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9月16日訊】（接前文）
還有一個是山西呂梁地區的一個老闆，名字我不講了，網上說他讓國有資產流失800個億，你們可以到網上看看，煤企國有流失800個億就是說他的事。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十多年前，這個老闆是從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畢業，先在國家科委工作，後來下海經商獲得成功。當時，大家以為是煤礦要倒閉了，礦產安全連支架都買不起了，工人工資兩三年沒得發了，當地政府對他求爺爺告奶奶：你到老家來投資，你要愛黨愛家鄉，他就這樣回去了。當時家鄉煤礦是很便宜的，一個礦可能就是兩、三千萬（現在的礦山都漲了，都是兩、三億了），他發財了。而政府做了什麼呢？他們為了反悔這樣的轉讓行為，怎樣計算這800億的呢？他們說這個礦山下面全是煤，這個煤田能挖100年、200年，煤蘊藏量是多少，按照現在的無煙煤多少錢一噸，那麼乘起來就是800億。當年賣的時候根本不是這樣算的，賣了10多年以後政府反悔了，這樣計算，說是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而現在，這個老闆都不敢在大陸呆了，他人在香港，根本不敢在大陸。抓進去說不清楚的，所以這種案例是大量存在的。都說煤老闆都是負面的，但是這位山西煤老闆人很好的，做了很多的公益事業，沒有做任何歪門邪道的事情。
廣東打黑第一大案的主角王軍華，承包有11.5萬畝海面，是政府求他去承包的，現在增值了，政府卻要收回了。他不願意被收回，政府就把他抓起來，把整個公司所有在海裡面養貝的人，都打成黑社會，一下子抓了12個人，說這12個人全是黑社會！11萬畝海面裡面完全是合法養殖的海貝，搞經營，公安機關就說你是強買強賣，你是欺行霸市，是廣東「第一海霸」，把人家打成黑社會。判決以後就把11萬海面可以收回來了嘛。這就是政府幹的事情！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無時無刻不面臨著從天而降的囹圄之禍（圖片來源：Fotolia）
還有浙江的吳英案。還有一個是我處理的安徽吳尚澧集資詐騙38億的案子，他和曾成傑一起被報到最高法院，曾成傑死刑被核准了，吳這個案子我們辯護成功了，撤銷原判，不判死刑，發回重審。發回到高院，我們提了個意見，發回中級法院重審。這個案子涉及到全國將近十萬人，涉及金額38億元。正在重審中，但曾成傑已經死了。
現在，中國民營企業的一些風險類型，第一個就是政治歷史形態導致的風險；第二個就是打黑擴大化導致的風險；第三個是財富的權力化化轉移行政干預的風險；第四個是經濟行為政治化，把你的企業經營行為、把你作為一個派系鬥爭、你的人、我的人，政治化的風險；第五個是短期政績觀的風險，就是一個市長，因為希望你這個老闆搞大，搞大以後把你放在懸崖上你就下不來了，曾成傑就是這樣，三館公司叫他大量集資的，實際以後政府帶頭抽資，然後抽資的責任政府不承擔說你自己非法集資，非法集資我還完貸就行了，而他還有30多個億，2億多的貸款沒有還，不用他還，這個案子的荒謬在什麼地方呢？他召集了所有的投資人開會，說資金年底就能回籠了，我保證你們所有的本金、利息我都還給你們，年底肯定還。上面的官員把他叫去訓了一通，說，你憑什麼答應還？民營企業要還債，政府也要去管，你是破壞我們維穩的總體思路，我們說三年才能還，你怎麼說一年就能還呢？我們說只還本金不能還利息，你憑什麼自己說還利息呢？你這樣搞得我們搞不定了嘛，22家企業全部一起整頓，你單獨搞利息，搞得我們壓力很大，你利息不准還。這樣，一萬多老百姓去圍鐵路，一千多人去圍政府，圍政府的責任其實是政府造成的，但是都推到曾成傑身上，把曾成傑給斃了。這就是「我們的政府幹的事情！政績觀完全是隨心所欲的，他自己當市長、當州長的時候要把三館搞好，拚命鼓動去搞，把你送到懸崖上，你就下不來了，然後責任就是你的。
第六個就是計畫經濟的餘毒，權力來插手民營經濟，把民營經濟當作國有經濟來理解，他沒有政府的一分錢投入，政府還到處插手來管；第七個就是刑法的犯罪法立法。刑法的市場經濟犯罪有112個罪名，很多的罪名都是針對民營企業家的——當然，也有專門針對國有企業老總的。經濟刑罰八個刑罰修正案1997年刑法以後把很多全國人大的決定都歸納到刑法裡面去了。
