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我，就是想急速回到原屬單位——國軍陸軍第七十軍。（網絡圖片）
三十八年一月九日下午，一顆炮彈，炸死傷我們人事科總人數一半，也炸散了活著的另一半。當時是死的不須顧，傷的顧不了，放眼看去，滿地是屍體，也到處是人擠人，同仁間沒有交談，沒有哭笑，甚至沒有道別，就這樣驚惶失措的陷入人叢中，盲目的、沒有方向的跟著東奔西竄。這種心理與實際狀況，直到翌（一月十日）日晨。這時炮聲已完全停止，槍聲也很稀疏，我已來到一個小土丘上。雖然看到的都是穿同一顏色黃棉大衣的國軍，但一個也不認識，沒有招呼，沒有問候，沒有一個人攜有槍彈，也都不再逃跑，只是木然的好像等著宰割似的。
約莫靜止了一個小時，突然一聲槍響，一顆子彈射向我面前一位坐在地上的國軍棉大衣下襬，一個燒黑的小洞，但沒有打到人。我是站著的，是否要打我，我無法確知，是否殺雞儆猴，也說不定。正思忖時，突然不知從哪裡冒出來一個共軍，高喊著：「蔣軍同志們，大家不要亂動，舉起手來，好，向我這邊集合。」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們已被俘了。隨後又冒出一個共軍喊著：「大家跟著我走。」我估計這個土丘上，約有二千餘國軍，聽到這從未聽過的口令後，沒有應聲，也沒有反對，默默的就跟著走，一條可以行車的碎石路上，二千多俘虜，連咳嗽聲都沒有，靜得可怕。更奇怪的是，二千多俘虜列隊行走，從頭到尾總有千餘公尺長，共軍就只那兩個，卻沒有人不聽從，更沒有反制行動。我就想，這次的國共大會戰，不但打垮國軍的戰力，也瓦解了國軍精神士氣，更摧毀了國軍忠勇氣節。當然，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這樣想，其中可能還有很多人這樣想，只是付諸行動就有區別了。
當我們這批人行至傍晚（沒有飲食過），到達一個不知名的小市鎮準備安歇時，我即曾與和我走在前後最近的幾位商談趁夜逃跑，但均沉默不語，未予附和，於是我獨自一人，自此展開了約半個月的逃亡生活行程。
我很奇怪，當時的我，不知是多了還是少了哪根筋？年未弱冠，談不上老謀深算，也談不上勇往直前，更談不上忠貞愛國的情操，唯一毫無商量餘地的就是想急速回到原屬單位——國軍陸軍第七十軍。當晚約七時許，大家都在等候安置時，我悄然的離開了這個俘虜群，盲目的走了一夜，還好身上帶的空投大餅還沒吃完，填補了肚子的空虛。但第二天早晨約八時許，在一個不明方向的道路上，卻遇上一大隊共軍，於是我第二次被俘了。這一天我跟著共軍大隊向北方向走了一整天，沒有給吃任何東西，但也沒有為難我。天黑時到了一個村莊，隨著一「班」共軍在一棟三合院的房屋裡，趁他們忙著找稻草打地鋪的混亂時機，就翻越屋右側用石塊砌成約一人高的圍牆，到了另一棟房屋，同樣也是眾多共軍在找睡的地方，沒有理會我，我就這樣逃出了村莊，來到曠野，躲在一個種有植物的田地裡，直到源源而來的共軍全數進入村莊後，才起身向來時反方向向南遁逃。
在幾經思考後，不得已冒險潛行到一個村莊。為何說不得已冒險？因在包圍圈時就聽說，城市民眾較信賴國軍，鄉村民眾則極怨恨國軍，身上還有金元券、大餅，此時單身進入村落民宅，有被搶、殺的可能。但當我進入一間民宅，見有三、四名男女，便說明身份來意，也許是當時年輕稚氣和狼狽相，不但沒有發生原先顧慮的事，反而獲得同情，他們找出幾件衣褲供我「挑選」，我挑了一套黑色棉衣褲，還拿了一頂已破洞的帽子。當我要給他們金元券（數目已忘）時，他們推辭說：「我們很喜歡你的軍服和棉大衣，就請留下吧。」惟恐生變，依言留下軍服，並堅持給了一些金元券後迅速離開了村莊，連夜依村民指點，傍鐵路南行。
