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兩會上的習近平（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4月10日訊】經歷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和今年3月的兩會，習近平在中國成功集權已幾無異議，其下一步動向則持續成為外界關注的熱點話題。日前有義大利的媒體刊發較為有趣的分析，認為習近平目前的處境，似乎與當年六四之前的趙紫陽有點相似。不過，意媒也提及，不同於趙紫陽，習近平已成功清除了集權的所有障礙。
法國廣播電臺網站4月9日轉引了義大利《星期新聞》（Settimana News）的這篇分析報導，對比了習近平與趙紫陽在特定時局下的相似點。
分析說，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時任黨總書記的趙紫陽為了擺脫老人政治，以及釐清黨政軍權力的混淆，他的班子提出了的「新權威主義」論，目的是要將所有的決策權統統交由黨的總書記執行。
文章提到，今天中共7個常委之中的王滬寧，就是當時這個「新權威主義」論的鼓吹者。
另外，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趙紫陽還突然之間推動物價改革，解決價格雙軌制下的一系列複雜的經濟問題，包括地方諸侯經濟，但此舉卻引起通脹，商店貨物被搶購一空，並引起中共黨國元老的猜忌。兩年之後，還觸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天安門事件。
文章分析指出，相比之下，在中共十九大和今年的全國兩會之後，習近平成功地掃除了所有的障礙，將黨政軍大權一把在握，習控制的黨對政府和軍方的領導擁有絕對權威。
文章說，西方政治的自由制度初時也是從極度高壓權力的桎梏破繭而出。17、18世紀，英國的奧立佛．克倫威爾和法國的路易十四，他們奪去了自從羅馬帝國在第五世紀崩塌之後，基本上與皇帝共享管治權的一群貴族官僚的權力，將權力集中在一個領導人的手上。
但最終，在英國，這個轉變可以說是和平演變，英皇逐步交出權力，儘管名義上英國還有一個皇室，又或者像法國，演變是血腥的，1789年一群新貴推翻了皇朝。
但中國呢？分析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後將黨的權力凌駕一切之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它可以引起正面或反面的後果。
文章回顧說，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當時的軍方處於權力最高峰，也是最後真正的權力所在，但它卻置身於黨的管轄之外。繼而出現的是一個奇怪的政府架構，中共有一個五人政治局常委，由趙紫陽領導，趙也是軍委的副主席，但軍委的主席鄧小平以及另一個副主席、身兼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卻不在五個常委之中。而本來，身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其權力理應在鄧小平和楊尚昆之上。因為黨大會重申黨是最終的領導者。
分析指出，除此之外，這個架構還擁有其它古怪的機制，鄧小平領導了一個成員都是80歲或以上的黨國元老們所組成的委員會，它擁有指導權力但卻不需負責決策，但一旦假如五個政治局常委未能達至一個共識，這班老人就會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其權力之大還在五個常委之上。
文章指出，這樣一個欠缺穩固基礎的上層建築，跟西方式的權力分配大相逕庭，不穩固的利益和需求所產生的混淆，兩年之後引發了天安門事件，並且可能導致中國權力的諸侯化直到今天。
1988年秋季，趙紫陽和他的一些班底推出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理論，即所謂的新權威主義，當時還算年輕的王滬寧，就是其中一個鼓吹者。新權威主義認為，所有的權力都應該集中在黨總書記一個人的手上，然後經過必須的架構改革之後，透過民主改革逐步將權力分配。
但這個論調遭到當時的自由派學者批評，同時，中共的元老們則害怕他們會失去權力。這個改革無疾而終。
分析指出，天安門事件源自如下的這個弔詭：到底是趙紫陽的共黨還是鄧小平的軍方造成這個結果？這個弔詭本身又導致1990年代江澤民時期的權力鬥爭。在2002年的中共黨大會上，政治局常委增加到九個人，江本人出任國家主席以及軍委會的主席。
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包括已被習近平拿下的江的親信周永康。
文章特別指出，中共每一個決定都須要經過權力走廊反反覆覆及累人的磋商，唯一的推動能源就是派系之間的利益交換。由此，經過江澤民時期的1990年代末的國企改革，國企管轄大權由自治落入中央手上，國企的資金則為政治野心充當融資的來源，彼此相互照顧利益。
文章認為周永康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中國當時最大最賺錢的石油國企的大掌櫃，他爬升到管治全國內外的政法部門的頭目，一個真正的權力核心。憑著這個權力，他幫助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崛起，或者甚至可以說是幫助薄熙來政變。
分析指出，共產黨大概有一半人認為，民主或可正式解決權力混亂的問題，而另一半人認為希望繼續延續這個混亂情況，因為他們可以藉此而撈取利益。
問題依然存在：誰領導國家、誰領導黨以及誰領導軍方？誰有能力擔當那一個位置？一切都是那麼的不穩定，每樣事情都依靠個人政治操作的能力。因此出現了薄熙來這樣的人，他對此最清楚不過。
文章說，在過去的五年內，習近平基本上就是要釐清這個混亂的情況，做法就是消除國家、黨和軍方之間的區分，製造一個清晰的指揮制度。
文章認為，中共以黨領導一切，領導國家和軍方，已經是非常清晰。然而習近平有沒有可能因此而推動改革呢？
文章指出，當年國際社會對趙紫陽的改革確實滿懷憧憬，但經過30年之後，西方對中國的改革似乎已經不再那麼正面和樂觀。今天中國集權於一人，會不會之後進行權力的分派，又或者會不會達到世界的預期，對習近平會否推動有如趙紫陽當年未達成的改革，外界懷疑多於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