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知青被文革毀了一生。（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18年1月16日訊】1970年5月17日，我們在M市火車站興沖沖登上列車，奔赴遙遠的北大荒。車站上一片連哭帶叫，知青從車窗裡伸出手，死死抓著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親人的手臂，直到車輪啟動也不撒手，維持秩序的人手執小木棍，使勁打才把他們的手打開，真像生離死別一樣！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個樣子，我特別興奮，起勁地敲鑼打鼓，拚命喊口號。那時我剛十七歲，渾身帶著在紅衛兵運動中激發出的熱情，腦袋裡只有「在廣闊的天地裡大有作為」這幾個字，其他什麼具體的東西也沒有，只是一團火熱的、膨脹的、閃閃發光的感覺。再加上人在少年時那種離家出走闖一闖的傻乎乎的願望。一路上興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車走了兩天兩夜，沒到站嗓子就沒有聲音了。
列車在深夜到達農場車站。一開門，漆黑一片，「嘩嘩」下雨，極冷。我們是從炎熱的M市來的，身上還穿著襯衫呢！趕緊從行李包抻出軍大衣穿上。下了車，在站臺昏暗的燈光裡，只見大家一片綠，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卻「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們是給大卡車運往農場的。農場似乎很大，好像沒有邊兒。他們按照軍隊的方式，一個連隊一個地方。我們的卡車每到一個連隊，便下來一些人。我在第×連下車，一同來到這個連隊的知青大約有六十人。我們被領到一個很冷很黑的大房子裡睡下。由於天黑，什麼也沒有看見，只覺得滿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著，連夢也沒做。
第二天醒來一看，傻了！我們全傻了！
哪裡是房子？原來是個極大的老式帳篷，縫縫補補，撒氣漏風；帳篷裡邊也滿是爛泥，長長的野草居然從床底下長起來。這就是我們長久的住處了。吃飯要天天踩著爛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這才明白為什麼臨來時學校再三叫我們準備高筒靴。一看這情況，幾個年歲小的學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麼可能回去呢！這大帳篷有兩個，每個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當天夜裡，大家躺下，誰也不說話，漸漸就有了哭聲。先是女知青哭，後來男知青也哭，最後兩個帳篷的哭聲連成一片。在這荒涼的野地裡，哭聲和風聲水聲一樣，誰理你？那時我們才十六七歲呀！
我們大多被分配在「農業連隊」干農活兒。這兒的農活兒可不好幹。沒有排水系統，到了收割時，趕上大雨，地裡成了汪洋，機器下不去，割麥子就得用「小鐮刀」解決問題。幹活兒也是突擊式的，天亮時露水一干，馬上下去割，因為麥子沾露水不好割，這樣一來要干到天黑露水下來時才收工，一天干下來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時就更難了，那是在九月份，地裡全是水，夜裡結上冰，一腳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氈襪、皮靴、絨褲全得穿上。但幹起活兒來，太陽一晒，上邊反而熱得穿單褂。上熱下涼，那難受勁兒就甭提了。後來許多知青的關節炎、腎炎、風濕病都是這麼得的。可那時沒人退縮，輿論強有力，懶漢是可恥的！我們的口號是：「小鐮刀萬歲！」「磨斷骨頭連著筋！」有時完全可以用機器也偏不用，因為用「小鐮刀」才可以「顆粒歸倉」，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們更不容易。農場的老職工大多是轉業兵和從山東、四川來的重勞力，根本不懂得照顧女孩子們。女知青們來了例假，不好意思說，照樣把雙腿插在刺骨的冰水裡，默默地忍著幹活兒。現在想起來都心疼她們。
至於生活的艱苦，你根本無法想像
舉個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資格享受一次「病號飯」。這「病號飯」不過是用荳油、蔥花和大鹽粒子熗鍋，再倒進去開水煮一碗湯麵。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號飯」了，兩個知青為了爭這碗麵，一個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裡，他想用這辦法獨吞這碗麵，另一個知青馬上也啐一口，說：「我不嫌你，咱們就一人一半吧！」這一碗破麵湯，不過是讓肚子舒服一點吧。