現在的刑法體系已經很發達了，但是還不夠，不斷的刑法犯罪發生以後，政府又不斷的立法規管行為。所以中國有刑法修正案一、刑法修正案二、修正案三、四、五、六、七、八，現在正在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所以，中國的刑法還在發育，發育到現在叫普遍立法，實際是「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現在就是這樣。因為每一個企業家都在籠子裡，全在我法網裡面，所以每一個人都在違法。因為他們立法很嚴嘛，每個人都在違法。然後打擊的時候是選擇性執法，你什麼時候讓我不高興了就把你弄起來。如果你聽話，願意交稅的，你幫助我搞政績工程的，我扶著你。一旦讓我不高興了，隨時收拾你。所以是選擇性執法。這就是「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現在嚴重壓制了中國的市場經濟活力，破壞了市場經濟的秩序，扼殺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我們現在的經濟，很多是畸形的，關鍵就是上層建築的這個法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是很剛性的，它是用自由刑、生命刑、財產刑對你進行剝奪，所以現在很多人知道，企業家光知道自己做生意這一塊，民商法這一塊，他不關心刑法這一塊是不行的。因為刑法是可以剝奪你的生命，曾成傑的命就沒了。剝奪你的財產，一判黑社會，財產就全部沒收了。你的經營行為、你的股權隨時給你全部剝奪掉。
自由刑，無期徒刑判了很多，無期徒刑就是同死緩差不多。重慶打黑，無期徒刑的老闆判了很多，現在一個都不平反，所以有人問我，薄熙來案怎麼樣？我說從審判來說是成功的，從偵察來講是非常糟糕的。因為重慶整個撥亂反正根本就沒有啟動。從張德江到現在的孫政才，根本就不敢啟動，因為公、檢、法那些全部在台上，「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能一下子撥亂反正？因為粉碎「四人幫」以後，很大一批掌權的三種人，清理出去了，組織路線改變了，所以才能迅速平反冤假錯案。重慶現在的組織路線，根本就沒有動，總的意識形態也沒有動，所以把薄熙來一個人抓起來，把一個王立軍判了，整個重慶路線的危險性毫無改變，冤案也就不可能平反。所以，這是非常危險的一種現象。
行政權、司法權的腐敗、敲詐勒索，不給就開始整人。就像顧雛軍說的，有人跑到證監會去誣告他。敲詐勒索不給，他說我不是不願意給錢，不是大錢，完全可以給他，但是給他我就講不清楚了，萬一以後把我講出來怎麼辦？如果說我是行賄罪怎麼辦？500萬可以判我的。所以，我不是不願意給，我現在是給也不是，不給也不是，不給怕他查我，給了他我將來一輩子的污點。所以，你讓這個企業家怎麼活？
而第八個就是知識更新的執法水平問題，現在問題也很大，就是很多的公安人員、檢察官、法官，法律知識非常陳舊，還在用那種計畫經濟、投機倒把的觀念，不是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的理論，包括一些金融知識，包括電子商務的知識，包括知識產權的知識，公司法民法的知識非常薄弱，他不學習，一天到晚喝酒唱歌，在KTV，法官在娛樂著呢，他不學習，他不研究新問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市場觀念的落後、公有制觀念的落後、財產性收入制度、保護資本增值的觀念接受不了，他認為為富就是不仁的，你有錢的人就是應該無償地分給老百姓，就應該讓老百姓打你土豪，不打你你就應該施舍出來。
社會公平的觀念，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政府曾強調積極發展，允許收入拉開差距，這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精髓。現在的要求是，大家一起貧窮，絕對不許收入拉開差距，要強調社會公平，大家分蛋糕，不要造蛋糕，社會公平觀念被機械理解，也是很落後的。
刑法基礎知識也很弱。現在搞了那麼多的刑法條文，很多人光會死扣條文，不知道立法的原理在哪裡，為什麼要立這個法律，像我剛才講的電子商務案例，非常清楚地是一個電子商務買賣，他理解為一個打擊傳銷的行為，把他作為一個傳銷給判掉了。按照他這個理論，馬雲也可以判掉，他搞的電子商務支付寶就是擾亂金融秩序的，電子錢包擾亂銀行的金融規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馬雲也可判掉。我說這個問題，浙江處理得比較冷靜，比較客觀，浙江對馬雲不但不打擊，還拚命給他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所以才會產生阿里巴巴，才會產生淘寶網。但是南昌搞到60來個億就把他搞死了。完全只看到這一點小錢可以用，所以就說你是組織傳銷，裡面的10多個億都可以沒收了嘛。所以，裡面的問題真的。
