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8日】（本臺記者齊月採訪報導）
今年是中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五十年前，中共玩弄陰險、狡詐、毒辣的權謀，摧殘了中國數以百萬知識精英，更使其中許多人死於非命。《反右運動》所涉及的面之廣，人之多、時間之長以及中共所表現出的邪毒都是駭人聽聞的。對此，本臺記者蔡紅採訪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作家以及當年《反右運動》的見證人。通過翔實的史料，我們將共同回顧那泣血的歲月。
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復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份子，總計不足百人。
橫河對中共最後的「反右」定論時說道，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時候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麼在這個決議裡面呢，其實就是鄧小平講的，他只承認了「反右」的擴大化，但是不承認「反右」是錯的。所以不給平反。就是反右運動不平反。這樣的話呢，在全國中央一級的留了5個「右派」，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全國各地呢，留了90多個。也就是說，留了這麼100個不到的右派，就是為了證明中共「反右」鬥爭沒有搞錯。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全國真的有100個不到的右派，需要搞一個全國的運動嗎？需要去整100萬人嗎？100個和100萬人，這難道是一個「擴大化」的問題嗎？對不對，如果是100個人的話，根本就不要進行這場運動。所以這場運動就是錯的。是不是？這是個很簡單的算術問題。如果你再仔細想一想看，中共為什麼不承認「反右」是錯的？那麼就牽涉到我們以前曾經討論過的一個問題。中共什麼時候承認過它在即是錯的了？沒有承認過。到現在為止你去看，它對以前的歷次的運動基本上仍然是持一個肯定的態度的。只是說在運動的過程當中，有缺點、有人犯了錯誤。只是說執行的人有問題。它沒有真正的否定過一個整人的運動。「文革」是一場更全面的運動。不像「反右」它一個非常有針對性、具體的運動。所以這些運動它都沒有承認過錯誤。這就牽涉到中共它政權的合法性的問題。它自己知道它這個政權是不合法的。它不能夠承擔任何一次它承認它犯錯誤的。它不能承認。
鄧小平的結論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
蘇教授談到「反右」波及到全國的每個小鎮、每個村莊，工作在文教科、衛生科、縣醫院、公社衛生院，縣、鄉的中學，文化館，或者是財政、農業、稅務等等科室的工作人員也難以倖免。我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這個問題。在1968年的時候，我去了內蒙古東北部的一個邊遠的小縣裡去插隊落戶。我所在的大隊裡，有一個右派，姓辛。那時候呢，他還不到50歲，可是已經戴了10多年右派帽子了。他是個祖傳了幾代的遊方郎中，看病上呢，據說很有一套。在各大隊還沒有小學之前，他們家就開了一間私塾。從他的爺爺到他的父親，到他本人，三代人給周圍幾個村裡的孩子們教「人之初，性本善」，輪到他教，不久之後，就改教成了「偉大」和「萬歲」了。57年以後，就連「偉大」和「萬歲」也不讓他教了，病也不准看了。一把鐵锨，一副扁擔，就讓他各家各戶去挑大糞和積肥了。所以我說57年的那場「反右」運動，目標絕不只是對著60萬傑出的知識份子們去的。
橫河指出，中共它永遠把自己裝扮成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它要讓了一步，它就全線崩潰了。就是人們只要腦子裡有一點：它也犯錯誤，它也承認錯誤，那麼，它的統治就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所以「六.四」的時候，有人就提出來，說是能不能稍微的讓一讓步，對不對？所以陳雲後來就說了，說這個步絕對不能讓，我們當時就是利用國民黨還有的那麼一點點民主把它搞垮掉的，所以我們絕對不能讓步。你看，所以它知道，它一步不能讓。還有個問題呢，就是，它所有的這個政治運動啊是連在一起的。和它的執政是連在一起的。我記得我曾經和大使館的一個官員談過這個問題。他就是說，黨是不犯錯誤的。我說你怎麼能說黨不犯錯誤呢？難道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是承認了黨犯過錯誤嗎？他說，不，這證明我們黨是能夠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而且只有我們黨自己改正自己的錯誤，所以我們還是「光榮、偉大、正確」。所以它一連串連在一起，它只要有一個地方讓步了，它就全線崩潰了。因為它整個東西就是構建在這個沙灘基礎上的。所以中共是沒有一個整人的運動是平過反的。
陳破空認為，在七十年代末，中共當時不願意平反右派，他們鄧小平要改正右派，他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當時毛澤東策劃了反右運動；但鄧小平是總書記，主持了這個反右運動。鄧小平出於一己之私，自己的私心不願意承認當時是錯的，那麼他就不願意叫做「平反」，把它叫「改正」。改正了之後，還保留了有名的「大右派」一百多人，不給摘帽子；還有一萬多的普通人不願意給改正，實際上這個反右的情況，當時被迫害的範圍，後來在定義中說是五十五萬，實際上不止，因為他們做了很多定義，什麼右派份子、極右份子、中右份子、壞份子、反動份子，加起來一共應該說是一百六十萬左右的人受到了牽連。加上後面，到了五八年繼續的要拔白旗、拔灰旗，把他們右派揪出來，前後應該說是兩三百萬的人受到了牽連。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史若平等右派人士與其家屬聯署致人大與國務院之公開信，要求中共對當年受迫害的知識份子的行為明確表示反省與道歉，並對受害者與其家屬作出公平合理的賠償，在三個月內獲得一千五百位響應。
公開信的執筆人，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史若平先生表示，毛澤東領導的反右派鬥爭，目的是要鎮壓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毛澤東一系列的事都是搞專制、獨裁、扼殺群眾的言論自由，也群眾的民主權利。對知識份子來說，從建國初期思想改造，就把知識份子批得一錢不值，到後來《武訓傳》批判，反胡風，批判《紅樓夢》等等一系列都是對著知識份子來的。為什麼呢？毛澤東最害怕的就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見解。知識份子普遍要求民主的環境，他同毛澤東專制獨裁是絕對不相吻合的。可是毛澤東為了維護他自己的專制獨裁統治,搞了一系列政治迫害,包括經濟上也是蠻幹，搞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反右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倒行逆施，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餓死了幾千萬人。反右就是為了鎮壓知識份子的不同意見,名義上是它號召人家起來鳴放，實際上它是不允許有任何不同意見。所以五七年儘管是歷史的問題了,過去50年了,但是問題根子上沒有解決,就是體制上的一個專制主義沒有解決。我們也並不純粹是為了右派本身，作為歷史回顧來說,這是毛澤東欠了中國老百姓的債。我們所以爭取要求徹底平反,要求不發工資,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公民的權利。
