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忠引用鮑彤的說法指，三中全會之所以成功，在於它是失控的大會。圖為鄧小平和胡耀邦。（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8月30日訊】中共一直是實行所謂「黨管媒體」，中宣部統領之下，新聞媒體本沒有什麼自由度，但過去四十年間，中國新聞媒體曾一度有一個短暫的鬆動時期。法廣專訪指出，中國新聞媒體曾在胡耀邦到趙紫陽時期一度復甦，但在「六四」後上臺的江澤民時期大幅倒退，併進一步淪為中共迫害人權的工具和加劇了其進行造假宣傳的功能，出現了許多怪現象。
8月29日，法廣中文網刊發對《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一書作者潘永忠的專訪。潘永忠談及中共近四十年的前幾任總書記任內的新聞媒體領域氣象變化，以及其變化的政治背景。
中國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後，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現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文化領域也隨之呈現新氣象。無論是思想言論、自由寫作，還是媒體宣傳等方面，均紛紛顯現「改革開放」的局面。但一場「六四」學運被鎮壓後，又發生了翻覆。
潘永忠在其所著《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一書中，稱「改革開放」之初那一段時期為中國版的「文藝復興時期」。
潘永忠對法廣表示，對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的自我評價是所謂揭開改革開放序幕，又是偉大轉折點，又是歷史新時期，而據前趙紫陽秘書鮑彤對該次會議的表述是，改革不是領導出來的，也不是設計出來的，三中全會之所以成功，在於它是失控的大會，但是符合人民心願、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次會議被人為地掛上了光環，說成是「改革開放的大會」，其實是編造出來的一個神話。鄧小平是貪天功為己功，成為所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據鮑彤說：會議原計畫內容是華國鋒、鄧小平共同設定「兩個凡是」的框框，鄧小平提出會議議程和討論的中心議題分三個問題：一、通過農業問題的決定；二、討論李先念在1978年國務院召開的經濟務虛會上的講話；三、討論計畫問題。從鄧小平決策的三個議題看，根本不是討論改革開放。然而在會議期間，與會者們七嘴八舌，各抒己見，主要是胡耀邦、陳雲等的發言，擺問題，談冤案，提出多方面疑問，脫離了會議議題，三中全會完全失控。
胡耀邦的問題是：一、關於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的覆查報告；二、彭德懷覆查材料；三、陶鑄等人覆查材料；四、關於康生誣陷603人的材料；五、胡耀邦覆查一系列冤假錯案中的案例；六、組織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等。
陳雲的問題是：一、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毛主席知道吧？二、關於所謂自首分子問題；三、陶鑄、王鶴壽等定為叛徒問題；四、彭德懷問題；五、關於康生的錯誤；六、關於天安門事件。
會議遠離了原定議程，是集中在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極左思想，要求為毛澤東欽定的冤假錯案徹底平反。鄧小平臨時改變態度，讓於光遠重擬發言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發言的核心「只講民主作風，沒講民主制度；著重講經濟發展，沒講政治改革的要害是黨的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問題；即使講農業發展，也沒講農村改革……」原本是胡喬木起草的講話稿核心內容未改，按了一個當時比較時髦的題目。
而現在很多人都看到了「三中全會」的問題：比如會議通過的農業問題決定，仍然堅持「不准包產到戶」。鄧小平看到了「文革」遺留的難題，但不願延伸到「反右運動」的徹底平反，因為鄧是反右鬥爭五人小組組長，只願意為右派份子個人平反，而不能為反右派鬥爭平反。鄧仍舊堅持說：「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
會議也沒有做到胡耀邦堅持的「有錯必糾」。另外對於民主、自由、人權、三權鼎立，鄧認為都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都不能用。
潘永忠認為，如果用我們現在的思維來看，問題就更多。
比如胡耀邦、陳雲談的問題，基本上是中共官員的冤案，只是在維護執政集團自身利益。對嚴重的社會問題置若罔聞。
銘記歷史，就要記錄真實歷史，汲取教訓。潘永忠說，德國社會的反納粹反戰爭，是從社會底層做起，他居住的德國鄉村，有教會出版的《村莊史》，書中有一章節記錄了從兩次世界大戰中村莊每一個戰爭死難者名單，包括被流彈打死的3個孩童的名單。書中寫到：記住這段痛苦歷史，讓我們村莊每個人驚醒：反對戰爭！
而中國發生了「五七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幾千萬死難者成為無人問津的冤魂孤鬼，沒有記錄，沒有反思，沒有追究，沒有索賠，就不會驚醒清醒，
潘永忠歸結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動亂的根源。胡耀邦、胡績偉、朱厚澤、趙紫陽等中共高官，也意識到了中國問題的根源還是中共自身的專制體制。
潘永忠特別談到在前述這一背景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文化領域的體現。
潘永忠說，當時的「傷痕文學」帶動了「文革」後的中國文化甦醒。它得名於盧新華以「文革」中知青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傷痕》，是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國文壇佔據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學現象。