包括土地歷史的知識，執政黨也曾承諾人民土地是免費的，當年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是分給人民的。後來，政府建立了公社，叫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然後把老百姓的土地哄回到政府手裡，之後退社不自由了。怎麼不自由了？他們立法了，憲法規定，城市土地國家所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用國家法律規定的，一點不是等價交換，從農民手裡拿土地，無償利用國家法律把他剝奪掉了。那麼現在我們能不能免費還給農民呢？不行。拿什麼還給他呢？商品房土地流轉掉了，每一個10000塊錢的房子，有7000元的成本進了政府的口袋。無償從人民手裡拿到的土地，他們又高價賣給人民，這違背共產黨鬧革命時對人民的承諾呀？共產黨當初承諾土地就是免費給人民的，你跟我鬧革命，我把土地分給你的。
所謂「社會主義的三大理論」，三個特徵，第一，公有制。現在已經是私有制佔主導地位了，除了壟斷的還在國家手裡，像浙江的財政收入，稅收74%靠民營經濟，所以公有制為主體在很多沿海省份已經改變了。第二，計畫經濟，現在不僅黨的綱領，國家的《憲法》都已經修改了，拿掉了，現在是市場經濟。還有一個是按勞分配，以前只能鎯頭、鋤頭帶來的錢才是合法的，你用資本獲利，資本的每一個毛孔都流著工人的血，可是當初列寧的理論、斯大林的理論、共產黨宣言的理論，對資本的獲利都是否定的。
那麼現在呢？政府不但支持、不但允許，還開了股市、開了期貨市場、開了風投市場，開了股票市場。政府明確講，要保護財產性收入，也就是資本獲利，中國不叫資本收入，叫按資收入。按資分配已經超過了按勞分配，所謂「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三大理論」——公有制、計畫經濟、按勞分配，三大理論全都改變了。
那麼，改變以後他們的執法指導思想、刑法立法思想有沒有改變？沒有改變，還是按照原來計畫經濟那一套。比如說公有制這一塊，貪污罪，拿了國有財產1000萬，像重慶拿了500萬，貪污罪，可以判他無期徒刑，可以判他死刑。但是拿了私營企業的資產，同樣的資產，拿10個億，他只判15年，判不了死刑，為什麼？我們立的另外一個罪，叫職務侵佔罪，不叫貪污罪。同樣的行為，拿私企的拿10個億15年，拿國企的500萬可以斃了。
中國還有一個「挪用公款罪」，判無期徒刑；「挪用資金罪」，10年。這種立法本身就是歧視性的。我們說「執法要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多人不知道，立法，是全國人大搞出來的，立法本身不是人人平等，立法本身就是歧視性的。歧視我們的私營經濟，民營經濟就是弱保護，公有制經濟是強保護，這是中國整個的立法指導思想、憲法指導思想出問題了，就是這樣的情況。所以在三大特徵裡面，公有制為主體，計畫經濟理論和按勞分配理論通過30年的改革現在全部都變了，只有他們的執法思想沒變，才產生了非常大的衝突。
還有一個，第四個，鄧小平後來發現了什麼問題？就是社會公平問題。社會公平到底是大家都貧窮呢，還是先富帶後富慢慢梯次發展的公平呢？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執政黨有的時候討論過這個問題，到底是強調國家發展效率優先，還是老百姓一碗稀飯，大家分個半碗喝喝，是這樣子公平呢？現在完全走向了極端民粹主義，就是支持這種低水平的均衡，而不強調積極發展。社會公平的觀念現在也發生變化了。
所以這四大變化，導致中國整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已經完全脫節了，經濟越開放越用越好，而政治理論、管理國家的理論、法律理論、憲法理念和治國思想，卻是越保守越好，所以，這就是個跛腳丫在走路，推動不了進步。因此，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衝突是越來越激烈了。在這樣激烈的情況下面，最後擠在岩石縫裡面的，就是民營企業家。因為你的行為不可能逃過，每天都在做，在這樣的衝撞裡面，你在磨碎的中間。所以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我以前是呼籲哪個案子冤枉，現在不呼籲了。因為一、兩個案子解決了沒用，不解決一個刑法的基礎思想，不重新改善中國的經濟刑法，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永遠是會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