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鄧小平（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4月20日訊】當時正在武漢大學哲學系讀學位。回家吃飯端著個碗，應該是中午，聽到收音機說胡耀邦去世，驚得碗差點脫手掉了。還有悲傷，更大的是莫名的憤怒。因一人死亡而憤怒，似乎是第一次。「要出大事」，我一人在房間這麼叫了一聲。
那時在讀書的同時也「下海」，和工程師朋友們一起辦了個微電子技術企業，還算成功，有架豐田摩托。因為感覺會出事，吃完飯跨上摩托車，風馳電掣，來到武大研究生院。此時，學生宿舍的牆上已貼滿大字報和標語。除了「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為胡耀邦平反、啟動政治改革」之類外，最醒目的是斗大的一個橫幅：「鄧小平，當年我們用鮮血將你頂上臺，今天我們也準備用鮮血將你拉下來！」很明顯，這裡的」當年「，是指1976年4月5日的第一次天安門運動，應該也還有1978年到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這兩個社會運動中，督促1976年被毛澤東罷黜的鄧小平復出的作品、呼籲非常多。鄧小平當時也多次接受外媒的訪問，肯定西單民主牆等「人民的民主權力」。他這種公開肯定民主價值的開明形象，使他在歐美爆紅。歐美到爆紅又經過中國千萬收聽的「美國之音」等進口到國內......這種民間、外媒的呼籲、報導和當時黨內鬥爭相呼應，確實是鄧小平70年底能復出，被崇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顯然，同學們和我一樣悲傷、絕望、憤怒。
同學到悲傷是因為對胡耀邦有日見明顯、乃至強烈產生的好感。他當總書記時，不少人還覺得他說話是老一套，尤其是對其鼓吹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邀請三千日本青年訪華等不以為然。但1987年他下臺後就不同了。這之後，人們每天在讀到「幹部年輕化、知識化」的宣傳的同時，在電視上看到的是相反：鄧小平、楊尚昆、李先念、王震、博一波等80多歲的老者，在搖晃著，頻繁地接見客人、時時發表千篇一律到「重要講話」；想到是這些中世紀的保守老人將開放、年輕許多的胡耀邦轟下臺，不但更覺荒誕，而且有日益刺骨的被蔑視、被輕侮的無尊嚴感。對了，還有當時是總理的李鵬，他早已是人們嘲笑的主要的對象。社會上廣泛流傳的「謠言」說李鵬當水電部部長、國家教委主任等職時是如何如何的無能。「謠言」還說鄧小平的孩子們是如何腐敗，他倆更堅持要「闖物價關」，結果是1988年劇烈的通貨膨脹，尤其是金融恐慌：人們在銀行、商場門前排長隊，爭相提款、搶購大件商品......這大概是1949年以來的首次。於是，鄧小平的聲望也降到谷底。
於是，人們將希望重新寄託在胡耀邦。「謠言」也在說，鄧小平對其他的老人，對李鵬也非常失望，打算讓胡耀邦重新出山，重啟改革。
就在此時，胡耀邦去世了...人們憤怒，除了因為某種絕望，還因為強烈的不平。怎麼那些頤指氣使的80多歲的怪誕老人們仍然熊一般健壯活躍，而剛過70的胡耀邦卻撒手人寰？於是，許多人的直覺是，胡耀邦是被老人們整、氣死的。而對年青的大學生來說，胡耀邦之死，除了絕望、憤怒、不平外，還有內疚。1986年，安徽合肥、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學生上街遊行，抗議人大代表的黑箱「選舉」，事後胡耀邦被迫辭職，無數大學生也因為參加遊行而被警告、處分，畢業後拿不到文憑、找不到工作。因此，對許多大學生來說，胡耀邦與他們和他們的同學同命運，是因他們而死!
今天的人們可能難以想像當年的社會與文化氛圍。那時的大學生相對較少，入學考試也更嚴格，是所謂的「貨真價實」。實際上，中國現代意義的大學的產生不過一個世紀，從晚清、民國直到1989年之前，在90年代中國的教育商業化之前，大學生一直是中國現代文明和現代化的象徵、希望和先鋒隊。即使「文革」期間，除了一、兩年的昏亂，多數時間他們在民間也備受尊敬。1977年後恢復高考後，大學生除了被視為民族的精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希望、象徵，而且還取代了雷鋒、「模範共青團、共產黨員」等「倫理楷模」，時代、社會對他們還有厚重的道義期待。他們不但被認為是現代知識的攜帶和創造者，而且還被認為是民族與國家利益、社會公正、正義等價值的守護人和吶喊者。當社會陷入絕望、價值混亂的危機時，沒有西方意義的教會、神父與牧師，劫後餘生的中國知識界的道德感召力也薄如蟬翼。1988年的危機又使壟斷權力的鄧小平、中共黨失去了基本信譽時，大學生於是有了救世主的角色。
確實，當時的中國大學生有著今天的年青人，甚至教授、學者、政客難以想像、夢寐以求的樂觀、自信。他們對如此沈重的「救世主」的社會期待，至少有本能的接受和承擔。本來，胡耀邦之死給個體帶來如此的荒誕、不平、憤怒等情感激盪，再加上這種群體的自信，對改革的絕望、對未來的憂慮，對「祖國」、對「歷史」等抽象圖騰的道德責任，當然還有無意識中相信「人民政府」的政治倫理的底線，故有比現在小許多的恐懼等等，匯成一股洪流。
或許，這就是傳說中的歷史的風？只不過，它不是不可改變、不可阻擋的。只是，它的改變格外慘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