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橋（圖片來源：唐柏橋臉書）
【看中國2017年2月14日訊】在兩年內我經歷了兩次大逃亡，兩次的心境和意境都完全不同。對比極為強烈。也讓我對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更重要的是，從此以後我的內心開始有了敬畏之心。而這種對未知所存的敬畏讓我在每一次「成功」面前不至於忘乎所以，迷失方向。它讓我的生命進入了另一個層次。
第一次逃亡失敗，似乎是注定的。我們做足了準備，所有的親人和朋友甚至偶遇的陌生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有公安幹部，有火車站的工人，有江湖中人，有研究機構的學者，有事業成功的商人，有農民，有軍人，當然還有準備協助我偷越邊境的香港人。如果把他們的名字列出來，會是很長的一串。而且當時香港那邊營救我的人送來了近十萬元幫助我逃亡，並安排了黃雀行動的人前來營救我。但是最後我仍然在按原計畫離境的前一天落入中共魔掌。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我從一開始似乎就知道我是逃不出去的。尤其是準備離境的前一天，將我藏匿在他家的農民讓我點香求菩薩保佑能順利逃離中國時，有一個強烈的「聲音」告訴我，我肯定離開不了（或不應離開？很難準備描繪當時的信息）。這一個月的逃亡故事本身就可以寫成一本書。後來受到牽連的人達數十位。這是我一生揹負的債，我永遠也無法還清。唯一對他們的報答就是不忘初衷，繼續前行，不負期望。
大學時代的唐柏橋（唐柏橋提供）
剛出獄的唐柏橋和他的外甥。（唐柏橋提供）
而第二次逃亡又似乎注定會成功。我當時毫無準備，說走就走。連跟家人和最好的朋友都沒有透露。我神秘消失了一個星期，正當家人心急如焚的時候，接到了我從香港打給他們報平安的電話。估計那是他們這一生接到過的最開心的一次電話。我的整個逃亡過程行如流水。可以說是完全隨心而動。既沒有絲毫恐懼，也沒有絲毫阻力，有如神助。
我當時決定要走的時候，只帶了一個通訊錄。當天約了廣東某大學的一位年輕女教師，請她說陪我去深圳走一趟，她二話沒說就跟我走了。我從頭到尾沒有跟她透露我要出逃的實情。其實我是想「利用」她跟我假扮情侶，以便在火車上矇混過關。因為我當時沒有去深圳的特區通行證。後來確實矇混過關了，整個過程非常詭異。一路上沒有人來查票和身份證，當火車已經進入市區馬上就要進站時，列車員和警察過來了。我坐在車廂的另一頭，他們馬上就要查到我們時，火車停了。他們就莫名其妙地下車了，「扔」下我們不查了。我想好的台詞都沒有用上。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在幫助我。
此後每一次遇到難關最後都化險為夷。當我有一次經過一個邊境檢查站時，我使用的是「朋友」給我提供的假證件。邊防武警看了一眼我的證件說：「過去吧，下次不要用這個證件了」。我心裏一顫，對他微微鞠了一個躬，表示感謝！他當時其實已經看出來了我使用的是假身份證，我甚至懷疑給我提供假證件的「朋友」實際上是中共的人。這位武警的臉容我一直記在心裏唯恐忘記，因為如果將來有機會我一定要當面感謝他的救命之恩。如果他當時將我扣下，我就不會有今天了。也不可能有機會來到美國真切地體會這個世界的真諦。
後來我去蛇口找一位八九民運戰友的同學。這位戰友曾是湖南大學的學生領袖。他最後一次跟我見面時，將他的這位同學的聯繫辦法給我，並告訴我，說不定哪天用得上。最後果然用上了。後來他冒著巨大的危險協助我成功逃亡，他也一起跟我離開了大陸逃往香港。我的這位戰友和他的這位協助我逃亡的同學現在都在英國。我跟他們現在幾乎沒有任何聯繫，但他們在我最危險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我終生難忘。
抵達香港後，我得到了香港支聯會、香港專上學聯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幫助和關照。在香港停留期間，我繼續與國內的戰友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部分同學一起為人權民主打拚，共同完成了一部兩百多頁的人權報告：「失敗之歌」－－湖南「六四」鎮壓後的人權狀況。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最平靜的一段歲月，也是我最求知若渴的一段時期。我就像一個從小沒有玩過玩具的孩子突然掉進了玩具天堂。我最初幾個月住在中文大學學生會辦公室（因為是暑假期間），每天都泡在圖書館裡。這段時間的廣泛閱讀對我幫助極大，就像上了一趟留美預習班。第二年「六四」前夕，我以政治難民的身份抵達美國。開始了驚濤駭浪的反共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