翌日晨來到一條頗為寬深的河邊，看不到橋，只有靠鐵路通過，雖然河上鐵路兩頭有共軍荷槍看守，但自忖已換民服，當不致為難，乃走上河邊鐵路，準備通過，兩名守軍即加阻止，先盤問聽聲音不對，繼搜身搜出大餅，即詰問：「你係參加大戰的蔣軍，何以到此！」至此乃半謊半實的答稱係參戰的蔣軍，被俘後獲釋換裝返鄉。其一又發現我右門牙鑲有金牙，即怒斥奢腐蔣軍，並伸手欲予拔除，我強力辯稱，真牙五歲時撞落了，未再長牙，至十四歲家人為顧我顏面，始以銅鍍金鑲補，請不要拔掉。於是金元券及中尉排長（寄名第七十軍第三十二師某連運輸排長，在軍部人事科服務）人事命令藏在棉衣夾層未被搜出，大餅也還給了我後，由一人將我帶到附近一個小村莊的三合院空屋裡，裡面卻有與我相同身份的人約有二十餘人，這算是我第三次被俘了。以後如再被俘，因已換穿民服，不是被俘，我當改寫為被「抓」了。
到這個三合院時，約是上午九點多，直至天黑，沒有與屋內任何人交談，打定主意，被抓絕不過夜，有機會就逃。這個三合院只有正面一個大門，院深約二十公尺，我被安置在進門院右側屋內，一名共軍來回踱步看守，我仔細審定其來回踱步的時程與速度後，乃於其踱步至最裡面時衝出逃跑。該兵當即發覺，尾隨追趕至門口外約數公尺，聽到子彈上膛聲，並高喊不要跑，站住，我卻是抱定決心，除非抓住或打死，要我站住不跑，別想。這天約是農曆十二月十六、七日，晴空明月，視線極佳，村外又無土丘斷垣掩蔽，我能逃脫，應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只有一名共軍守院子，如離院子一路追趕我，則恐屋內其它人亦將趁機逃跑；其二，村內無其它駐共，未有其它共軍出來圍堵，否則十個我也逃不掉。
既未再追趕，便趁著月色，向著空曠地區一直跑，不知多久，跑到一處滿是圓形的墳墓旁停下，沒有畏懼，反而覺得是較為安全過夜的地方，於是疲倦昏睡，直到次晨，經察看地形，橫在面前不遠的那條河，不但面寬水深，而且流勢湍急，無法游過，要過河南下，仍須利用鐵路橋，但又想到如遇到是昨天的那兩名共軍呢？或是另外共軍也同樣盤查呢？心頭一團亂，最後決定先拔下鑲補的金牙，走到距鐵路橋看守處約二百公尺遠觀察動靜，不意此時正有一位農夫挑了一擔木柴，要經鐵路橋過河，乃趨前探詢，原來過河後再走約二小時，即可到達徐州市，旋商允木柴由我挑，如盤問則由他回答，結果未遇到昨晚的守兵，新守兵也未盤問，平安通過。但在通過的過程中，卻看到怵目驚心的一幕，分析應是兩個可憐的國軍通過鐵路橋時，遇到了火車通過，有兩件被撕裂的黃棉大衣掉掛在前後枕木上，兩隻血肉模糊的手腕，一隻只有三根手指的手掌，一條較長的大小腿，再就是內臟腸子，血跡灑染在前後總有二、三十公尺長的枕木鐵軌上，這比我人事科被一顆炮彈炸死傷一半同事的那一幕還恐怖，使我久久難以釋懷。
金元券直到我返回蘇州第七十軍收容所報到歸隊時尚未用完。當我元月十三日，重回到相別四十三天的徐州市時，約為上午十一時左右，我想徐州一定有共軍駐紮，但我並未看到，我已換穿民服，民眾滿街都是，就是碰到了也不會被抓的。因此，首先上館子吃了僅剩的大餅和相違一個多月的一碗熱騰騰的麵條，接著去理髮店理髮，在店裡又試著問清楚了可以花錢坐馬車直達蚌埠。這一夜我忘記是怎麼過的，大概是三天後坐馬車到達蚌埠，原聽說蚌埠有國軍收容所，此時卻因共軍已佔領而撤退，但約有十數名國軍軍眷在原收容所內。我說明身份及詢知國軍已南退至滁縣及浦口一帶，即欲告別南下，不意有一位二十一、二歲挺著七、八個月大肚子的孕婦，堅決要和我一起向南逃走，我當時年青體健，心情又急，走得是越快越好，與她拖拉，實在傷腦筋。還好，當天就因行至一個必經的關卡，看守的共軍把我（查悉我無「解放條」）與多名國軍（均穿黃棉大衣）帶向附近村莊集中看管，那位相隨的孕婦卻安然放行，就此分別，也算是一憂一喜。
