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是什麼？
它是一項1988年才正式進入奧運會的體育比賽；它是一種以賽璐珞為原料、直徑40毫米的運動器材；它是英國人無聊時搞出的休閑活動。
不過在當代中國，它被奉為「國球」；它是政治，它是歷史，它是民族情感，它是國家利益。它是狂熱，它是壓抑，它是豪邁，它是哀傷，它可以是你想像得到或想像不到的一切。
大約在清朝光緒三十年（即1904年）前後，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大新街一家文具店的店主王道平東渡日本，希望選購一些比較新穎的文具用品。日本人的一場乒乓球比賽吸引了王老闆，於是，幾隻乒乓球及其他乒乓球器材被帶回上海。這種小巧的賽璐珞為原料的小球，竟從此開始了在中國的無比神奇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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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的第26屆世乒賽，中國隊奪得三項冠軍，霸氣初顯。如果說兩年前容國團首獲世界冠軍，是對中國乒乓大潮的預熱，這一次在北京的大捷，徹底把一個東方大國對小小銀球的巨大熱情推向沸點。
「在北京，走到任何一個胡同裡，都能看到有人在打乒乓球，有的是用粉筆在地上畫一個‘球臺’蹲著打，有的拿著木板球拍對著牆打。」當時的國手張燮林被這樣的舉國乒乓的場景感染著。
在北京大學的階梯教室裡，通常是幾百名學生圍著一臺十多英吋的黑白電視，收看比賽轉播。年輕的葉永烈也身在其中，「除了前排的少數人，我們在後面什麼都看不見，只能聽聲音，被那種氣氛感染，非常激動。」
在中南海，毛澤東也通過電視轉播關注著比賽。
1961年，正是紅色中國最困難的時期，經濟的極度困頓難免讓人心生迷茫，對於中共黨魁而言，太需要為民眾找到一支強心劑從而轉移國內矛盾的視線了。世乒賽恰逢其時，於是成為這一年最激動人心的重大事件。中國球員連戰連捷，宣傳機器也開足了馬力，對輝煌的勝利大加渲染，民眾隨之受到極大的鼓舞。
「從容國團第一次奪得世界冠軍，到26屆的輝煌，老百姓確實增強了信心和自豪感，人們覺得既然乒乓球能行，其他方面中國也一定能行。那時候不是總提‘超英趕美’嘛，乒乓球讓大家看到了希望。」張燮林回憶起那個激情澎湃的年月。
而此前的差不多半個世紀，乒乓球在中國是屬於極少數人的運動。僅僅是在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和廣東，才容易看到一些乒乓球桌以及周遭痴迷的參與者。在張燮林所在的嘉定小學，只有一張球臺，勝者坐莊，打上一盤球都是很奢侈的事情，而且必須三年級以上才有資格參加。
在抗戰時期的延安，也留下過毛澤東等人打乒乓球的記錄，但那也是偶爾為之的健身，乒乓球並未獲得什麼特殊禮遇。
除了要感謝「我英雄的乒乓健兒」的激勵，還要感謝緣分，接觸到乒乓球的國人發現，這是一項如此適合自己的運動，場地和成本要求都極低。哪怕僅僅付出一隻乒乓球的花消，低至幾分錢，就可以部分地獲得這項運動的快樂。張燮林少年時的球拍，就取自家裡相框後面的「三合板」，並隨便貼一塊膠皮。身處那個飯都吃不飽的年代，沒有什麼球類運動能把門檻降到如此之低，輕易滿足了中國人的參與熱情。
1961年五一勞動節，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遊行儀式，當數以千計的表演者穿著統一的服裝，列著整齊的方陣，人手一隻乒乓球拍，集體做著各種擊球姿勢走過天安門城樓，無限的革命豪情再次佔據了人民的內心。
乒乓球激發的民族亢奮帶有虛妄的成分，這是毋容置疑地。但在那個生活極度艱苦的、荒謬的政治年代，它卻也適時地給過一個大國及其黎民以精神上的支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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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曾和作家葉永烈講過一個小故事：1960年代中蘇論戰期間，毛澤東要求陳伯達寫一篇關於共產國際的文章，特意囑咐要寫成「張燮林式的」，而非「莊則棟式的」。平時不甚關心乒乓球的陳伯達聽得一頭霧水，回去趕緊補課，後來大體明白，是要求他別採用咄咄逼人的姿態。