那兒人的飯食一向很粗。一個饅頭半斤重，一個包子三兩重，一兩個月吃一次豬肉；吃豬肉那天——我那時沒有照相機，真應該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張張心花怒放的臉兒！那臉兒才叫漂亮好看呢！沒肉吃怎麼辦？貓肉、兔肉、鳥肉、老鼠肉……有一次，我們的拖拉機壓死一條蛇，大夥兒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段段的。我在地上找到一個破罐頭盒，裡邊放點水，點著樹枝，把蛇肉一塊塊煮了，那滋味真是鮮美極了。回去講給夥伴們，人人聽了都嚥口水。
這兒的自然環境還不錯，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開闊，絕對沒有污染。如果你做旅遊者看一看，當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這樣生活八年，恐怕——別說不好聽的話——恐怕你早跑回來了吧！
就說天氣吧！冬天最冷的時候，耳朵和鼻子凍得「梆硬」。有時老職工搞個惡作劇，拿起洋鎬對知青說：「這鎬刃上怎麼有點甜呢，你舔舔！」如果這知青傻帽兒，一舔，舌頭就粘上了。再一拉，舌頭准掉一塊。這時必須趕快到屋裡去，叫別人哈氣，幫助「哈」開。逢到「刮煙泡」——那種雪後的大風，常常在風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攪得周天寒徹，漫空迷霧，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結果大半是把人凍僵凍死。
我說艱苦，你別以為我們就會喊爹喊媽，叫苦連天。一次，我們從山裡幹活兒回來，車壞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夥兒就嚼樹葉，我忽然看見地上車轍溝裡積著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揮手轟走水面上的一層小飛蟲，去喝雨水。我這個創造發明得到大家一致稱讚，大家便都這樣喝個痛快。嗓子得到滋潤，便又唱歌又呼口號又念語錄，一鼓作氣回到農場，情緒依然十分高漲。
可以說從「文革」初期到這時，我還沒有絲毫的反省意識
「文革」初，我們批鬥一個老教師。她原先是個老校長，反右時被劃為「右派」，在學校做清潔工。在逼她交代問題時，有些頑皮的同學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說受不了，便叫她攪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葉子塞進她嘴裡。那時我們決不會認為是在迫害人，相反覺得我們很英雄，很正義，立場堅定，這便是當時學生們的自我感覺。
在我來支邊之前，還參加過動員別人插隊支邊。記得我們到一個不肯放子女走的「釘子戶」家中做工作。所用的辦法是「熬鷹」，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動員，軟說硬說，不讓他們睡覺，直到把他們熬垮，點頭同意了，馬上給他們辦理戶口遷移手續，這法子真有點缺德！記得這家該走的是個女孩子，母女倆住一間平房。我們七八個人都擠在他們家，連水缸邊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這母女倆就是不說話，我實在熬不住，不知不覺睡著了，天濛濛亮時醒來一看，嗨！被動員的和動員的全睡著了，東倒西歪，一片鼾聲，大夥兒全垮了。當然，最終她們還是被我們征服了。但我哪裡會多想一想，毛主席的號召既然這麼偉大，為什麼又要用這強制的手段呢？
那時，沒有思想也就沒有痛苦，所以我一直是快樂的，意氣風發。
那時我們的業餘生活主要是批判會，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幹了一天活兒後，晚上就被連部集中起來，搞大批判。對於我們來說，寫大字報是練書法，寫批判稿是做文章，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們也寫詩，當然都是按要求寫的了，絕對沒有個人的詩句。儘管這種文化生活充滿政治氣息，但也可以人盡其才，一樣幹得有聲有色。我們是絕對不准看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書籍的。偶然有人從別的連隊偷偷借來一本小說，大家都搶著看，但千萬不能叫連隊領導知道。記得有一本外國小說《俊友》，莫泊桑寫的吧，傳到我手裡是吃晚飯的時候，我瞪著眼一直看到夜裡兩點，兩點半另一個知青就起來接著看，書的利用率可是極高的。
要說到看電影，那簡直是我們的節日！一部電影從師部借來，就一個個團部傳著放映。多是到一個集中的地方，各連隊的知青都來了，好像一個大聚會。老朋友見見面，也可以認識些新朋友。記得一次聽說要放映香港片子《雜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廣場上，從天擦黑直等到夜裡三點。片子一送到，廣場上歡聲雷動，那聲音撼山動地，不知是表達一種滿足還是一種飢渴。還有一次看朝鮮電影，電影裡下大雪，廣場上也下大雪，但沒有一個人離開。電影裡的人進了屋子，我們卻在大雪裡站著，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極了。
