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胡風與妻子（左）（維基百科）
【看中國2018年3月2日訊】胡風的女兒曉風寫的回憶錄《我的父親胡風》，由美國的溪流出版社出版，書名是《雖九死其猶未悔》，取自屈原《離騷》。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中共掌權以後第一起大型文字獄。由於這個案子是毛澤東親自定的，所以直到四人幫垮臺後仍然遲遲得不到徹底的平反。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出版了一些有關胡風的研究與紀念文章和書籍，包括胡風的妻子和子女寫的回憶文字；但限於國內的政治環境還不能暢所欲言。所以，胡風的女兒曉風又寫了這部回憶錄交到海外出版。由此可知，這本書的意義非同一般。
胡風，本名張光人，是著名的左翼作家、詩人兼文藝理論家，長期追隨魯迅；1949年後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然而從1952年起就開始遭受批判，1955年更被打成反黨集團，後來又升級為反革命集團；此後就是長達24年的監禁、軟禁和勞改，直到1979年77歲高齡時才釋放出獄；80年代恢復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文聯委員；1985年6月病逝。在這本書裡，作者除了回憶她父親外，還有幾篇寫到幾個重要的胡風份子。著名學者、當年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的賈植芳先生為這本書寫了序言。
當年胡風曾預言：「自批判胡風，中國文壇將進入中世紀。」
1955年反胡風運動時我剛7歲，對胡風其人其事自然談不上有任何理解。不過家裡那本《兒童時代》雜誌上胡風的漫畫倒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幅漫畫把胡風畫的很兇惡，但確實抓住了胡風的面部特徵，以至於我在80年代第一次見到胡風的次子張曉山時，一下子就認出他來——他們父子倆長得太像了。
我對胡風的認識始於文革期間。一次，我看到一張揭發批判周揚的大字報，其中提到在1961年的一次講話裡，周揚說：「當年批判胡風，胡風曾經預言：‘自批判胡風，中國文壇將進入中世紀。’」周揚說：「我們當然不是中世紀。但是，如果我們搞成大大小小的‘紅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稱馬列主義，言必稱毛澤東思想，也是夠叫人惱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記著胡風這兩句話。」看到這幾句話，我對周揚有了些好感，對胡風更是油然而生敬意。後來下放農村當知青，我從一位同學那裡搞到一本當年批判胡風的小冊子。我竭力從那些大批判文章裡引用的胡風的隻言片語中瞭解胡風本人的思想，發現胡風的思想要比那些批判者高明得多。例如胡風批評的「五把刀子」，特別是第一把，「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正和我自己心裏的異議不謀而合。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株連很廣，官方統計共觸及2100多人，但正如曉風所說，「實際上遠不止此，須知每個胡風骨幹份子都株連了數十人乃至上百人；從我父親的日記和書信中發現的每個人名，都要被審查受到株連；連我家鄉縣城中學的全體語文教師都被打成了胡風份子；更無論各地揭出的‘小胡風’、‘小反革命集團’了。」在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有不少人僅僅是為胡風鳴不平，甚至僅僅是對胡風案件提出疑問，就被打成右派。
在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的人中間有不少老革命，例如不久前因主張民主社會主義而聲名大噪的原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小說《如焉》裡的衛老師，據說其原型就是一位胡風份子——武漢詩人曾卓。還有一位老革命彭柏山，1949年後曾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任宣傳部長，55年也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文革中竟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彭柏山的女兒彭小蓮是有名的電影導演，她寫過一部回憶她父母的書《他們的歲月》。其中寫到她在美國紐約大學留學期間，交上了一個德國裔的男朋友。這個德國裔的男朋友在聽彭小蓮講起一家人的悲慘遭遇時，大惑不解地問：希特勒再壞，他害死的主要還是猶太人和外國人，毛澤東為什麼要害死那麼多中國人呢？我要補充一句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害死最多中國人的毛澤東，至今還被一些中國人奉為中國的大英雄，而且還是民族英雄！
這樣的黨憑什麼不反？
胡風遭受共產黨殘酷迫害，然而出獄後，他仍然表示他信仰共產革命，相信共產黨。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想至少有兩條原因。一般人只知道迫害會導致反叛，他們不知道有時候迫害也會強化忠誠。因為受害者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往往會表現得格外忠誠。因為胡風確實是冤枉的，他本來確實不反黨不反革命。可以想像，胡風在長達20幾年的受迫害期間，唸唸不忘的就是怎樣替自己辯白，證明自己不反黨不反革命。至於這個黨、這個革命可不可以反，應不應該反，他可能倒想的不多了。此其一。