第26屆世乒賽的男子團體決賽是在中日之間進行的。據當時的男團主力莊則棟講述，比賽開始前，他被一位老首長悄悄拉到一間屋子裡。老首長把門反鎖上，問莊則棟：「今天晚上的對手是誰？」
老首長的詭異言行讓莊則棟有些發懵，他只能規規矩矩地回答：「日本隊。」
這時，老首長做出一個更讓人詫異的舉動——他把褲子褪到大腿處，示意莊則棟看他臀部的傷疤：「這都是抗戰時小日本給我留下的。」接著，他的語氣象是在發出一道不容有失的死令，「小莊，你要給我報仇！」
這事出現在當代中國，尤其是出現在上世紀60年代，絲毫也不奇怪。體育就是沒有硝煙的戰爭，這是多麼時髦的提法，上至中共領導人，下至黎民百姓，在多數人被灌輸的理解裡，體育不僅僅是體育——甚至根本就不是體育本身——而是一些更重要的其它東西。
1964年，男隊的徐寅生被請到女隊去做報告，題目是「關於如何打乒乓球」，翌年年初，這份講話稿經體委主任賀龍寫下批語後，來到了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閱後，要求廣為印發和宣傳，其批語是如此富有革命氣魄：「……同志們，這是小將們向我們這一大批老將挑戰了，難道我們不應該向他們學習一點什麼東西嗎？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多年以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好的作品。他講的是打球，我們要從他那裡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如果我們不向小將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
這一批示，竟然在當年掀起了全國範圍的學習活動。當然，學習徐寅生的講話也只是一個引子，隨之而來的，是全國範圍的、經久不退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浪潮。
在那個年代，能夠與「偉大領袖」見上一面，對於中國民眾來說是至高的榮耀，而中國乒乓球隊的世界冠軍們幾乎是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的常客。據徐寅生回憶，他曾先後四次接受毛澤東接見，至於周恩來等，則是每逢大賽出征前都要為球隊壯行。
與中共政治走得太近，注定了乒乓球大悲大喜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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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黃秀珍老人還居住在北京幸福大街的一棟紅磚筒子樓裡，樓道陰暗逼仄，彷彿歷史的蒼涼觸手可及。1968年6月20日晚上，她當時的丈夫容國團正是從這裡走出，就此訣別他所熱愛的世界。
1966年，「文革」開始，體育系統自然也不能倖免。訓練和比賽全部癱瘓，徐寅生回憶說，到處是大字報，到處是令人目眩的紅袖標。在中國乒乓球界，冠軍球員、冠軍教練們首當其衝地要接受「造反派」的揭批。
在中國第一代乒乓國手和教練中，傅其芳、容國團和姜永寧都來自當時乒乓球更為普及的香港，他們為「國球」的崛起做出了特殊貢獻，而這段「海外經歷」，可以作為宣揚愛國主義的素材，當然也可以作為批判修正主義的罪狀。
1968年4月16日，被隔離審查、時常遭遇皮肉之苦的「特務」傅其芳以一根尼龍繩求得瞭解脫，他沒有留下任何遺囑，只是在「禁閉室」的桌子上寫滿了「黑暗黑暗黑暗黑暗……」
1968年春天，中央的《5･12通知》全盤否定了中共建政17年來的體育路線，原本已處在「造反派」討伐漩流中的乒乓球名將們，感受到了更大的屈辱和絕望。
傅其芳死後一個月，時任北京隊主教練的姜永寧也不堪屈辱，以同樣的方式宣告了對現實的絕望。
作為中國體育的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無聲地面對著不斷的批鬥、審查，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想些什麼，即使是她的妻子。
