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是我的學長。四十年前，我們同在清華文藝社團，作為集中隊員，我們吃在同一個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有過一段相當親密的接觸。聽到他在耶魯演講開篇的一段話，別有一番感慨在心頭。他說：
「進入耶魯大學的校園，看到莘莘學子青春洋溢的臉龐，呼吸著書香與空氣，我不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華大學渡過的美好時光，學生時代對於人的一生都會產生重要影響。當年，老師們對我的教誨，同學們給我的啟發，我至今仍受用不盡。」
老師們的教誨，首先是蔣南翔校長的教誨。我們剛進學校，在迎新會上，蔣校長就教誨我們：「清華培養的學生，要在二十年後的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幹作用。」當時我們很不理解，現在我們有點明白了。耶魯三百多年來培養出了包括五名總統在內的許多英才，清華二十年內培養出了包括胡錦濤在內同時上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單位時間的產出而言，清華還更勝一籌。
蔣校長是如何做到這些的？主要是在培養學生幹部時採用「輔導員」制度。當年文藝社團有四名輔導員：印甫盛、胡錦濤、李桂秋、任麗翰。他們當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溫柔。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聽話、出活。他們的昵稱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們的姓名有關，分別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錦濤，大家叫他「大帥」。為什麼稱他「大帥」？我曾請教過老印，他也說不清楚。看來這個名字叫對了。從文藝社團的「大帥」……到貴州省的「大帥」……一直到全國的「大帥」。
但從當時文藝社團的四位輔導員來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帥」。他們四人當中，老印是支部書記，一把手；胡是團長，二把手。他們配合得很好。老印這個人很強勢，說一不二；胡卻謙虛隨和、善解人意。開會的時候，定調做總結的，是老印；補充說明、完善細節、思路縝密的，是胡錦濤。
文革初期，他們四位輔導員聯名寫了一張保衛校黨委的大字報，題目是「清華黨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來主導，胡只是在上面簽名。後來清華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卻非常低調，不再參與。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壁壘分明；胡卻基本上沒有反對他的人，謙遜、平和、與人為善，使他廣結人緣。論長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銳利；胡白淨端正、溫文爾雅。剛者易折，柔能克剛，所以最後胡錦濤一路過關斬將，成就了真正的「大帥」。
但在當時，做事情，我更願意跟著老印；業餘活動，我更願意跟著胡。文革期間，寫大字報、搞戰鬥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聯、遊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聯過兩次，一次是獨來獨往，從北京—廣州—海南島—湛江—南寧—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錦濤，我們兩個人一起從北京—西安—成都—重慶，然後一起乘船從重慶沿江而下。一路上我們很少談文革，而是沈迷在沿途的景觀：西安的古樸；成都的繁華、重慶的山城、三峽的險峻、大江的遼闊……他在南京下船，應該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則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讓你感覺受到了尊重，極細心也極週到，處處讓你覺得舒服。
