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橋（圖片來源：唐柏橋臉書）
【看中國2017年2月13日訊】很多朋友經常好奇地問我，「你一路走來，受盡磨難和委屈。而你本來有很多更好的選擇。到底是什麼力量讓你能如此堅強地走在這條充滿艱險的人生道路上，從不放棄？」「您不屈不撓二十七餘年來，以家庭、榮辱、性命的代價與中共抗衡，請問您是靠著什麼樣的動力和精神來度過這漫長艱苦時日？可否精簡的說說您的心得和座右銘？」……我也常常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因為我比任何人都更深知這條道路有多艱險。我過去一直沒有寫，是覺得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今天我決定談談我的心路歷程和人生感悟，是有感於有些同道最近面對異常嚴酷的處境，產生了不如放棄的消極情緒。我希望能通過與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故事，促使更多生活在惡劣環境下的國人振作起來，拿出勇氣去尋求改變。倘若我的文字能給大家以激勵，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要寫的方面太多，我只能利用業餘時間就一個個問題分開來談。我這一生經歷過無數次奇遇，出現過無數次奇蹟。讓我感觸最深的是，每當我看似走投無路或面臨絕境的時候，就會在最後關鍵時刻峰迴路轉，柳暗花明。而且往往會因此讓我的人生邁上一個新的台階。我完全無法解釋，因為大多數事情就連我自己在當時都覺得是邁不過去的坎。最令我刻骨銘心的是，我曾多次與死神插肩而過，最後都化險為夷。而每經歷一次生死考驗，我對生命的理解就更深一層。今天我就來談談我們每個人一生都思考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死亡。
小學的時候，我差點被水淹死。我當時拚命呼救，沒有人過來救我。就在我徹底絕望的時候，我的腳碰到地面了。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到死亡來臨時的恐懼和死裡逃生後的喜悅。於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已經意識到了生死之間其實只差一線。
中學時代的唐柏橋（唐柏橋提供）
初中的時候，我有一次在玩單槓體操時不小心頭朝下摔了下來。等我醒來的時候，整個學校的老師都圍在我周圍。我的家人早已哭成了淚人。後來我才知道，我暈過去大約有一個小時，我所在的鄉下學校沒有醫院。當時大家都覺得我沒救了。我醒來的時候，感覺是新生命的開始。
中學的時候，我以極優的成績插班到全地區最好的中學。我的所謂「德智體」都得到了全面發展：擔任學生會幹部，成績優異，並是學校籃球隊主力隊員。就在我春風得意的時候，突然被查出身患重病。初步診斷是神經纖維腫瘤，需要手術切除。醫生當著我和很多實習醫生的面說，恐怕治不好了。我的人生經歷了第一次「絕症」。所有的人都為我難過和傷心，母親由於流淚太多，烙下了眼疾，不能被風吹。後來這個至今仍是疑團的疾病奇蹟般的在沒有經過任何治療的情況下痊癒了。期間我至少有一年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中。從此以後，我對生命有了新的認識。我對人生的思考也多了一些角度，因此進大學後我顯得比同齡的同學成熟許多，最主要的特點是遇事不驚，能從容面對。
大學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個在所有的人看來不可能克服的困境，承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我曾經有過輕生的念頭，想一了百了，但是我最後選擇了向命運說不。經過一年不屈不撓的抗爭，我實現了「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從此以後，同學們都對我刮目相看，我變得更加堅強和自信。
八九民運的時候，我不聽任何人的勸阻，「一意孤行」堅持反抗到底。我當時做了最壞的打算。尤其是「六四」大屠殺以後，我更與屠殺青年學子的劊子手不共戴天。六月八日在湖南省會長沙的十萬人悼念死難者大會上，我帶領同學們發誓，要為死去的英烈討還公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那個時候，我有一種即將英勇就義的悲壯豪情。應該說，那是我一生中最視死如歸的一次。
在我遭到通緝後，我開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逃亡。在逃亡期間我遭遇了數次險境，至少有一次面臨生命危險。當時我們遇到車匪路霸洗劫列車，我和同行的潘明棟向他們挑戰，對方的刀已經刺到我的胸前，但是最後化險為夷了。因為協助我逃亡的潘明棟是一位武功高深的江湖傳奇人物。這段故事在我的自傳《我的兩個中國》中有詳細描述。從此以後，我面對凶器，不再有莫名的恐懼。
在我準確啟程逃往香港的前一夜，因為有人告密，我遭到中共圍捕，但是最終逃脫了。整個過程可謂驚險萬分。有一陣我坐在一個墓地邊等協助我逃跑的當地村民陳春桂回家拿我的通訊錄的時候，困得眼睛實在睜不開了。但是我又時時提醒自己絕不能睡著，否則隨時有可能被他們逮著。那種難受的感覺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我曾幾次想要放棄，因為實在太困太緊張了。當晚我和陳春桂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在有追兵的情況下奔逃了足足40多里，有幾次在鄉下田埂上因為踩空掉到低好幾米的另一片地上。還有一次因為看見追過來的警車，只好跳進公路旁的「草叢」中。結果發現全身都是刺，極痛無比。當然，我們雖然當晚成功逃離了中共的追捕，但是第二天晚上還是被他們抓捕了。否則就沒有後面的故事了。與我一同被捕的還有見義勇為的陳春桂和他美麗的妻子，還有他的幾位與我素不相識伸出援手的親戚。