容國團生性平和，他的「修正主義罪狀」，無非是拿了世界冠軍，平素喜歡喝喝茶，聽聽音樂。他也曾試圖「認識」自己的罪錯，領會革命形勢，但巨大的屈辱感還是佔據了他的內心。
那天深夜，黃秀珍參加完體委的批鬥大會，發現丈夫還沒有回家，她出去尋找，呼喊，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第二天，有人在龍潭湖附近的一個養鴨場的歪脖樹上發現了容國團僵直的屍體，在他的上衣口袋裡有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愛我的名譽勝過生命」。或許是對他決絕選擇的一個詮釋。
至今讓黃秀珍想起來仍覺難以接受的是，容國團走得實在太突然，此前毫無徵兆。「文革」開始後，他所面對的也只是精神壓力而非肉體折磨。6月20日那天晚上，他們還去附近的阿姨家看望了不滿兩歲的女兒，容國團表情平靜，言語簡單，一如平常。
直到1979年，容國團等三人得到了公正的評價，國家體委還在八寶山為其補開了追悼會。「但是，追悼會上的骨灰盒，我知道裡面的空的，容國團的骨灰早就沒了。」黃秀珍說，容國團離家出走後，她不僅再沒見到丈夫，甚至連遺體和骨灰都沒有機會接觸。
容國團祖籍廣東珠海，他誕辰50週年的時候，珠海曾為他修建了一座紀念銅像，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銅像下的銘文居然未提容國團的死因。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曾是容國團在香港時的球友，他回憶說，1957年，他們倆商量著離開香港尋求發展，他還勸容國團回內地更有前途，沒想到竟因此害了朋友。
「文革」中體育系統「造反派」的論斷是這樣的：越是成績好，越是世界冠軍，就越是修正主義，是「黑尖子」。不可避免地，曾集所有榮耀於一身的乒乓球隊成為了重災區。這就是當代中國的乒乓球，無論哪一種沈重與痴狂，它都做出了最經典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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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破裂，邊境劍拔弩張，動亂中的中國外部環境也極其危險，處於各種「敵對勢力」的封鎖之下，屬於典型的內憂外患。儘管樹敵眾多，但「美帝國主義」仍是中國人眼中的頭號死敵。徐寅生回憶說，那個年代，運動員這個特殊群體交往起來少了許多禁忌，但是與美國運動員之間，確實沒有過什麼實際交流。
似乎是一種偶然之偶然，「敵人」與「朋友」瞬間完成了轉換。
1971年，第31屆世乒賽在日本的名古屋舉行，已經因內亂連續缺席兩屆大賽的中國隊，接到主辦方的邀約。這個時期的中共政府，想表明一種對外部世界示好的姿態，而中國體育的特殊功能和身份，在這一時期得以最充分地體現。
4月4日，美國乒乓球選手、19歲的大學生科恩練球結束，他長發及肩，穿著紫色的印花喇叭褲，是那個年代最典型的美國嬉皮士。他隨意地登上一輛大巴，卻發現車上的東方人都以怪異的眼神看著自己。驀然間，他發現車上全是中國人，車上的25名中國乒乓球代表隊成員也已認出這個特徵明顯的「USA」選手。
大巴載著尷尬啟動，科恩想努力驅散窘迫，窘迫卻因他的自說自話而加劇。
這時，濃眉朗目的莊則棟從最後排站起來，他走到科恩跟前說：「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你來到我們車上，我們很高興。」實際上，當時車上的其他人不是高興，而是正陷入驚愕中，莊則棟一向行事直率、不大考慮後果，人們不知道此舉將對他意味著什麼。
莊則棟還掏出一件帶有黃山風景圖案的杭州織錦，送給了美國人科恩。這在當時也是不可想像的。
這段偶遇被日本媒體加以報導，引起了遠在北京的毛澤東的注意。據莊則棟自己陳述，毛澤東看了報導後大喊了一聲「莊爺爺」，表示嘉許。而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說，毛當時的評語是「這個莊則棟，不僅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
當此之時，毛澤東正在為一件重大決策搖擺——是否允許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他與周恩來最初的態度都是否定的，直到4月6日接近午夜時分，毛澤東才頗為含混地對吳旭君說「邀請美國隊訪華。」沒有人知道，莊則棟與科恩的故事，是否影響了毛澤東的最終決策。