胡錦濤是水利系五字班的，應該在一九六五年畢業。因為當政治輔導員，按規定延後一年畢業。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離校。記得他是分配到甘肅劉家峽。離京前，他請老印和我吃了頓飯。老印說要敲他一下，點了晉陽飯莊。我是第一次進北京的大飯店。晉陽飯莊的店址原來是紀曉嵐的書齋「閱微草堂」。院宇幽靜深邃，樑柱雕漆描畫，號稱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歡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所以在這裡吃飯，還能感到一點殘留的書香。記得那天還喝了點小酒，三人不勝唏噓，因為今日一別，就是「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這一別，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從甘肅省建委的任上調中央黨校學習，我當時已在中科院計算中心上班。他從火車站乘公共汽車到黨校報到。途經332路黃莊車站，他特地下車和我匆匆會了一面。後來他到團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錯，我也莫名奇妙地覺得與有榮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辦科技實業家協會在貴陽開會，我創辦的四通已小有名氣。他正在貴州省當書記，約了時間去拜訪他。他還是那樣謙和謹慎，談話中能感到他同省裡方方面面的關係都處得不錯，這是他的強項。省科委的人在邊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發展規劃和科技企業的事情。臨走時，特地讓我帶走兩瓶茅台。我相信，這兩瓶一定是真貨。
然後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從此我們的人生軌跡趨於兩極。但在我內心深處，還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順利接班，然後是祝福他能有所作為。當有消息說他曾派人去歐洲瞭解社會民主黨的發展情況、一上臺組織政治局學憲法、面對SARS的施虐公開出來講話，力排眾議紀念胡耀邦，都讓人對他燃起某種希望。然而，關於學古巴、北朝鮮的講話，又讓人極度失望。
其實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問題，同他並沒有什麼關係。佛家禪宗有言，是心動，而不是旗動。他還是那個在共產黨體系裡「聽話、出活」的胡錦濤。我畢竟還是凡心未泯，最近一連寫了三篇文章：《和共產黨分道揚鑣》、《為什麼共產黨氣數未盡》和《山坳上的共產黨》，一是對已逝的長者的悼念，二是對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對在朝在野雙方的建言。至於別人是否聽得進去，那就不是我能關心的問題了。
今後我大概不會再寫此類文章。那麼多人在寫，並不缺我這一個。我想寫點自己想寫、也只有我能寫的東西：說我自己的故事。我計畫寫大約一百篇《清華歲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對自己的一生有一個交代。
有人讀了我最近的文章，說：「萬潤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過八十的老父老母，那邊已沒有什麼是我可牽掛的了。前一段，母親急性肺炎連續發高燒39.6℃，醫院發了病危通知。許多至誠的朋友幫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說得很明白：違心的話，我是不會講的。這個年齡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雖然沒有結果，但是朋友的情誼，我是點點滴滴，都在這裡心領了。
2006-06-08 12: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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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萬潤南：和共產黨「分道揚鑣」
假如面對左的劉賓雁和右的曹長青，共產黨肯定更害怕劉賓雁。和共產黨分道揚鑣不僅要巨大的道德勇氣，還需要足夠的政治智慧。
賓雁先生走了，我心痛，但無語。那麼多人在說，真情懷念的、虛情標榜（自己）的，我想再說也增加不了什麼；又看到善意評價的、惡意潑污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依然無語。直到讀了曹長青先生的《和劉賓雁分道揚鑣》，我才覺得該說點什麼了。在入題之前，我也先交代幾句與賓雁先生的一些交往。
首倡警惕人人心中的小毛澤東
我第一次見到賓雁先生，是在文革期間，我岳母馮蘭瑞家裡。我岳母是個很有獨立見地的老太太，她同賓雁是熟識的老朋友。她請賓雁來家裡幫忙做一些資料的整理工作。我好奇地注視著這位著名的大右派。康同璧說「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我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右派都是才子，大右派是大才子」。我看到的這位大好人兼大才子是個標準的東北大漢：偉岸的身材，寬闊的方臉，飽經風霜的前額。
後來讀到他寫的《人妖之間》，覺得寫得棒極了。在七九年的時空環境裡，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偉光正」的陰暗面，把一個人不人、妖不妖的王守信寫得如此栩栩如生，無論是政治含義還是文學意義，都讓人感到震撼。