我們有大塊大塊空白的時間，又寂寞又孤獨，愛情便出現了。連長像個封建時代的管家，常常在晚上到橋頭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時還躲在解放牌卡車的車樓子裡，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但我們有一條由帳篷後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們戀愛的幽徑。知青們都愛稱它為「胡志明小道」。這小道彎彎曲曲穿過一片開花的草地，還有許多小白樺樹遮遮掩掩，又美又靜又神秘，許多知青把伴隨著心靈戰慄的足跡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這個細節，這很重要——從連隊的大院子裡遠望，有一棵楓樹。它長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圍沒有任何別的樹，只它一棵，也許因為它所處的地勢好，單獨地生存下來。它又矮又大，由於太遠，平時看起來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紅極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時心情孤獨，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種寄託，一種期望。有的人心裏有苦難言，就跑到那樹下待一會兒，靜一會兒，哭一會兒，便會好些。於是人們都說它能消解痛苦，非常靈驗。我嗎？我——今天我特別不愛說我自己。我只想說，近來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間想起這棵樹來。說不定哪一天我專為這棵樹跑回去一趟呢！什麼？你說我的眼圈有點紅？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們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轉變是忽然出現一個意外事件，一個老職工與一個女知青關係曖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鑽到女知青帳篷裡，被當場抓住。雖說這事在連隊裡炸了鍋，但絕不會這麼簡單。在給這老職工辦學習班時，一打一逼，他交代出自己的風流艷史，居然還有不少女人！有女職工，也有別的女知青。這時人們就把疑點放在我的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長。那時帳篷裡很冷，一個燒「半子」（一截樹幹立著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頂用。我那朋友就住到這老職工家裡，跟他的女兒做伴，不過是圖個暖和。中國人在這方面既有興趣又有想像力，於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個問號：難道他眼前放著一個有眉有眼的大姑娘會不動心？
你問我這朋友？她是個很好的姑娘，我與她從小同學，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時受傳統教育很深，男女之間特別封建，表達非常隱晦。一次，我被氯氣熏著，她來看我時，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給了我，那可比現在年輕人隨隨便便一個吻強烈得多了。但這事一出，無論對我的打擊還是輿論壓力就太大了……我還是先不講我自己的事吧！
這件事之後，跟著又出了一樁類似的事，連部一看問題不小，加緊一抓，揭發檢舉，知青揭發知青，老職工也相互揭發，居然涉及幾十人！所牽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連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關起來打，說是搞「群眾專政」，實際上是「逼、供、信」。這樣，不管是老實供認，還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們驚訝了，亂倫啦！這不成流氓窩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們是給知青丟臉！那時我們還有一種很強的集體尊嚴與榮譽感，對「上山下鄉運動」還抱著理想精神呢！
有一個女孩子是B市來的，她也是怕冷——你在這裡，根本想像不到那兒的冷是什麼滋味！她藉著去馬號買奶，在馬號裡多待一待，暖和暖和。賣奶的老職工就獻慇勤，給她熱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採取手段，終於把她弄到手，這姑娘懷了孕。人人罵她，誰也不去想，這個姑娘個子高，又苗條，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職工又矮又醜，還是獨眼，這姑娘怎麼會看上那老傢伙？誰也沒有同情她，都認為她無恥，給知青丟臉！她到師部醫院打孩子時，醫院不留她住；從醫院回連隊的路上，長途車不叫她坐。因為醫院的護士和汽車上賣票的都是知青，沒有人憐惜這個「輕賤」的女子。一次，這姑娘與另一個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擁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裡邊全露出來了。當然是為了羞辱她。從此這姑娘頹廢了，接二連三，跟了好幾個。最後團長看她長得特別好，佔為己有。好好一個姑娘毀了！
