡，中國絕大多數人為中共陪葬，中國大物理從前奏的癌瘤高發期進入必需品物資短缺期，進而人口大滅損。
瘟疫如同腦溢血，需要對病人實施開顱手術。高超的醫生在此時，拿起精巧的手術刀，實施精細的疏離手術。而封堵如同農民揮舞鐮刀斧頭，用斧頭砸開頭顱，造成更加災難的後果。此時，醫術再高超的醫生也無法挽回，只能做很有限的局部補救。
本文簡單分析兩個問題，一是小農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區別，二是封堵與災難後果。
一 小農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區別
中國是系統割裂的社會。在經濟機制上，中國人普遍追求工業化和城市化；在政治機制和文化上，中國停留在原始落後的小農社會，共產主義強化小農社會模式。
封城是小農機制暴露的結果。在根本機制上，工業社會和小農社會相互矛盾，不可調和。平時，中國人為了追求物質和享受，遵循工業社會的經濟機制，但在危機面前，中國政府和民眾共同行動，迅速回到小農社會的危機應對模式。
1. 小農社會的模式和文化
封堵是原始落後的小農社會，應對瘟疫、飢荒等災難的一個方法。面對危機，統治者經常採取封省封城封村等措施，起到穩定統治的效果。
比如1960年中國大飢荒期間，個別地方政府在搶奪農村農民的糧食後，造成農村的大規模飢餓。隨後，地方政府組織當地武裝力量，以機槍封堵這些農村的路口。當飢餓的農民到達路口，試圖到外地討飯時，機槍對農民掃射，迫使農民回到農村，在本地餓死。通過這種方式，中共防止大規模流民產生，維護中共政權。
封堵措施能成功，基於小農社會的社會模式和文化思維兩個支柱。兩個支柱相互支持，構成小農社會的運轉模式。
小農社會的社會模式，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自給自足的小區域自然經濟：小區域經濟自成系統，與外界的經濟交換很少，經常是95%以上的物資由內部產生。
交通運輸不便：由於大部分地區自給自足，對於交通運輸的需求很少，因此道路橋樑等基礎設施很少，交通運輸不便。大多數人日常生活在8公里半徑的範圍內，一生到過的地方在80公里範圍內。
生活物資簡陋和匱乏：自給自足的經濟生產能力弱，效率低，產品數量少，產品簡陋粗糙。
知識極為貧乏：社會模式所限，知識成本極高，人們既難以親身經歷，又支付不起書本教育成本，民眾的知識極其貧乏。
缺乏基礎的醫療條件：抗病主要靠自己的身體條件，各類巫醫利用當地的動植物製造所謂的藥品，給民眾「治病」。
封堵是小農社會應對危機的主要手段。小農社會的社會模式決定，當一個地區面臨飢荒或者瘟疫，中央政權可以立即下令封鎖當地。在全面封堵後，對其它地區的生產和生活，不會造成顯著負面影響。1910年，伍連德在哈爾濱阻止瘟疫，採取封城措施，獲得成功，其背景就是小農社會的社會模式。
中國小農社會的文化模式。中國是無神論加大一統文化下的小農文化系統，其文化模式具有幾個特點：
集權/極權社會的皇權崇拜：中國皇權全面壟斷政權和教權，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模式。共產主義的極權思維和宣傳洗腦手段，進一步強化皇權崇拜。不管毛澤東的造神運動，還是習近平仿效毛澤東和金正恩，都是標誌。
官僚和知識份子集團支持集權/極權：中國知識份子以集權專制/共產主義為導向。以西方知識為偽裝，以中西結合的洗腦知識為工具，支持集權系統統治民眾，從集權系統中分一杯羹。
中國民眾：愚昧、短視、自私、懦弱、勤勞。即使在信息社會，對社會、科學、世界毫不關心，不積極瞭解和學習真實的信息和知識，而是自然接受愚昧的洗腦方式。
互恨和互害：中國文化促使民眾之間互恨和互害，共產主義強化互恨和互害的行為。在政權層面，統治者將民眾看作韭菜、代價、炮灰；在社會層面，民眾之間內心相互仇恨，為一己私利而互害，隨時發動你死我活的鬥爭。
中國社會的文化模式，支持文盲習近平的上臺和不斷集權。在中國的工業化背景下，以小農文化的愚昧、粗暴和醜陋的治理手段，給中國帶來一個又一個的災難。支持習近平的權貴、知識份子和民眾，共同擴大災難，並將災難傳播到全世界（相關內容在《中共滅亡在即》一書中有系統分析）。
封城是中國小農文化應對現代工業經濟的措施。其結果不僅導致中共滅亡，更加速對中國工業經濟機制的全面摧毀，引發中國絕大部分人死亡的中國大物理。