同賓雁先生真正相知相熟，是流亡到海外以後。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商量籌組成立民陣，我又見到了先生。在成立民陣倡議書領銜的幾個人當中，賓雁先生和蘇紹智先生是我尊重的長輩，嚴家其先生和吾爾開希則是代表當時知識界和學運領袖的風雲人物。但總得有人跑腿辦事，於是就把我列名其中了。我們這一代人，完全是在黨文化的教育下成長的。雖說因為六四同共產黨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了，但一開口、一舉手、一抬足，處處是黨文化的印記，所以一開始招來許多口誅筆伐。我在批評聲中慢慢地學、悄悄地改，逐漸體會到民主不僅是一種理念、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種生活方式。但要徹底同黨文化分道揚鑣，又談何容易。所謂「清山中賊易，除心中賊難」。賓雁先生「要警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的警語，道出了根除心中賊的長期和艱難。
嚴家其先生做完第一任民陣主席後不準備連任，我完全理解，也清楚那不是我的角色。所以我誠意地找過方勵之先生、管惟炎先生，請他們出山，都沒有得到首肯。後來找到賓雁先生。我們談得很晚，他詳詳細細問了許多問題，我懇切地作了回答。最後他說還要同朱洪阿姨商量。那晚我就在賓雁家睡沙發。第二天一早，他告訴我朱洪阿姨不同意。他動情地說，朱洪阿姨一輩子跟著他歷盡坎坷，到晚年了，不能再讓她擔驚受怕。那時候我還不是很懂。現在，我有點懂了：這是一個真正負責任的男人的回答。
後來賓雁先生和朱洪阿姨到巴黎來，我接待他們。他笑嘻嘻地對我說：「我發現批評你、說你壞話的人，大多數都是距離你很遠的人，距離你越近的人，越說你的好話，看來你這個人壞不到那裡去。」可能是身邊的人更能感受到我在不斷地調整自己。賓雁後來在許多場合Wan ruen nan我講公道話，也因此讓先生招到許多無端的攻訐。這也讓我一直覺得對賓雁有所虧欠。對民運隊伍中形形色色的「小毛澤東」，我們大致都有相同的觀感。我要說，賓雁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的良心」，也是「民運的良心」。我還記得九三年華盛頓會議上面對「小毛澤東」們的醜陋表演，賓雁一聲「天地良心」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了許多人的心。每次我途經普林斯頓，都會去拜訪先生。最後一次是他在病中、手術後。每次話題總離不開他念茲卻不能在茲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敗、沸騰的民怨、道德的淪喪、三農的困境，那種痛心疾首、那種悲天憫人，都讓人深深感動。
我們也常常談到「小毛澤東」，談到毛式思維、毛式語言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許多朋友到了西方，話語內容變了，話語方式卻依舊。我自己就是這樣。有一次在海外討論新權威主義，我講過諸如「當前，是揚棄還是堅持新權威主義，是區分真假民主派的分水嶺和試金石」之類的昏話。這種典型的毛式語言、這種自以為真理在握的狂妄、這種不知深淺的無知、這種非黑即白的蠻橫，自然引起了許多批評。在批評聲中，我慢慢學到了一種謙卑、學到了對他人的尊重、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
賓雁先生走了，但身後並不寂寞。曹長青先生因為「顧忌昔日友情」，又不想惹你生氣，所以現在他可以表示同你分道揚鑣了。
賓雁不希望中國盲目一邊倒
曹長青先生在《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一文中，把他同賓雁先生的分歧歸納為「至死眷戀社會主義」和「用特權寫報告文學」。我想就這兩個問題，從不同的角度說一點看法，以與曹長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會主義思潮，本來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說劉賓雁對此至死眷戀，這大概沒有錯。問題是「眷戀社會主義」本身不是錯，就像曹長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義不是錯一樣。我能理解賓雁對社會主義的「眷戀」，也能理解曹長青對資本主義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紐約時報》，因此要「和劉賓雁分道揚鑣」。左派與右派的報章媒體，都是美國文明的組成部分，他們可以各自「揚鑣」，但不應當「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經歷，我可能會更傾向曹長青推崇的右派經濟理論。但這不妨礙我去傾聽左派的說法，不影響我與賓雁成為好朋友。