從這事，我眼前遮上一層黑霧。
這樣的事鬧出來，往後便層出不窮。有一個團的招待所所長、參謀長和團長，把許多女知青調去，說是給她們好工作，不干農活兒，有吃有喝，實際上三個人輪流乾。一百多女孩子叫他們玩了。其中有個高幹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幾個傢伙斃了。
自從發生這件事，我們才對那些無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們離鄉背井，無依無靠，孤獨難熬，沒有出路而充滿絕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與手中權力欺負與迫害。還有那些為了上大學和想離開這裡的人，只好委曲求全，責任又怎麼能放在這些可憐無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於同情心產生，懷疑也隨著產生
這期間，社會的不正之風到處氾濫，也刮到了連隊。我從M城探親回來，送給連長一本年曆，其實我並沒有別的意思，不過在這偏遠的地方很難見到這種年曆。連長為此居然把我調到農場小學當教員。一本年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聖感沒了，嫌惡感來了。我這才開始降溫，我也真夠笨的。
我更笨的則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幾乎是最後一個離開連部的，當地人都戲稱我是「珍貴動物」了。
從一九七五年，知青可以選調上大學和辦理病退返城。上山下鄉這場運動走向分崩離析。當時流行一首《知青歌》，開始只是偷偷唱，漸漸連長聽到也不管了，歌詞已經記不全了，反正有這麼幾句：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
還有那金色的學生時代，
只要青春進入了史冊，
一切就不再返回；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
我們去沈重地修理地球，
那是我們的神聖天職，
我可憐的命運喲！
歌詞挺粗糙，流傳卻很廣。唱起來十分的憂鬱，很適合我們內心低落的情緒，所以大家總在唱。當領導的都很靈，從這歌中聽出一種不吉祥的東西。中央開始組織各地的慰問團來看我們。我還記得哈爾濱慰問團帶來了「消炎藥片」，天津慰問團送給每個知青一件絨衣，上海慰問團贈送的什麼已經忘了。但我們有意帶他們參觀那些最髒最破、條件最差的住房，還讓他們看看我們的廁所——這裡的廁所是用木頭和草圍當做牆，沒有上下水，只挖一個坑，大小便多了，凍成一個冰坨子，最上邊是個凍得硬硬的糞尖，上廁所必須帶一根棍子，先把糞尖打斷，否則扎屁股……
他們看了很驚訝，但最多隻是說幾句好聽的話勸勸罷了。誰都知道他們來是為了安撫，而不是安慰。每個人心裏那隻眼睛都睜開並且愈來愈亮了。
我和R兩個人在帳篷裡，脫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發現他的胳膊有點彎，他寫信給家裡一問才知道從小摔斷過，他就用這個「理由」辦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裡一站，才著著實實感到一種被遺棄感。而實際上早在1970年我們就被遺棄了，只不過我們當時是一群傻子！
在農場最後的日子，一般人絕對受不了。
我們剛來時晾衣繩上晾滿衣服，現在零零落落，寥寥無幾；過去打飯時要排很長的隊，最後只剩下幾個，好像破衣服上幾個沒掉的釦子。在大帳篷裡，如果不認真看往往就看不見人。
從公路通往連隊的道兒，來時只是一條細細的小路，八年裡被我們沈重的腳步踩成一條三米寬的大道，但知青一個個走了，道路又變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經被野草埋了起來。每當我感到孤獨和寂寞之時，就跑到那棵紅楓樹下坐一坐，但這楓樹已經不靈驗了，無論我怎麼落淚，也難以擺脫心裏的苦悶……
有背景、有門路、有辦法的人都走了。最後，我還是經人指點，用四把挂面收買了醫院的化驗員，把化驗單改了，這才返回M城。你看，我這八年不過和四把挂面一個價錢。是啊，此時已是1978年12月30日，眼看就是1979年了。六十歲的老媽媽見我回來，高興得居然像小孩那樣雙腳離地蹦了起來。但誰問過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們留下了什麼？