當時由於戰局混亂，共軍一面備戰，一面整補，對沿戰線俘獲的國軍，無暇也無力嚴密看管，因此，一連三、四天我都是白天被抓，當晚即逃，從未被共軍抓到後超過一夜不逃的，也沒有一天不被抓的。直至有一天沿鐵路南下時，遇到一位國軍傷員，穿的也是黃棉大衣，一隻右手自肩以下約十公分處被炸斷，我非常同情的與他交談，得知他受傷被俘後共軍開了解放條給他叫他回鄉，他是貴州人，姓楊，我問他一路上共軍有否為難他？不讓他走？他說有解放條驗明後都即放行，又說：「我右手殘廢，想不走他們也要趕我走哩。」於是我與他商量說：「既然如此，我身上有點錢，我給你錢，你把解放條給我，互相方便如何？」他欣然答應，實時成交。
我拿到解放條後，怕他遇到共軍會反悔，趕快脫離他向前疾走，真的，此後兩天都能憑條混過，但第三天後解放條不靈了，主要是已快到國共兩軍交戰線，此時也感覺到穿民服反而沒有穿黃棉大衣方便，但仍如前白天抓，晚上逃，絕不在被抓地區過夜。這一天是到滁縣的前二天，快到天黑時被抓，與被抓的軍（國軍）民至少一百人，被帶到一個頗大的村莊時，因下大霧，已黑不見人，一個共軍幹部帶領四、五名共軍，引導我們分別進入屋內安歇。我不等共軍離開，就向他說我要小解，當他允許我出門後，真是伸手不見五指，此時意識到附近村莊均有共軍駐紮，既不敢走向另一村莊，也根本看不見哪裡另有村莊，只有運足眼力，摸索走向曠野，在一處田岸邊側臥哆嗦到天亮。
但天雖亮，霧未散，鐵路與電線桿均看不見，方向不辨，只好站立原地看天氣。此時左側衣、褲均濕透，又整日夜未進食，真是飢寒交迫，幾難支撐，也留下折磨我一生的後遺症——左肩骨、臀骨、膝蓋骨等部位，初不在意，至三十歲後即怕冷，不能吹風，四十歲後，不論冷熱天，均須套著護肩護膝布套，臀部太冷時常用手掌摀住，坐著則順手取座墊擋住，不能吹風吹冷氣，夏天晚上睡覺就是熱得一身汗，護肩、護膝仍須套上，真是苦不堪言。
這天，直到中午霧漸散去，遂以鐵路電線桿為路標，距鐵路約一百公尺（太近恐被共軍發現抓去）向南行走，在驚險中買了食物填飽肚子，這一夜則在有掩蔽的髒草寮度過。次日約下午二時來到滁縣火車站，希望仍為國軍佔據，縱已易手，車站民眾多，亦易混過。豈知全未料中，不久即有三、四名共軍過來盤問後將我留置，我乃出示解放條請遵守放行，他們態度頗好，但委婉告以：「此地為我軍最前線，過去即為蔣軍，縱我放行，他們必不放你，如是即減少我軍一名兵員，增加他們一份戰力，所以，在此不能憑解放條放行。」我即說：「那你們要我幹什麼？」他們反問：「你在蔣軍中幹什麼？」我說隨長輩在廚房洗碗洗菜挑水，不會做菜做飯，他們說：「好，那也在我們廚房裡工作好啦。」說完即由一名共軍帶我走向鐵路東側一個約四、五十戶的村莊。
這個村莊的奇特，是我從未遇到過的。它的外圍被水圍繞著，好似一個孤島，沒有陸路進出，我是隨共軍從村南一座木橋進入的。吃了我自逃亡以來唯一由共軍供給的晚餐，不久後與七、八名共軍同睡一個周圍有院牆的房屋裡，也許是這些時日的逃跑奔波太疲乏，竟從未有過的一覺睡到天已微亮，驚醒後即毫不遲疑的起身向一名應是衛兵說我要大解，他也毫不遲疑的答允，一出門即向西往鐵路方向尋找出路，但沒有路。天已亮，且偏北約五十公尺處有兩名共軍在洗菜，在此逃抓生死交關之際，不容猶豫多想，即脫下衣褲下水渡河逃走。