莊則棟（左）與科恩（右）車上偶遇。（網路圖片）
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在15000名觀眾的整齊劃一的口號下，來訪的美國乒乓球隊球員也情緒亢奮，科恩依舊穿著那條紫色嗽叭褲，他隨著廣播裡的音樂跳起了迪斯科，當時現場的音樂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向前進》。
從歷史的眼光看，即使沒有科恩搭錯車，即使沒有「莊爺爺」大膽地邁出第一步，隔太平洋相對的兩個大國的交往仍是歷史的必然，只是以乒乓的名義打開那扇門。中美乒乓交流的參與者徐寅生說：「哪怕沒有乒乓球這個媒介，中美遲早也要接觸，只不過可能會晚一兩年。我們很幸運，恰好被歷史選擇了。」
在中美兩國回顧那段歷史的出版物中，對於哪一方最先在名古屋示好，表述上存在出入。
《「乒乓外交」幕後》等來自中方的記錄顯示，美國乒乓球隊的負責人斯廷霍文和哈里森與中國代表團秘書長宋中多次會面，委婉地表露出想在世乒賽之後到中國訪問，學習。
而美國《時代》雜誌的描述是——當時中國人突然令人吃驚地問到：「美國人願意接受我們的邀請，自費進行為期一週的中國之行嗎？」美國隊的回答是：「非常願意。」
事實上，究竟由誰最先發出信號顯得無關緊要，此前的種種示好信號業已發出，中美交往早就成了雙方共同的政治需求。
關於乒乓外交，許多人僅僅知道它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其實它也在更廣的範圍內被作為中共通向世界的鑰匙使用。
1971、1972、1973年，北京先後舉辦了亞非乒乓球邀請賽、亞洲乒乓球錦標賽，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其中的亞非拉邀請賽，參賽國家和地區達到86個，其中包括26個未建交國，旅日、旅美台胞也在受邀之列。
在北京舉行的錦標賽和邀請賽，讓老姦巨猾的周恩來也頗費思量，碰到哪些國家和地區的球隊要棄權，碰到哪些國家和地區的球隊要禮讓，全都關乎國際關係。他特意叮囑組委會的負責人莊則棟，要求每天寫報告匯報遇到的問題。
乒乓外交，直接或間接催生了中國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1971年10月，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日建交；其間，中國與許多亞非拉國家也相繼建立了外交關係。
「除了乒乓球，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項運動，能在國際關係中發揮這麼巨大的作用。」錢江對乒乓球的傳奇頗多感觸。
原本簡簡單單的一項體育運動，在中共的治下，烙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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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第27屆世乒賽在捷克首都舉行，中國乒乓人喜歡把那屆賽事也稱作「布拉格之春」。4月8日的男團決賽，又是中國隊與日本隊遭遇。賽前練習的時候，日本隊的四名主力佔用了一張球臺。四名穿著紅上衣、藍短褲的中國隊員晚來了一會兒，在另一張球台上開始練球。
突然，日本隊中的名將三木、木村等人都停止了練習，呆呆地看著中國隊的四個人，除了莊則棟和李富榮，另外兩個中國人他們完全不熟悉，但是他們的打球風格怎麼會如此熟悉呢？
發球，站位，拉球，從那兩個中國人身上，三木和木村分別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能夠成為他們的影子，事實上恰恰是那兩個中國選手的「成功」。模仿三木的人叫廖文挺，模仿木村的叫余長春。他們不是來比賽的，他們的角色是：陪練。
半年前，日本隊訪問中國的時候，余長春還是一位直板快攻球員，如今和木村一樣，成了左手弧圈球打法。這些做出自我犧牲的球員，一度被當作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典範來謳歌。