我們連的知青還算齊齊整整，六十個全都活著。旁邊連隊的一個姑娘，出窯往外挑磚時忽然窯塌了，活活砸死在裡邊。人弄出來早已經燒成糊干，不敢叫她家裡來人看，趕緊埋在荒地裡了。最慘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團長指揮知青去滅火。森林大火，別看白天都是煙，晚上看像點天燈一樣，全是火，幾百度高溫，人一進去就燒化了。絕對不能哪兒有火扑哪兒，只能在外邊打出一條防火通道。但這團長是蠻幹，結果燒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裡著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還猛烈；男的跑得快，燒死的大都是女孩子。可是……誰對這些無辜的白白死在裡邊的孩子們鞠過一個躬呢？
如果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終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媽媽的身邊，她們豈不更是自覺悲哀？如果她們陰間有靈，準會發出淒慘又憤怒的呼號！
在我即將離開農場的那些日子裡，知青們已然怒不可遏。一個團部裡爆發了知青焚燒勞資科長家裡房子的事，因為到處傳說這科長收取知青們的禮物堆成了山。後來，知青返城不再要醫院證明，也無須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個悲劇就出現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當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難結下的果子交給了女友。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於是有人自殺。有一個當地的女孩子在遺書上寫道：「我勸本地青年千萬別愛城裡的知青！」於是又引起當地人對知青的反感。苦難是一種傳染病，誰知「文革」的貽害究竟有多大？
你問我對自己知青這段特殊經歷怎麼看，說實話，我很矛盾，一直矛盾著，這輩子甭想解開了。我想，你問任何一個知青，他也會給你同樣的回答。
從悲觀的角度看，八年的艱辛苦難還在其次，我們十幾歲就被趕到邊疆，如今四十多歲了，心裏帶著很多陰影，身上帶著許多傷病。許多人身體早早垮了，像腎病、胃病、腰背病、風濕病，終生終世也不可能甩掉了，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們失去學習的機會，很多知青有才華，但知識不夠，沒有學歷，雖然現在還算正當年，卻無法和大學生、研究生們相競爭。是啊，我們是被糟蹋了。
從樂觀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鍛練了我們，我們什麼都經受過了，最冷的天氣、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過了。我們還怕什麼？我們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對困難不犯愁，承受力強，還能應付各種難題。我剛返城時，電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數是知青。當時電力局想在院子裡蓋幾間平房辦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說，我們都是木匠。再一問，全是知青。知青個個是好樣的，他們都在「文革」的「老君爐」裡煉過，豈不神通廣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個知青都已經明白，他們為國家承擔過什麼——實際上，紅衛兵運動之後，也就是1970年，國民經濟完全搞垮了。國家已經沒有力量給兩千萬年輕人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亂子，這才想出「在廣闊天地裡大有作為」的冠冕堂皇的口號，把我們放逐四方，於是我們這支曾經為他們衝鋒陷陣、赤膽忠心的千軍萬馬，統統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裡。儘管我們曾經悲哀至極，儘管我們吃了苦頭，但連國家也挑不動的擔子，叫我們十幾歲孩子們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們撐住這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國家大廈的坍塌。你說，難道我們不偉大、不是功臣、不是貨真價實的國家棟樑？儘管這一切一切都是事後我們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時又想，我們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誰所認可？！就像前邊說的，誰去面向那大火燒死的四十個女孩子的地方鞠一個躬呢？
我的話說得差不多，現在輪到你說一說了！
歷史已經全部記住，就看人們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