公開信的發起人之一山東大學附中教師李昌玉在談到為什麼要致人大和國務院的《公開信》時表示，第一是道歉不可能；第二徹底否定反右不可能；第三賠償也不可能。起碼在現在的情況，我認為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因為共產黨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再怎麼錯，它是不認錯的，更不會公開的認錯、道歉，這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它現在整個就是建立在一種虛構的，謊言的歷史基礎上。如果這樣做了，它自己認為這個統治就搖搖欲墜了。不久前查封章怡和的《伶人往事》八部書確實就是反映了這個。現在反右、文革這些歷史已經要被徹底封殺，不准說，不准寫，書不准出，文章不准登，就是這樣。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說呢？首先現在有一個有利條件：海外有網際網路這樣一個平臺，有我們說話的一個機會，這些話現在不起作用，我想歷史將來會留下我們的文字、聲音，會把這些東西記載在歷史上的，不至於因為我們的死去而被抹殺、消滅。只要有我們的文字、聲音還保存著，歷史就會說話的，這個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在已經出版了好多書嘛，畢竟還有一國兩制的香港嘛，出版了許多書嘛，很多書都是非常可靠的，不是造謠的，那都是真實的歷史記載。
陳破空認為，我想山東大學史先生他們提出索賠的問題是非常勇敢的舉措。因為共產黨橫行50多年，人們只能夠低眉順眼鴉雀無聲，那麼現在我們看到像名作家當時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公開的抗爭禁他的書，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舉動。另外像史先生他們提出賠償也是非常了不起。因為中國這一塊專制的黑幕就是要靠這些勇敢的知識份子勇敢的良心吶喊把它一點點撕開，所以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一個文明國家裡，如果你的政府做錯了事情；哪怕是前任政府做錯了事情，你基本的一個態度就是要認罪、要道歉、要懺悔、要賠償。中共雖然在七九年搞了個「改正」的右派，但留了個尾巴，它說「反右沒錯，只是擴大化了」，但是沒有認罪、沒有道歉、沒有賠償。所以做了這個事情，後來又留下個尾巴，結果後來又發生「六四」大屠殺，發生鎮壓「法輪功」這些事情。
胡平對此說道，我們知道從文革後，很多文化革命中被打倒的或者靠邊站的老幹部復出，給那些老幹部都賠了錢的，都補了的。那麼甚至對他們來說，再加上給他們的子女後來叫進去當了官幹什麼事情，對他們來說已經補償過度的問題。但當時對黨外的人就沒有這一套了。你想五十七年反右的人，他們受的磨難時間更長，要比文化革命長，文革算來頂多10年，而反右他們已經受了20年的磨難。對他們的賠償的問題應該說更重要。我想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所有人來關心的。你想一個人的青春喪失了，這是不可挽回的，有人在反右這麼多年受苦死去，生命也是不可挽回的。其實我們要求在經濟上給一定的賠償，這已經是種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作法。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國家在進行轉型後那麼都會把這個問題提上日程。今天我想，也許今天在中國，由於共產黨一黨專政，它們還不能去做到這一點，但是我們今天就有必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那麼不光是對受害的右派份子他們自己，也包括對他們的家屬，對他們的子女，這件事情我覺得值得我們每個人來關注。
大紀元系列社論《解體黨文化》在第二章系統的思想改造中指出，許多同中共在奪取政權年代出生入死，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為自己是開基立業的功臣，因此「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也會讓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宏大的抱負得到施展的機會。在鼓勵鳴放的「真情」邀請中，這些「士為知己者死」的高人義士，一個比一個正氣凜然，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當人們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為，「黨天下」的真實含義遂昭然於天下：「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章伯均、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著名文人，無論是愛國歸來的留學博士，還是攜財從共的資本家，從部長、教授、文學家、總編輯、記者的位置紛紛被扔進共產黨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沒能從冰冷的現實中弄清楚這「民主」和「獨裁」如何能被中共結合成「人民專政」。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舍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都隨著這末代鴻儒博學之士孤獨的死去永遠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人們恐懼的看到，積極懸掛人間天堂誘餌的中共黨，首先建立的是人間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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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蔡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