在中國乒乓球隊，強大的團隊優勢被儘可能充分地發揮，而且為了爭取勝利，在「業務鑽研」上也無所不用其極。比如針對主要競爭對手的準備，不僅有專人模擬其打法，甚至還有人專門分析其比賽細節，對能找到的全部錄像進行剪輯。
前些年，瑞典天才球員瓦爾德內爾一直被中國男隊視為頭號敵人，研究人員苦苦通過其比賽錄像發現規律性的東西，後來發現，每每比賽進行到關鍵時刻，瓦爾德內爾有一個下意識的動作──提一下襪子──而且每次提完襪子都會有一個戰術調整，研究人員硬是從中找出了這種戰術變化的規律；再比如近幾年的主要對手韓國人柳承敏，中國方面就專門分析他打到9比9這種關鍵分的時候，發球、接發球有什麼變化，有什麼規律……
很多時候，為了提高球員關鍵時刻的心理素質，訓練中安排從8比8，9比9開始打；或者製造「不平等」競爭，主力與非主力進行教學比賽，上來先讓三五分；大賽前的集訓中，教練會播放高分貝的賽場嘈雜的錄音，提高隊員的抗干擾能力；球隊內部還有一個拒絕外傳的小傳統──某兩個球員進行隊內對抗的時候，其他隊員每人出十塊錢，押其中的一位，為的是刺激比賽者的情緒……
以上種種旨在增加難度、錘煉心理甚至變態的訓練手段，或許還是可以被其他球隊效仿的，但類似於「直通薩格勒布」這樣，把內部選拔賽放到電視上現場直播，恐怕是只有中國的乒乓球隊才能有的待遇了。
1961年的第26屆世乒賽定於北京舉行，這也是中國第一次承辦世界大賽，此前一年的年底，全國選拔出的108名選手被集中到工人體育館，號稱「一百單八將」，開始了極其艱苦的備戰，中國乒乓球男幫女、模擬對手等特殊的陪練形式，也從那時悄然開始。
一個難得的假日，女運動員邱鐘惠上街散步，看到一些市民舉著帶有夾子的長竿，往下夾樹葉，她好奇地走過去問：「你們摘樹葉幹什麼？」
「拌在飯裡吃。」對方的回答極其平淡。
「樹葉還能吃？」
此言一出，對方上下打量著這個女孩子，簡直有點不耐煩了：「你是天上掉下來的，還是故意裝傻？大家在餓肚子，你不知道？」
這件事讓邱鐘惠羞愧難當，生活在完全封閉的世界裡，待遇上享受著比中共領導人還高的政策，她當然無從知曉，那是中國當代史上充滿辛酸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在當時中共領袖的意識裡，越是時世艱難，越是需要乒乓球打出成績，振奮國民，這樣才能成功轉移國內矛盾，掩蓋錯誤。
在不同的國家，乒乓球被賦予的意義可能完全不同，在中國從事乒乓球的人們肩負的往往是特殊的使命，這使命要求他們過一種遠離現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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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有一次聽取下屬部門匯報工作，身為體育戰線全國政協委員的張燮林也在場。工作議程結束後，大家正要散場，朱鎔基突然叫住張燮林：「聽說你們乒乓球隊以前總是讓來讓去的，是不是有這回事？」
貴為國務院總理，都對乒乓球隊的「讓球」傳聞頗感興趣，這一話題近些年來被長久地提及並引起廣泛爭論，也是可以想見的事情。
對於朱鎔基的問題，張燮林當時沒有正面回答：「平時我與莊則棟打，差不多是四六開，他佔一點優勢。」
他的回答，也可以看作委婉地承認了一次很經典的「讓球」傳聞。那是1961年北京舉行的第26屆世乒賽，進入男單半決賽的全部是中國選手——來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以及來自北京的莊則棟。進行半決賽的前一天夜裡，賀龍元帥在北京華僑飯店召集相關人員開了一個會，要確定世乒賽的冠軍歸屬。
作家葉永烈對此的慨嘆是：處於計畫經濟年代的中國，連冠軍也要按照計畫「生產」。
一位上海乒乓球界的教練參與了那次會議，據他回憶當時的情景，賀龍一開始就直奔主題：「這一次男單，誰來當冠軍？」事實上，他也並沒有真正要徵求意見的打算，他希望三位上海選手委屈一下，讓莊則棟拿冠軍，因為他代表首都，而且年輕。
決賽的結果，李富榮讓給了莊則棟，而莊則棟的獲獎感言也耐人尋味：「我是代表集體領獎的。」
接下來的兩屆世乒賽，非常巧合，又是李富榮與莊則棟爭冠軍，結果還是按領導意圖計畫好的，為的是中國產生一個三連冠，並永久擁有男單聖･勃萊德杯的複製品。
據張燮林回憶，歷史上中國隊也有過另一類讓球，比如第34屆世乒賽的時候，中央認為中國拿太多冠軍也不好，規定最多只能得四項，結果中國就在第五項決賽時放了水。