在心理上，封堵措施加劇社會矛盾和仇恨，為後續的慘烈大物理做鋪墊。疫情爆發後，部分受感染的武漢人只考慮自己，絲毫不關注公共利益，不自我隔離，肆意妄為到各地和國外的公共場合傳播病毒。同時，其它地區出於瘟疫的恐懼積極封堵，防範武漢人和外地人。隨著形勢進展，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仇恨不斷累積。
2. 工業社會的模式和文化
在經濟機制上，中國經濟已經屬於工業化經濟，甚至是過度工業化經濟。中國GDP的95%以上屬於工業化經濟。即使中國農業，大部分也是工業化農業，而且需要工業化運銷系統的支持。
工業社會的優勢是各方面更先進發達，同時各種危機顯現。由於工業社會的系統因素，危機很容易被放大和傳播，造成社會問題，甚至引發工業經濟的崩潰。在工業社會和文化中，防範風險和應對危機應當是首要任務。
疏離是工業社會應對危機的關鍵模式。疏離指疏導和分離。疏導是在經濟危機、自然災害、瘟疫等危機事件發生時，進行系統的危機管控。在管控過程中，不斷分離危害的部分，保護有益的部分。
疏離操作，如同精細的外科手術，是複雜的專業化系統操作。疏離操作的主要原因在於兩點：一是必然性，封堵的粗陋操作，無法解決工業化社會的危機，反而加重危機；二是可行性，工業化社會模式和文化模式，是高技術的系統結晶，有能力實施疏離操作。
工業社會的社會模式，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大系統的社會分工與合作：工業與社會分工合作相輔相成，工業化程度越高，代表社會分工和合作的程度越高、水平越高、規模越大。
交通運輸發達：大系統分工與合作，需要跨區域分工合作，對交通運輸的要求高。全球化經濟環境下，航空和海運支持全球化的工業分工合作。商業客運飛機的經濟航速是每小時800公里左右，達到小農經濟時代絕大多數人一生活動範圍的10倍。
生活物資豐富和精細：在人們的生活中，工業產品極大豐富，而且技術含量高。 21世紀的一輛汽車或一個IPhone手機，其技術含量超過20世紀之前的所有科技總和。
知識極大豐富：由於信息技術的快速升級與傳播，信息氾濫，普通知識的獲取成本極低。人們面臨的知識成本，不是獲取知識的成本，而是辨別真假知識的成本。
醫療系統日益發達：只要合理投入大量資源，可以建立完善和發達的醫療系統。
工業經濟和社會的運轉，需要工業化系統模式和文化。其中，防範風險是工業社會的生存基礎，即工業社會文化的基礎部分。從防範風險的角度，優秀的工業社會文化，主要體現為幾個特點：
高素質、多專業集合的領導團隊：對工業經濟和社會極為瞭解，隨時警惕和關注風險。在風險到來之前，做好各種應對計畫和具體準備工作；對即將到來的危機，及時警示社會，帶領社會全面防範危機；在危機爆發後，以高超的疏離手段，將危機和災難的危害降到最低。
維護工業經濟和社會運轉的知識系統：各類職能人員掌握重要的知識和技術，支持工業經濟的運轉，維護工業社會的平穩。以個人的知識和技能，最大化降低風險，保障安全，降低損失。
社會民眾：關注各類危機，擁有基礎的危機意識、應對危機的能力、一定的危機儲備、應對危機的團隊能力。面對危機時，聽從領隊團隊和知識系統的指導，以較強的團隊組織，應對風險和危機。
互愛文化：優秀的工業文化將個人視作財富，具有團隊意識、專業能力和獻身意識的人才是寶貴的財富。團隊文化基於互愛，對個人價值的尊重。在面對危機時，以應對危機為標準，對個人實施疏離和分離。
根據上述標準，中國大陸是工業經濟殘缺，工業文化完全缺失，社會仍處於愚昧的小農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的國家。而且，在全世界華人中，從掌權者到知識份子，再到民眾，具有較高工業文化素養的人，鳳毛麟角。
華人社會的愚昧文化，不僅意味著華人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極少，而且無法認識危機、預見危機、危機預警和應對危機。在面對大危機時，華人往往採取最壞的措施，把危機變成災難，進而變成巨大災難，再將巨大災難推向世界。（未完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202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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