而同樣的問題是，這一文化現象也被歸結為鄧小平的功績，歸結為「三中全會」的影響。而事實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劉心武的《班主任》，刊於1977年11期的《人民文學》。盧新華的《傷痕》完稿於1978年初，同年8月11日獲《文匯報》以整版篇幅刊登。
另外，胡耀邦批示：讓人民出版社重新恢復翻譯出版國外的學術著作，當時出版了一大批國外的政論書籍，無疑是為文化領域的復興，打開了一扇觀察世界的窗口。
當時從近400本政治學術外文原版書籍中，挑選出167本翻譯出版。出版書籍中還有《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蘇聯出版物材料彙編》（The Great Fear:Stalin’s Terroro oft he 1930s）一書。
還有，由金觀濤和劉青峰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的出版，每年出十餘本，五年共出了七十四本。叢書推出了一批科學、社會科學、人文藝術與文學等理論新趨勢。應該說這套書籍，在充實、豐富和啟發那代青年人思想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再者，是時任中宣部長朱厚澤倡導「三寬」政策。中宣部歷來是中共極「左」勢力的衙門，管轄著整個中國的輿論領域，但在朱厚澤擔任中宣部部長時期，開啟了一扇寬鬆之窗。
潘永忠說，對於中國的新聞自由，「文革」後也開始逐步清新，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等面對這一棘手問題，有了自中共建政以來突破性決定。
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期，社會各界要求制訂《新聞法》，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呼聲再次高漲。中共的黨報《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從1984年元月開始肩負起這一歷史的重擔，起草《新聞法》。
1989年的中國大變局中，中國新聞界的表現，顯示了中共建政以來從未有過的膽量和出色。
潘永忠認為值得一書的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89民運。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於4月19日在北京召開悼念胡耀邦座談會，4月23日以5個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談紀要。特別是嚴家其在座談會上的一段講話：「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臺的。在這之前，中國的其他領導人也是這樣。這是政治改革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由此引發了江澤民親自下令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刪除這篇文章，但該報總編欽本立拒絕刪除，並把文章刊登於第439期報紙上，為此該報遭江澤民整肅。而江也靠這一事件中的強硬手段獲鄧小平等中共元老信任，直接竄升為中共總書記。
潘永忠回憶說，「六四事件」前後一週，中國官方媒體均以不同程度的報導和表達了中國新聞正義良知。各大官媒記者、編輯們紛紛走上街頭，聲援和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這段時間的報紙報導，客觀真實的描述了各地學生市民請願遊行的目的和場景。這在中共執政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前例。
潘永忠說，1989年6月4日19時，央視《新聞聯播》的場景讓人難以忘懷，杜憲和薛飛穿著黑衣，他們語速緩慢、沈重地播報了「六四事件」中共戒嚴部隊開入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新聞，杜憲以「請大家記住這黑色的日子」作為新聞的結語。那一晚，薛飛和杜憲，讓很多人終生難忘！
但「六四事件」一週後，中國新聞界便遭到了嚴查和整肅，著名記者高瑜成為新聞界、知識界被捕第一人，隨後查封《經濟學週報》、《新觀察》，不少媒體人被單位嚴懲，甚至被開除公職，送進監獄。
潘永忠認為，1989年5月底到6月初一週，中國新聞完全開放，這也是自「文革」後，中國改革開放之路使得新聞媒體事業相對寬鬆，這一時期的新聞媒體的出色表現，是胡耀邦、趙紫陽、朱厚澤、胡績偉等人承上啟下的不斷努力結果，也可以解讀為是一次最好的，也是最後的中國新聞開放大檢閱，大總結。
潘永忠認為，中國政治改革之路走到八九「六四事件」時，嘎然而止。追述根源，是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從改革開放初期，就沒有準備接受西方文明的民主制度，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中國政治制度變革的「緊箍咒」。
而對於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治理的兩屆政府期間的中國新聞媒體狀態，潘永忠用三個詞概括：倒退、空泛、怪現象。
其中，「倒退」是指，江澤民一上臺，反「和平演變」的呼聲蓋過了改革開放，「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動搖了改革開放的各個領域。誰要是提改革開放，誰就有自由化之嫌。時任中宣部長王忍之的長文《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了中國姓社還是姓資的重大爭議。鄧力群發表的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則重新祭起階級鬥爭大旗。
「空泛」是指江澤民搞了個中共要「三個代表」，潘永忠認為其實恰恰相反，中共是三個阻礙。而胡錦濤搞了個「科學發展觀」，明明是人們常說的經濟規律，或者經濟法則，換個說法是典型的空泛與無聊。
胡錦濤主政時期眾所周知也是江澤民退而不休、大肆干政的時期。
潘永忠還特別提到，有什麼樣的政治，就有什麼樣的媒體宣傳。江、胡這一時期中國媒體的怪現象層出不窮。他舉例說：嚴控管理西方宣傳品的侵襲，以致草木皆兵；媒體以江澤民個人意志為軸心，黨報成了鎮壓「法輪功」的武器；「薩斯事件」暴露了中國新聞造假真相，不僅欺騙百姓，還欺騙整個世界；《南方都市報》案的幕後真相，中國是無法無天，它新聞與司法完全是以中共執政者意志為轉移；中宣部草木皆兵三波禁書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