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幾乎沒有人質疑這種「讓球」的命令，即使是46年後的今天，當事人徐寅生、張燮林均表示，既然運動員完全是國家培養的，就必須服從國家（中共）利益。
但作家葉永烈的態度很鮮明：不管你找出什麼理由，讓球就是在造假，就是在褻瀆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就是在違背基本的體育精神。
葉永烈平生著述頗豐，其中大多是與共和國政治、歷史、重大事件相關的人與事。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這位作家的筆觸竟兩次伸向體育領域，而且都是乒乓球題材。其中一次是講述莊則棟的曲折經歷，另一次是關於何智麗「讓球風波」的報導。這兩次報導，尤其後者，在社會上曾經轟動一時，甚至延續至今。
「我對體育本身沒興趣，之所以寫乒乓球，因為它曾是政治標兵，與政治關係密切；換作世界排名73位的中國足球，我是肯定不屑於關心的。」在接受我採訪的時候，葉永烈說他關心的其實是當代政治。
「在保證國家利益和榮譽的大前提下，我們不鼓勵也不支持隊員去‘讓球’。」今年早些時候，中國乒乓球隊領隊黃飈這樣對記者表述目前對於「讓球」的官方立場。字面上，其表述是如此含混，但事實上是為官方的態度做了更好的闡明——最近幾年來，中國乒乓球隊基本告別了「讓球」這一「光榮傳統」。
2004年雅典奧運會男單半決賽，實力佔優的王勵勤完敗在隊友王皓拍下，由後者在決賽中對陣韓國的柳承敏。關於這場球是「讓球」的傳聞和猜測，一時甚為喧囂。多位瞭解內情的人士一致向筆者表示，那場半決賽絕無半點水分。我們只能嘆息，以往中國乒乓球隊「讓球」的例證和非議過多，難免不令輿論過度敏感。
「我從事乒乓球這麼多年，個人最困難的時期，就是‘讓球風波’前後。」作為當時的中國女乒主教練，張燮林承受過巨大的心理壓力，但多年以後，他還是不原因具體談論其中的是非曲直。不過對於「讓球」現象，他倒是表明瞭如今的觀點：「這種做法也有它不好的一面，比如對運動員的付出顯得不夠尊重，也容易打擊她們的進取心。」
一個至今不為外界所熟知的內情是，喧囂一時的「讓球風波」並非何智麗以一己之力挑戰威權、對抗沿襲多年的「光榮傳統」，連她自己也承認，一直得到乒乓球隊顧問、名宿孫梅英的支持。確切地說，這一風波也是乒乓球隊教練層內部矛盾的體現。
中國乒乓球隊的內部選拔通常比世界大賽更為激烈和殘酷，尤其整體水平更高的女隊，差不多誰出去都可能是拿獎牌。在被問及這樣的內部環境是否會導致一些不正常現象時，漢城奧運會冠軍陳靜的回答頗為委婉：「現在比以前透明些了，現在不是已經有了直通薩格勒布的選拔賽嗎？以前肯定沒有。現在，教練頂多使用幾個機動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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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曾長期擔任中國乒乓球隊的領軍人物，一向「治軍嚴厲」，也可以認為，外界對乒乓國手的壓力經蔡振華的努力而得以強化。不過，在最初以球員身份進入中國乒乓球隊的時候，蔡振華也有過幾乎被這種壓力擊垮的經歷。
入隊不久，蔡振華面臨著隊內的大循環比賽。在這個項目上，中國人的隊內比賽通常比世界錦標賽都要殘酷和激烈。那時候天還有些涼，蔡振華竟故意睡覺不蓋被子，他希望自己被凍感冒，以此避開隊內的大循環比賽。
2006年和2007年，CCTV-5先後推出了兩檔大規模的系列賽事直播，分別叫《直通不萊梅》和《直通薩格勒布》，拿出幾十個小時對中國乒乓球男女隊的隊內選拔賽進行直播，無形中，讓原本激烈的隊內競爭越發殘酷起來。這一創意的始作俑者之一，恰恰是當年那個尋思著逃避內部循環賽的蔡振華。
似乎是一種內部傳統，接受採訪的時候，每一位中國乒乓球界的人士都不認為承受了比其他項目更多的壓力。但那些大賽前甚至日常訓練裡高度緊繃的神經，還是泄露了一切。
張燮林擔任女隊主教練期間，有一次在體委領導出席的會議上做「戰前動員」，他希望找到減輕隊員壓力的方式：「哪怕你們拿了第三名，也是應該受到表揚的，要是各行各業都能拿到世界第三，那我們國家……」
他的話被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李夢華打斷了：「不能這麼說，我們乒乓球隊只能拿第一，否則就是失敗，全國人民不答應。」