幸好，寬約三十公尺、一人多深的水並未結冰，乃手舉著衣褲很快的游向對岸。上岸後並未立即穿衣褲，先跑步翻過鐵路，避開村莊共軍視線後，繼續沿鐵路向南逃跑約千餘公尺後，始穿上衣褲，繼續傍鐵路向南走。但此時越走越奇怪，越走越狐疑，乃至越走越害怕，怕什麼？不是怕共軍，而是怕當地惡人，怕遇到猛獸，因為從早晨一直走到中午，見不到任何生物，更見不到一個人。直至下午二時許，來到一個較高平臺地區，有曾經軍隊駐紮過髒亂殘破的村莊，雖冒險走進幾間房屋察看，但仍靜寂無人，此時才判知是國共兩軍最前線的真空地帶。再往南行至黃昏時，說巧也真巧，竟在這無人的大路上再度遇上那位孕婦，她看到我是又驚又喜又哭。我見她挺著大肚子蹣跚地逃到這裡，諒也吃了不少苦頭，頗為同情，當夜我們兩人再往南找到一個小村莊的民家，很幸運的被分別安置在用草鋪的地鋪，算是睡了一個多月以來最為恬適的一晚。
但第二天一早我還是擺脫了她，獨自疾行，至下午二時，終於到了浦口。浦口沒有看到駐軍，也沒有明顯的戰爭氣氛，民眾生活正常。當天吃了晚飯後即赴碼頭坐船過江至南京，在船上心情興奮歡愉，狀似輕佻，又係穿戴異鄉衣帽，同船乘客多以輕蔑奇異目光看我，我可不在乎。離船上岸後已是晚間六時多，滿心喜悅的按佈告地址去第七十軍收容所報到，經過約半小時找到地址時，卻在門外見到另一佈告，略以本收容所已於日前遷往蘇州。滿懷喜悅，頓時變為沮喪，蹣跚街頭，爆竹聲此起彼落，問明原因，才知當天是農曆大年除夕，這時就是大年夜，該是我出生以來最難堪的大年夜。住旅社嗎？金元券已不夠支付房價，就算夠，這身裝束，旅社服務生恐也不會讓我進去，想著想著，心情輕鬆起來：「脫離艱險，又值過年，躬逢雙喜，不應貪眠，苦中作樂，仿效先賢，多受磨難，富我人生！」接著又想，如會作曲，就將這四字八句，譜成我此時心境的歌謠，豈不甚好！
如此踽踽到深夜，心情雖仍歡愉，體力似難支持，不覺間走到一棟大樓前，看似新建的，一樓沒有門窗，卻有三匹馬鎖在那裡。我往二樓行去，就在這樓梯平臺間，卻堆了很多稻草，似是給馬吃的，我也不再多想，便在草堆裡一倒，這一覺直睡到第二天太陽高照才起身。吃過難得的早點後，就往火車站跑，當我無票進站受阻時，這時才傲然的從棉衣腋縫裡取出第七十軍高吉人軍長署名發布的中尉排長人事命令，那時軍人乘坐公家交通工具是不用買票的，有了這紙人事命令，我於農曆三十八年大年初一（元旦），正式的來到蘇州第七十軍收容所報到歸隊。
總計自三十八年一月十日徐蚌會戰結束被俘（抓）至農曆大年除夕，不知是多少天，但我清楚記得被俘（抓）十二次，也脫逃十二次，比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還多了近一倍（五次），而且他是七擒七「縱」，而我則是十二擒（抓）十二「逃」，境況就不一樣多了。
我向第七十軍收容所報到歸隊是下午三時左右，收容所裡只有兩個承辦人員，說我是第一位從前線回來報到的。他們對我很客氣，招待洗澡換軍服、吃飯睡覺等事宜，從此開始過軍人的正常生活。隨收容所住在蘇州不記得有多少時日，但使我納悶的是沒有第二個從前線回來向收容所報到歸隊的官兵，就連兩次同行的那位孕婦，也沒有來收容所探詢其丈夫的下落及其丈夫隸屬部隊的情形。後來收容所又遷到上海，時間約一個多月過去了，但仍沒有從前線回來報到歸隊的。直到再一個多月後，第七十軍軍部在江西潭口正式重新整編完成後，原在前線的長官同事才陸續回來直接向部隊報到候令派職，我多方探詢他們是如何回來的，卻發現沒有一個人是與我相同的，都是由共軍依其志願發給解放條，憑條安安全全堂而皇之的回來了。想起來，我的苦是白吃了，險是白冒了，唉！真是倔強、愚蠢得可以。
注：節選自陶紀生著《倔強與堅持》，作者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生，湖北省廣濟縣人，民國三十八年，中華民國政府戡亂軍事逆轉後，隨國軍撤退來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