八九年剛到美國，NYCU邀請我去演講，我自己講了些什麼，已全然記不得，據說這是老年痴呆的初步症狀。但我卻還清楚地記得一位女士的提問。她是NYCU的教授，人長得漂亮，問題也提得漂亮。她說：「我完全支持你們反對你們制度的鬥爭，但當你們反對你們制度的時候，千萬不要對我們的制度評價過高。」我想，正是因為還有這種清醒的聲音，所以才讓我們對美國的制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產生和發展，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完善是相輔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蘇東波之後，歐洲左派社會黨紛紛在大選中敗北。法國社會黨也在議會選舉中失利，又要面臨新一輪左右共治。在地中海邊的一個小鎮，召開了法國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據說那個小鎮是法國社會黨的發祥地。法國朋友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的全國代表大會與「偉光正」開得完全不一個風格。例如在會場裡更像文革中群眾組織七嘴八舌的串連會；在會場外則像是Book Show，佈滿了各個派別出版物的攤位。大會演講非常精彩。一位創黨元老回顧了歷史：當年，幾個充滿理想的年輕人，在地中海邊的沙灘上，規劃法國未來藍圖；然後在法國政治生活中屢創輝煌。這時候，大會的氣氛High到最高點。緊接著，一位年輕人站起來，（好像是法比尤斯，社會黨的領袖之一），給滾熱的大會澆了一盆涼水。他略帶低沉地說：「今天，我們相聚在這裡，其實大家的心情都很沈重。勿庸置疑，左派社會主義思潮，在法國、在歐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但是，我們還是要問：不正是因為有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才成為可接受的？」
面對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退潮，面對東歐和前蘇聯社會制度轉型過程中的陣痛，我理解賓雁先生的關切和憂慮。他想到了中國未來的變化將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一邊倒」、「一刀切」，中國有過一次了，代價巨大、損失慘重。難道朝另一個方向再來一次「一邊倒」？賓雁的擔心不無道理。面對近幾年左派社會主義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頭，他「有興趣」收集資料、分析研究，何錯之有？難道「痛斥」一番「瘋狂」和「小丑」，美國式的民主就能在後院開花？
在這些問題上，賓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面、也更深刻。
共產黨害怕「第二種忠誠」
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及其對共產黨的看法，是讓曹長青先生「和劉賓雁分道揚鑣」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說：「劉賓雁的‘忠誠論’，不管提出第幾種，最後還是要‘忠誠’共產黨。」這種說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對共產黨來說，只要不是「第一種忠誠」，就是反黨、叛黨，劉賓雁鼓吹「第二種忠誠」，實際上就是鼓動反黨、叛黨。對此共產黨絕不會手軟。報告文學中的主人翁的命運、劉賓雁先生本人的命運，就是明證。在這一點上，鄧小平比曹長青明白。
在七十年代末的時空條件下，讓劉賓雁不要講什麼「第二種忠誠」，而要「像原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那樣，從整體上否定共產黨，主張結束共產主義」，這可能嗎？同共產黨專製作鬥爭，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從鬥爭藝術而言，否定「第一種忠誠」，在當時就對共產黨構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戰。在這一點上，劉賓雁比曹長青明白。
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邪惡的，不等於共產黨隊伍中的每個人都是邪惡的。這一點，好像曹長青先生也同意。那麼，賓雁對其成員作某種區分並寄希望於某部分人，又錯在哪裡呢？戈巴契夫、葉利欽、普京，不都是前蘇聯共產黨人嗎？
共產黨至今還在中國存活，不僅依靠暴力和謊言，而且因為它比其他人、包括反對它的人「聰明」。一個政治笑話說：當年齊奧賽斯庫打著左燈往左拐，結果車毀人亡；戈巴契夫打著右燈往右拐，車毀了，人未亡；鄧小平打著左燈往右拐，結果車、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後，面對蘇東波大潮，鄧小平說了三句話：一是「不爭論」；二是「不當頭」；三是「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話不多，但能說到點子上。一是政治對策；二是外交對策；三是經濟對策。這三句話幫助共產黨渡過了難關。如今，他們又歸納出一套「卷旗不繳槍」、「讓利不讓權」的應對策略。