預想中的減壓會又變成了施壓，當時的張燮林略顯尷尬。
4年多以前，一位心理學專家到廈門訓練基地，參與了對中國乒乓球隊的心理輔導，事後他私下對時為《中國體育報》乒乓球記者的郝清亮說：「這是一群心理極其脆弱的人。」
1988年漢城奧運會冠軍陳靜退役後攻讀了心理學博士學位，她也多次應邀對國家乒乓球隊的晚輩們上心理課，她對這一集體中的成員所承擔的壓力尤其感同身受：「（他們的壓力）比我們普通人要大得多得多。」
在中國乒乓球界，現在人們可以談莊則棟的功過，可以談何智麗風波，可以談「三英之死」，惟獨對一個名字諱莫如深，那就是——韓玉珍。作為熟知內情的乒壇元老，徐寅生、張燮林都表示那是個人悲劇，「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吧！」
1962年秋天，中國乒乓球隊首次出訪日本，並在名古屋站的比賽中戰勝了世界冠軍日本女隊。年僅20歲的黑龍江女選手韓玉珍，當時已經入了黨，而且是球隊的主力。11月2日，東京站的比賽即將開始，與韓玉珍同屋的梁麗珍卻慌張地跑到球隊領導那裡，說韓玉珍趴在地上，稱有歹徒闖進屋子把她的手刺破了，歹徒還翻了兩名運動員的箱子，弄破了她們的球拍，然後跳窗逃跑。
此事驚動了日本警事廳，但反覆偵查的結論，都未發現任何做案跡象。後來還是韓玉珍自己交代了真相：她擔心在這種重要的比賽輸球，又擔心隊友上場取勝壓過她，不僅弄傷了自己，還弄丟、弄破了隊友王健、梁麗珍的球拍。
這一舉動在當時被視為國際影響極其惡劣的醜聞，韓玉珍被提前送回國內，不久即接受了開除黨籍、下放北京南苑農場的處罰。
後來韓玉珍曾重返國家隊，但心理問題也隨之出現反覆，最終被送回了黑龍江。可惜她在「文革」期間又遭受嚴酷的迫害，多次自殘、自殺未果，1978年，韓玉珍得以平反，不過僅僅一年之後，她就因肝壞死結束了38歲的生命。
韓玉珍的悲劇性遭遇，除了被圈內視為個人悲劇，亦被許多人看作是為這個無限榮光的集體抹了黑。但事實上，在一個榮耀與壓力都被無限放大的集體裡，韓玉珍所為雖顯極端，卻絕不應完全視為個人心理危機。據當年隊友回憶，為了爭得榮譽和勝利，韓玉珍是一個訓練近乎瘋狂的人，除了吃飯睡覺，終日在球館裡苦練。
今年2月，在「直通薩格勒布」內部選拔賽廣東中山站的比賽中，名將王楠發揮欠佳，比賽結束後，記者夏娃看到王楠難受得哭了起來。王楠的哭泣不全是因為輸球，而是在她幾次打出臭球的時候，本能地想摔一下拍子，發泄一下，無奈這是隊規中嚴格禁止的，何況還有「陳玘摔拍事件」在前。王楠無從發泄，也只能選擇私下飲泣。
一邊是無處不在的壓力，來自上面的、外部的，來自隊內殘酷競爭的，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在各種嚴苛隊規編織的網內，這就是這些年輕人甚至孩子要面對的現實。與乒乓國手們關係至為密切的夏娃說，這些選手「絕對都不是常人」，「有時候我換位思考一下，假如我處在他們的位置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他們那麼好。」而最令她憂慮的一點，就是乒乓國手們壓力如此巨大，雖然其意志之堅強遠勝常人，但缺乏起碼的發泄、排遣渠道，終究是危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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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11日，河北正定縣蟠桃村村民張春美發現，自家的瓜田裡來了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看架勢怎麼都不像一個莊稼人。
「你是來幹啥的？」張春美問道。
「我家有一畝地，所以到這兒學習來了。」對方顯然在扯謊，因為他身邊還跟著一個扛攝像機的人。
勞動中，這個年輕人突然拾起一穗麥子問旁邊的人：「這裡邊是會生出米飯來吧？」周圍人哭笑不得。
這個五穀不分的大男孩，是被中國乒乓球隊下放農村改造的陳玘。
2006年3月5日，亞洲盃男子乒乓球單打決賽在日本舉行，22歲的陳玘輸給了隊友王皓，於是連續第四次在國內外單打比賽中獲得亞軍。比賽結束，一向性格外露的陳玘難以遏制對自己的懊惱，摔了拍子，踢了檔板。在職業網球賽場上，人們見慣了麥肯羅、薩芬們一次次地摔球拍，罵粗口，甚至有不少球迷偏愛這樣的壞脾氣，即使不予欣賞，也僅僅會認為這些舉動體現了球員個人的修養與秉性。但是在中國，在乒乓球隊，陳玘的舉止被很快定性為「嚴重的賽場作風問題」。主教練劉國梁的結論是：「你這件事造成了很惡劣的國際影響，給中國乒乓球隊多年來的光輝形象抹了黑。」