第二，在表面的忠誠下，實際上是深刻的恐懼。舉一個例子就夠了。1985年，胡風的外孫要考大學，向外公徵求報考專業的意見。胡風急切地說：「不報文科！不報文科！」可見，胡風的恐懼早已深入骨髓。想來胡風也產生過對黨對革命的懷疑，但是，強烈的恐懼妨礙了他的深入思考。共產黨的監獄未必能改造胡風的思想，但是它能嚴重地損壞胡風的思考能力。
一些胡風集團骨幹份子，如謝韜、王元化、賈植芳等，在他們復出的晚年寫出了精彩的文字。而胡風直到去世，都沒有再寫出什麼有份量的文章。當然，這也不難理解。胡風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身體和精神都很差，受了幾十年罪，好不容易活著出來和家人團聚，想過幾天無風無浪的太平日子的願望是很自然的。我想，假如胡風能多活幾年，也許會重展其思想鬥士的風貌，給我們留下更多的精神遺產。畢竟，一個思想者，在經歷了人間罕見的煉獄之後，卻未能把這段刻骨銘心的經驗化成文字、凝成思想傳諸於世，甚至未能發出一聲吶喊，那總歸是很遺憾的，太遺憾了。
請想一想，倘若晚年的胡風，以他受難20多年的身份，大聲疾呼結束文字獄，大力倡導言論自由，那將是何等地振聾發聵！既然胡風早在55年就預言「自批判胡風，中國文壇將進入中世紀」，而此後的反右與文革等事態發展有力地證實了他的這一預言，因此，胡風是最有資格啟迪國人懂得「對一個人權利的侵犯就是對所有人權利的威脅」這個道理的，由他出面呼籲維護異議者的言論自由，其說服力豈是他人可比！中國的言論自由或許因此而提前若干年實現也未可知。可惜的是，晚年的胡風身心交瘁，已不復有當年那種昂揚的「主觀戰鬥精神」了。
是的，胡風總是在努力聲辯他不是反黨不是反革命。然而，每一個有良知的讀者在讀完這本書後必然會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黨憑什麼不反？這樣的革命憑什麼不反？
路翎與阿壠
曉風在這本書裡還寫到兩個胡風份子，路翎與阿壠，令人印象深刻。
路翎（1923－1994）是那種早熟的天才，30歲出頭就發表了近300萬字的作品。可是，接下來長達20幾年的殘酷迫害嚴重地摧垮了他的身心。最令人痛心的一點是，當路翎獲得平反後又投入緊張的寫作，寫了近百萬字的小說、散文和詩。可是，據曉風說，「除了詩以外，差不多都沒能破除那階級鬥爭年月帶給他的精神桎梏，讓人無法卒讀。」
這看上去很奇怪，一個人深受那套左的東西的迫害，怎麼到頭來自己寫的東西也還那麼左呢？類似的情況還很多，例如不少右派復出後，其言行竟然左得令人吃驚。路翎為人十分正派，從來淡泊名利，他的左絕不是出於投機。依我之見，這就是迫害強化忠誠的例證。在20多年裡，路翎不斷地對自己所：「我不是反革命。我是革命的。我是革命的。」他本來確實不是反革命，他竭力地堅持這一點，但也因此他就把他自己定格在那一點上，無法進一步思考了。他成了化石。20多年後再出土就成了古董。悲劇在於，路翎們原先信奉的那套左的理念太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幾十年就蛻變得一塌糊塗，面目全非。路翎沒變，可是社會的主流觀念一變再變。他的作品，當年因其太右而橫遭當局批判，如今又因其太左而不受讀者歡迎。這對於一個作家的傷害幾乎是致命的。
再有就是恐懼。對此，路翎的老朋友杜高深有體會。杜高是劇評家，1955年被胡風案波及，幸未落網，1957年反右在劫難逃，艱辛備嘗，好在年輕，1979年平反後又有了事業的第二春。在《又見昨天》一書裡，杜高寫道，路翎復出後「寫了許多篇小說，卻都未能發表，不僅因為藝術質量的下降，更因為他的整個思維都還束縛在他‘監獄時期’那種政治化、教條化的狀態中」。「有人不理解他，認為這是一種很難解釋的現象。只有我能理解，只有我在心底裡憐憫他，只有同樣經歷過長期監禁的人，才會知道掙脫過去的禁錮是何等艱難！我比路翎年輕近十歲，我的腦神經也沒有收到他那樣的致命傷害，但我也是許多年都擺脫不了那種囚徒的恐懼。」
曉風還寫到另一位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阿壠。阿壠（1907－1967），原名陳守梅，詩人，作家，後被打成胡風集團骨幹份子被捕，死於獄中。阿壠於去世兩年前在獄中寫過一份申訴材料，直指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騙」，是「欺騙和愚弄全黨群眾和全國人民！」阿壠寫道：「我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壓碎，但決不可能被壓服。」曉風寫道，賀敬之告訴他，在平反複查「胡風案件」的討論會上，有人念讀了阿壠這篇申訴，連會上的領導們都深受感動。
曉風的文章引到了阿壠寫於40年代的的一首詞，是歌詠荊軻的，栩栩如生，慷慨激昂，氣貫長虹。實為古今詠荊軻詩詞中之傑作，非阿壠這種人寫不出來，當年就很為胡風激賞。說來有趣，曉風對路翎晚年作品的整體評價不高，但「除了詩以外」。這大概因為詩詞主要是表達意志和情感，更容易超越作者政治理念或觀點的侷限性。今天，我們再去讀胡風的文論和路翎的小說，恐怕很難產生多大的興趣，但是讀阿壠的詞則不然，它依然能激起我們的感動。鑒於知道這首詞的人很少，不妨抄錄如下：
詠荊軻（念奴嬌）
軻今去矣，使悲歌為別，風寒天凍。
不殺秦皇當殺我，拔劍豪情驕縱。
太子人來，將軍頭存，肝膽吾儕重。
指心而誓，男兒不死何用。
慷慨納器圖中，搴裳殿上，談笑兼人勇。
刀戟森森光不定，大步而前無恐。
氣壓千軍，功虧一擊，不中猶如中。
鋒芒深著，秦庭震震搖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