我被捕後臨時關在廣東江門看守所，當地幾乎所有的同犯都告訴我，我這輩子能保住腦袋就不錯了，就準備把牢底坐穿吧。因為當地的廣播說，我是全國追捕的重大通緝逃犯，「反革命頭目」。我再度經歷死亡的恐懼。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的思想就會開始劇烈的鬥爭，一會兒覺得自己很快就會獲得自由，一會兒覺得自己可能會面臨死刑－－當然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可笑。那幾天我高燒達40來度，每分鐘都在經受煎熬。事實上，很多比我影響更小的參與者被判重刑，甚至死刑。那些被判重刑的都是市民。我最後被判三年，這得益於我的學生身份。
被關押在看守所期間，我多次遭遇外人難以想像的險境。有一次幹部指使包括死刑犯在內的七八名重刑犯對我進行圍攻，我暈了過去。等我醒來後，我發現自己身上的髒物都被他們採了出來。我感到一種奇恥大辱，我決定用生命捍衛自己的尊嚴。當天白天我被打了三次，但是當晚我就「打」了回來，狠狠地教訓了為頭的死刑犯。第二天我被調到隔壁監房。一名犯人受幹部唆使無端挑釁我，我奮起反擊，差點將他踢死。他倒地後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我當時心想如果他死了，我就會被判死刑，我的生命可能會就此結束。正當我鼓起勇氣準備面對殘酷的現實時，他醒過來了，我知道我命不該絕。
在監獄服刑期間，有一次我和其他數名政治犯因在監獄組建「反革命」組織被人出賣東窗事發，我們幾個為首的被關嚴管，當局準備重新立案。結果一個星期後我不僅沒有被加刑，反而奇蹟般地獲得釋放：不是解除嚴管，而是提前獲釋。所有的人至今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監獄的一位幹部後來對前去探訪的同學說，唐柏橋命大，再晚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他就出不去了。上級曾經下令將我追回，監獄派人騎三輪摩托追我，「沒有追上」。後來我才知道，中國司法部門有一個規矩，犯人一旦到家，就算放錯了也不能重新收押，除非另外立案。如果他們追上了我，我的命運就會完全不同了。
出獄後不久，我就南下廣州，立志組建民運組織，推翻暴政。半年期間我利用我所在的一家公司經常派我出差的機會，足跡踏遍中國。無論是在火車上還是在旅館裡，我都會抓住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引導周圍的年輕人追求民主理想，一有可能就發展他們成為組織成員。那段時間是我一生中做得最成功的一個時期。我廣交天下志士，在短短半年裡我們就發展出了一個遍佈全國的地下網路。我們還因此收集了湖南境內兩百多位政治犯的信息和一些人權迫害個案，包括砸毛澤東像的天安門三君子的信息和「砍頭也不回頭」的「六四」鐵漢李旺陽的個案，匯成一本兩百多頁的大型人權報告，由美國最大的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出版。截至今日，只有湖南一省出版過全面披露「六四」鎮壓的人權報告。另一本比較全面介紹「六四」鎮壓的人權報告是丁子霖教授出版的「六四」死難者名單。在這段從事「革命活動」期間，我經歷了無數次驚險。按照當時很多同道的說法，我是將腦袋繫在褲帶上幹革命。
我因為一再不聽勸告，中共於是決定將我再度收監，因為我當時還在假釋期間。我得到線報，於是在朋友們的勸說和幫助下離開了大陸。這是我人生第二次逃亡。這一次我雖經九死一生，但最終還是成功逃亡到了香港。
這裡我必須提到的一個人是我在廣州的老闆，也是我一生的恩人，他的名字叫許晉豫。我幾年前無意中得知他已經離開人世，很長一段時間非常難過。因為我們曾經有約，等第二次「六四」民主革命爆發後，我們一同「殺」往北京，奪了中共的中南海鳥位。他還開玩笑地說，他喜歡九號樓。他好像是說那是薄一波住過的地方（實際情況我並不清楚）。他的父親曾經是廣東省委領導，與趙紫陽同事。他從小就跟趙家非常熟，趙紫陽的幾個兒子都是他的哥們。他出事前曾經是廣東省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六四」後他利用職權便利，協助陳一諮等多位趙紫陽的親信逃離中國。陳一諮的自傳中也有提及。後來氣急敗壞的李鵬點名要抓他。我們在廣東省黃花監獄時，曾被關在同一個監房，我因此有緣認識了他並成為好友。出獄後我就去「投奔」他，與他一起從零開始打拼。他創辦了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我就在他公司擔任銷售部經理。那段歲月我終身難忘。我們一起書寫了中國文化中最有魅力的「義」。我們肝膽相照，豪氣衝天。我們曾經在長沙最著名的五一大道上騎著當時流行的敞篷三輪車，一路上高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驚艷」全城。我是在他和朋友們的幫助下逃離中國的。我和他的這段交往，正應了當年主張變革的譚嗣同送給遠走他鄉的梁啟超的一句詩詞：「不有行者，誰圖將來？不有死者，誰鼓士氣」。可是，如今留下來的人已經仙逝，而離開了的人卻仍然無所作為。我常常仰天長問：天地悠悠，我來為何？
1991年夏天，我離開了生我養我令我魂牽夢繞的那片故土，從此踏上了流亡海外從事反抗暴政的不歸路。
（未完待讀）
来源:良知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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