在廈門，中央電視臺記者週到見證了處罰陳玘的會議。年輕的陳玘被認為是典型的「80後」性格，有個性、有激情，也很容易「情緒失控」。那天他眼睛有些紅腫，頭髮也有些蓬亂，與平時頑皮、張揚的性情反差巨大。會上，每個隊員都要站出來發言，對陳玘進行批評教育。那個下午，會場上被反覆提及的字眼是「浮躁」和「失控」。在熟悉陳玘的週到看來，對這個年輕人最大的煎熬不是這些，而是當著攝像機鏡頭念致歉信，還念了兩遍。週到那個下午心情也很壓抑，她認為每個年輕人犯下類似的錯誤都很正常，「只不過因為陳玘是中國乒乓球隊的一員，他的錯誤就放大了十倍，二十倍，甚至無數倍。」
九運會上，張怡寧因為比賽中踢桌子、摔球拍發泄不滿，被中國乒乓球隊課以禁賽三個月的處罰，這其實是與「戀愛風波」相反的另一種「特殊待遇」——九運會上，類似情況不止出現在張怡寧一人身上，為何只處罰她？當時的中國女隊主教練陸元盛認為，作為年輕選手，如果平時不注意，就很難在大賽取得優異成績。「輸球不能輸人，這是中國乒乓球隊的「光榮」傳統。
前《中國體育報》記者郝清亮採訪過多個項目的國家隊，他的感慨是，乒乓球隊不僅管理規章細緻苛刻，更重要的是執行起來非常嚴格，甚少像其他運動隊那樣「難免打一些折扣」。「比如大賽前夕，手機一律要上交，沒有什麼條件好講；在隊員房間裡，哪怕發現了一個煙頭，全隊都要進行檢查。」
2004年新年的第二天，時任中國乒乓球隊總教練的蔡振華宣布，白楊、侯英超、李楠、範瑛因為談戀愛影響訓練，國家隊將4人退回各省隊，勒令其進行深刻反省。
這一年，白楊年滿20歲，她的男友馬琳則是24歲。限制年輕人戀愛本來就遭致非議，另一個引發不滿的是，男隊主力馬琳、王皓作為戀愛中的兩位男主角，因為「沒有影響成績」，並未受到任何處罰。
1月5日，中國乒乓球女隊首次與男隊分開封閉集訓，男隊前往福建廈門，女隊開赴河北正定。對於這場引人關注的「戀愛風波」，偏重時政類內容的《南方週末》竟也進行了報導，文章標題耐人尋味——愛上乒乓，但禁止愛上隊友。
僅僅四個月以後，四個人「認識到錯誤」，得以先後重返國家隊，但曾經的愛情，卻只能無奈地放棄。
第49屆世乒賽期間，留守國內的白楊接受了《體育畫報》的採訪，但她拒絕談論那場「戀愛風波」，稱自己現在只想打好乒超聯賽，並為中國乒乓球隊做一點貢獻。
如果說，在這樣的團隊裡，訓練上的嚴苛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很多日常管理的要求，則是在挑戰人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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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乒乓球終於不再是政治——當然，在體育系統這個局部，它依然是「小政治」，自莊則棟1974年成為國家體委主任以來，幾乎歷屆體育領導班子都有一位副部級以上的高官出身於乒乓球運動員。雖然不再是政治，不再「推動大球」，但稱霸世界乒壇的慾望，以及隨之而來的榮耀、升遷，還是成為一種慣性，激盪著一代一代從事乒乓球的人們。還有相當多的人依舊需要乒乓球成為標桿，成為長盛傳奇，乒乓球某些時候仍活在它的過去，或者說是為它的過去活著。
即使2000年10月，國際乒聯推行「大球」之後，乒乓球的重量也僅有2.7克，我們或許可以斷定，它是所有球類項目中最輕的一種。但在過去的差不多半個世紀裡，它又恰恰是中國最重的一隻球，甚至曾經重到超乎想像。正因其身世傳奇身份特殊，小小銀球在中國製造的多為極端的故事，極端的推崇，極端的壓抑，極端的臧否，極端的悲壯……
即使現在，還有那麼多中國人的人生，因乒乓而顯得太過沈重。
歷盡風雨的莊則棟說，他只想過普通人的平靜的生活。
現在，我們想說，再見，那些太不平靜的生活。再見乒乓。再見並非告別，而是重新結識。中國人對乒乓球的民族情感值得珍重，但也必須審視。當乒乓球回歸到一個普通的運動項目，當乒乓球選手重拾普通人的樸素情懷，當乒乓冠軍或大滿貫不再具有任何象徵意味，我們也就回到了中國人本應擁有的雍容氣度。那時的國球，或許更像國球。
（文章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