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盤起底蘇共駭人聽聞黑歷史。（網絡圖片）
人們普遍認為通姦是不道德的，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摧毀資產階級家庭，取消資產階級道德，主張甚至實行「共妻」。
安德烈･鮑裡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出版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到一年就再版數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國史學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著名專家陳鐵健，北京市委黨校黨史研究室前主任吳家林夫婦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兩次與之品茗敘談。本文實為李、陳、吳所做的採訪記錄。
一、列寧是否利用了德國資助
雖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紀俄國史》中是以「政變」一詞出現（順便指出，這幾乎成了大部分教科書的觀點），本文作者為敘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間，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俄國政府的活動？該書作者認為「是」。
關於二月革命後列寧對待臨時政府的態度，書的描述是：列寧於1917年3月6日從蘇黎世向彼得格勒發電報：「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絲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謀求與其他政黨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過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同上，405頁）同月，列寧在瑞士提出旨在進行社會主義政變的計畫。這個計畫得到德皇和德國總參謀部的「堅決支持」。
3月22（公曆4月4）日，德國駐伯爾尼公使向柏林發電稱，社會民主黨的書記，以俄國社會主義者及其領袖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的名義提出要求，請盡快允許他們從德國過境。此公使的電報最後說：「應予照准放行，使其盡快回到俄國……這符合我們的最高利益，盼急復」。威廉頒旨稱，如果瑞士拒絕他們過境，就讓這些俄國社會主義者穿過火線過境（同上，405頁）。
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者。書中詳細描述這些錢如何分批交到俄國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頁）。4月8日，德國總參謀部向威廉皇帝報告稱：「列寧順利回到俄國。他幹的確如我們所願」（同上，406頁）。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間諜機構探明這個情況，臨時政府掌握了這個動態，但是沒有能力立即予以處理。4月16日列寧一回到俄國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綱》，其中宣布俄國第一階段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告結束，現在的任務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做好準備。
二、關於十月革命
如何估價這場「革命」？它「開闢」的新時代「新」在何處？對於俄國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它起了什麼作用？《二十世紀俄國史》的作者對這場「革命」的評價：
1.傳統的俄國社會教誨人們孝敬父母，尊老愛幼。布爾什維克要徹底砸爛祖輩父輩創造的「舊世界」。
2.對於人們熟知的「熱愛祖國」，布爾什維克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
3.一般人們總是講不要貪圖錢財，特別是不要向親友謀不義之財，布爾什維克說要徹底消滅私有制。
4.布爾什維克反對人們常說的不要偷竊和搶掠這種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主張並實行讓窮苦人「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
5.人們普遍認為通姦是不道德的，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摧毀資產階級家庭，取消資產階級道德，主張甚至實行「共妻」。
6.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對於社會和諧的重要作用，認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要你死我活，這才是最基本的人際關係。主張並實行的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上帝不會讓人們擺脫苦難，只有依靠和指望共產黨及其領袖，它們才是「勞動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體現者（同上，478頁）。
三、關於羅曼諾夫皇族的命運
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勝利後，被打敗的階級應當受到奴役和肉體上的消滅」（同上，129頁）。
書中說，革命後的蘇維埃政權對於羅曼諾夫皇族，實行的是斬盡殺絕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過法國大革命20年後波旁王朝復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殺的經過如下：
俄國二月革命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審理羅曼諾夫家族特別是尼古拉二世的問題，沒有找到什麼「叛國」的證據，便宣布其無罪。1917年8月決定把他們送到葉卡特琳堡州的托波爾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別墅軟禁。在那裡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鑒於這些人的命運「關涉極其重大事物」，列寧安排烏拉爾蘇維埃主席與之保持直線聯繫。
作者們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員會的記錄說「關於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後的命運，交由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辦理」（同上，532頁），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婦，其4個女兒（17—22歲），皇子（14歲），醫生和僕人等4名，計11人，另有3條狗，在關押地被槍殺。女屍受到侮辱，一條波隆卡名犬被絞死。
原羅曼諾夫家族的親王4人於1919年1月27日被槍殺於聖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們的屍體投到附近的動物園。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遺骨在上世紀80年代被發現。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遜帝及其他10人被殺的70週年之際，俄羅斯政府決定按照宗教儀式將其安葬於聖彼得堡的彼得保羅大教堂，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在安葬儀式上說：
「多年以來，我們一直隱瞞著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應該說出真相，葉卡特琳堡的這樁迫害案成了我國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我們安葬遭到無辜槍殺的人，是為了替我們的先人贖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幾十年裡為這樁血案辯護的人也是罪人。我們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頁）。
四、關於「紅色恐怖」