反對它的人呢？有像樣的對策和策略嗎？
共產黨有兩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兩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另一方面，又在說什麼「關心社會弱勢群體」、「建設和諧社會」。他們有兩套發動機，左邊陷入泥濘了，上右的一套；右邊陷入泥濘了，上左的一套。
反對它的人卻自己在那裡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嗎？
我提一個假設性的問題：面對兩個人，一個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劉賓雁；一個是「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長青，共產黨更怕誰？
依我說，共產黨更害怕劉賓雁。首先，共產黨不害怕曹長青。他推崇的右派經濟政策，共產黨正在做。連比爾蓋茨都稱讚中國搞的是「最好的資本主義」；曹長青那些聲援「台獨」、「藏獨」的文章，共產黨只會當作反面教材看待。對賓雁就不一樣了。你不是說要關心弱勢群體嗎？劉賓雁會真心誠意地去做、去說、去寫。他可是「劉青天」啊。共產黨受得了嗎？所以共產黨聰明，堅決不讓年過八十、身患絕症的老人回去。他們真的怕賓雁，連他的骨灰都怕。
和共產黨分道揚鑣，不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還需要足夠的政治智慧。
對劉賓雁報告文學的苛責
從西方的新聞規範來看「報告文學」這種體裁，曹長青先生所言極是。但在文革結束不久的中國，把這種體裁的文章寫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會影響如此巨大，則是賓雁先生的貢獻。
中國歷來就有「奏本文學」和「狀子文學」。前者如《出師表》；後者如《竇娥怨》。把這兩種文學功能結合起來自成一體的，便是劉賓雁的「報告文學」。這是「在文字獄世界裡創造了一種新的抗爭文體」，蘇曉康先生對此有精闢的解讀：「劉賓雁是一個撕開口子的人，他從懷疑細節開始，懷疑整個龐大的烏托邦；他也最先開始講真實的故事，講得全中國如夢初醒；他獨領風騷，撩起一場暴露文學、揭短新聞的風潮，竟無意間賦予記者職業一頂‘為民請命’之冕，在沒有法制的中國，曾將傳媒業的社會干預功能最大化，可謂‘無權者的權力’風光一時。」如果要說劉賓雁有什麼「特權」，那麼就是這種「無權者的權力」。問題在於：究竟是劉賓雁以寫報告文學為自己爭取到了這種「特權」；還是依靠這種「特權」，劉賓雁才寫出他的報告文學？在曹長青看來，顯然是後者。他在文章中質疑劉賓雁：「為什麼到了美國之後，在長達十七年的時間裏，他再也沒寫出任何一篇報告文學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條大概是因為他失去了當年的特權地位。」
這實在是苛責。劉賓雁有什麼特權地位？一個摘帽右派，通過自己的道德文章帶來的社會影響，使得當權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說這是特權，那麼也是先有文章，後有特權。我同意蘇曉康的說法，這是「無權者的權力」。
共產黨對這種「權力」很在意。獨裁政權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們分享權力，尤其是「為民請命」的話語權。共產黨的天，怎麼能變成「劉青天」？這就是鄧小平一定要點名整肅劉賓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讓他返回故土的原因。曹長青卻能把特權的受害者說成是特權的享有者。
至於後來為什麼賓雁先生「再也沒寫出任何一篇報告文學」，還是蘇曉康的理解到位：「與其說中國不能沒有這顆‘中國的良心’，倒不如說劉賓雁不能沒有中國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從中國的胸膛裡摘除出來」。離開了故土、離開了百姓，一顆從胸膛裡摘除出來的心臟，其存活尚且艱難……曹長青卻質疑他為什麼不能像原來那樣跳動。
我和曹長青也算是認識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觀點鮮明，有時候甚至「異峰突起」，還都在常識和常情可理解的範圍之內。只是這篇《分道揚鑣》，我實在跟不上趟了。有話不吐不快，寫出來就教於關心這篇文章的朋友們。
但願我們在塵世的喧囂不打擾賓雁先生的在天之靈。
（作者系前海外民運領袖）
轉自《開放》2006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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