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當時一位居士將自己一處房地產業施捨給僧團作伽藍。（圖片來源：Hintha／維基百科)
佛教典籍中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當時一位居士將自己一處房地產業施捨給僧團作伽藍。伽藍就是當時僧團修行所住的房舍林苑，隨著佛教進入宗教形式，伽藍發展成為佛教寺廟。
兄弟二人奪地權 信佛與否爭端生
這位居士不久後去世了，他的倆個兒子，一個信佛，另一個不信，倆兒子就遺產分配產生不同意見。不信佛的由於貪婪，便說：那處出家人住的房地產也是爹留下來的遺產，是我們家的產權，咱兄弟倆必須要分一下。信佛的則說：那是父親生前就已經布施給僧團的，不能算遺產，你的提議太不合適了。兄弟二人就此吵的不可開交。
信佛未免爭端更烈，就想：如果這處房地產被我分得，那我就再施捨給僧團吧。於是他萬不得已的同意了兄弟的意見。誰知，這處房產在分家過程中，竟分給了不信佛的那位兒子。不信佛的他，據此要趕走在此處修行的出家人。一位出家人為此同他爭辯：這是您父親生前施與僧團的，是贈予的產業。可是，那個不信佛的兒子自然是死不承認，咬定父親只讓僧人借住，並未布施，不是贈予。
不得已打了官司，法官經過調查詢問，發現當初布施儀式的時候有很多證人都可以證明，大家都知道這是贈予行為，於是裁決此處房地產歸屬於僧團。
寺院產權遭改換 中共強訂國有化
這個故事其實說明了自古以來寺院產權都很清楚，寺院歸出家人團體所有。然而這個道理到了今天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卻被徹底的顛覆了。中共建政之初，寺廟道觀的所有權都在土地改革等各種運動中，被粗暴的「國有化」了，很多的出家人都被趕走了。
然後，隨著法制所謂的完善，中共頒布法律，對寺院的強占和國有化有了所謂法律依據。例如中共憲法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這樣一來，宗教建築、場所的土地，都成了國家或集體所有。中共《物權法》第51條規定「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文物，屬於國家所有。」中共《文物保護法》第5條規定：「中國境內遺存的一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所以廟宇、宮觀等宗教不動產，以及各宗教使用的法物、器皿、經籍文獻等宗教動產，只要被認定為歷史文物均屬於國家所有。而在大陸，國家和各級政府都是由中共控制的，所謂國有、集體所有，實質上都是中共黨操控的，成了事實上的中共黨產。為了中共的利益，所有的寺院可以任意被開發成經濟資源，也可以任意被拆遷毀滅。
香港萬佛殿（香港三級歷史建築）。（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目前，中國大陸的佛教寺院所有權歸政府所有，具體的管理權，歷史價值較高的歸文物局管，能帶來經濟效益的歸旅遊局管，風景名勝之處的歸園林局管。大陸的所謂佛教協會，也是一個黨控制的機構，為黨服務。歷朝歷代凡是強占寺廟的都被千夫所指，由於觀念的變異，到中共這兒反倒成了正大光明的。由中共培養出的少林寺方丈釋永信甚至直言：廟宇所有權就應歸國家。
不信神者據廟 修煉處成牟利地
發展到現在，真心向佛的出家人失去了對寺廟的話語權，支配權更無從談起。大陸的各級政府與管員，為了政績與金錢，紛紛發掘和經營本地的文化資源，幾乎所有的宗教場所，在政府眼裡，都變成了創收工具，大張旗鼓的搞旅遊開發，並非真正尊重而是濫加利用佛教信仰，謀求利益最大化，同時在佛教界大量培植符合其要求的「方丈」、「高僧」。寺院道觀被地方政府、旅遊管理部門商業化，只能眼看著滾滾紅塵湧入山門。許多地方，私人向寺廟主管部門交納一定費用後，就能採取入股或承包的方式經營寺廟，請些配合他的僧人充當門面，或乾脆僱人冒充出家人。大陸的寺廟不僅收門票，往往還有各種收費的服務項目。比如，燒香要買香，撞鐘要花錢，至於辦各種價格的道場，更是要你花大把的錢等。據大陸《南方周末》報導，在法門寺景區，這裡每一個功德箱都有創收指標。每一尊佛像都有天價的供養標價。最貴的是裝載佛指舍利的舍利寶塔，標價一億。信仰成了生意，和尚成了職業。
本應供出家人清修的廟宇，不再清靜，成了不信神的共產黨牟利賺錢之處，大發佛難財。人們對佛教、道教的信仰被共產黨通過這種形式綁架與褻瀆。釋迦牟尼佛當年傳出的「戒、定、慧」佛法，要求修行人必須出家才能修成，現在大陸的寺院道觀都已不是修行之處，佛教出家人修煉的環境已經蕩然無存，現在的人確實已經無法在佛教中修煉了，佛教完全走入了末法。
其實當年釋迦牟尼佛就曾預言末法之時，人們無法在他傳的佛法中修成。在《法滅盡經》中流傳下來一句話「自共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蕪」，就是指共產黨對佛教的徹底破壞，寺院是出家人的修煉環境，此時寺院儘管表面上可能金碧輝煌，實際上卻是空蕩蕩的不再有修煉人。佛教中的佛法也不再能度化那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