殺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僅僅是蘇俄全國範圍內「紅色恐怖的開始」。布爾什維克通過政變手段奪權，強行沒收人民的私有財產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討伐隊維護其政權，因此「紅色恐怖是必然的現象」（同上，544頁）。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過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托洛斯基說：「無產階級徹底消滅沒落的階級，沒有什麼不道德可言。這是無產階級的權力。你們說我們手軟……告訴你們吧，過不了一個月這種恐怖就將採取極其嚴厲的形式，像偉大的法國革命者一樣。對於我們的敵人來說，不是把他們關起來，而是把他們送上斷頭臺」（同上，544頁）。
書中還介紹了另外一個鮮為人知、令人驚愕的觀點，「共產主義理論家們設想，紅色恐怖的目的，不僅僅是恐嚇，還要人為地選擇適合於為社會主義的『明天』傳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確闡述紅色恐怖的目的：「從槍殺到服勞役，用各種方法強制無產階級，這樣做的目的，不管聽起來多麼荒唐，卻就是用資本主義時期的人當材料，來塑造共產主義新人類」（同上，555頁）。
當時全俄各地有610個契卡工作委員會，1000多個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殺的人不少於200萬。但是沒有精確的統計，因一些部門的檔案嚴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經過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僅僅可能是實際數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頁）。
五、「星期六義務勞動」
這是蘇俄實行勞動軍事化和戰時共產主義過程中的事。書中介紹說，列寧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就能到來，這段時間裏就要完全消滅商品生產。他們還同樣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前景懷抱強烈的期待，認為至少德國可以接受俄國影響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後俄國所有五萬人以上的企業悉被沒收。生產凋敝，「只有印鈔機」在工作，政府沒有了財源。托洛斯基向列寧建言：
「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讓他們尋找活路，但不能單獨地一個一個地去做，而要集體進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掀掉一家一戶的鍋灶，吃大鍋飯……不實行軍事化，這樣的社會化是做不到的……軍事化加上一天兩頓熱飯，大家都一樣。吃大鍋飯的做法定能為社會監督創造必須的條件」（同上，496~498頁）。
在作者筆下，勞動，根本無「自願」和「熱情」可言，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吃的是大鍋飯。僅聖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於出生率3—4倍。從1917年到1920年該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飢餓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這裡1917年的46名科學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僅有23名。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總數為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同上，498頁）。
六、「全盤農業集體化」
書中把20—30年代之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同上，883頁），說它是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鬥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800萬貧農。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消滅之。對富農實行了「區別對待」的政策：第一類，頑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槍決；第二類，予以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第三類，則將其掃地出門，趕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同上，884頁）。
蘇共中央派出了25萬名共產黨員工作組分赴各地，兩個月內就有全體農戶的58%加入了集體農莊，其家產包括雞鴨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許多農民屠宰牲口，已經被充公的「富農」的牲口由於無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總存欄數劇減，直到蘇聯解體，牲畜總數也沒有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頁）。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斷髮生，也不斷遭到鎮壓，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國家安全部門抓獲，其中18，966人被搶決。這一年13，754例群體性案件中7382件因農業集體化而起（同上，890頁）。難怪有人將其稱為第二次國內戰爭（同上，889頁）。
農業集體化後1932年—1933年出現了大飢餓，遠遠超過了1921——1922年列寧時期的嚴重程度。這次國外援助沒有一粒糧食到達飢民口中，歸「聯共中央，國家安全總局，紅軍和『在農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間餓死的人數是650萬，其中有400萬在烏克蘭，因那裡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頁）。
七、蘇聯的文化革命，造神氣氛中的高爾基
書中說，由於俄國的精英要麼被驅逐出境，要麼遭殺戮，蘇共便利用相當大部分國民不諳國是而實行愚民政策：不許人民與國外親友聯繫，不許閱讀外國報刊。廣大群眾完全與外部世界隔絕，根本不瞭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頁）。列寧、斯大林的名字開始被廣泛地用來命名街道工廠城市等，帕米爾有一個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為斯大林峰，另一處高7134米的山峰被稱為列寧峰，馬克思峰高為6726米。
至於對待知識份子，蘇共實行的是培植一批忠於黨的人，通過他們「貫徹」黨的意圖。高爾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蘇聯著名的哲學家、造詣很深的洛謝夫出版了一本《神話的辯證法》。在蘇共高壓政策下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於是忠於「斯大林同志」的高爾基便撰寫批判洛謝夫的文章，稱其「大字不識幾個」（同上，933頁），還要著書立說。
高爾基被該書作者認為是知識份子墮落的典範，並舉出了幾個例證。作者引用高爾基參觀索洛維茨（即古拉格）集中營的表現，說明他對他親愛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誠。一個男孩子據高爾基過去的作品把他當做「受壓迫者的庇護神」，向他講述了自己在集中營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爾基眼睛裡閃著淚花聽了孩子的講述。但是並沒有「庇護」他，男孩子很快就被處決了。
蘇聯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勞力修建了白海——波羅地海運河，並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儀式上高爾基發表講話，歌頌奴役般的勞動，高度讚揚斯大林的功績。
（原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