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5日】（本臺記者蔡紅綜合報導）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遭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發表文章公開點名批判鄧拓，誣稱他為「叛徒」; 五月十七日晚，鄧寫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與妻訣別書》後，於清晨服毒身亡，成為那段非常歲月裡，第一個以死抗爭的殉道者。
鄧拓，1912年生，福建閩侯人。著名新聞記者、報刊活動家、政論家。1930年參加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共。
抗戰爆發後進入晉察冀根據地，先後任《晉察冀日報》社長、新華社晉察冀總分社社長。曾任
《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等職，還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寫過大量的政論和雜文。
滑向深淵
直到１９６６年初，中央點名批評北京市委對「三家村反黨集團」是假批判、真包庇，鄧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兩位朋友在這場黨內政治鬥爭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關於國家經濟建設的諸多問題上有過嚴重分歧，鄧拓也是在不知不覺中被扯進黨內高層領導之間的鬥爭。
5月18日清晨，丁一嵐發現丈夫死後，首先想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恐懼。
據丁一嵐回憶：「我們家是三間房，我和鄧拓分開住，各住一間。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間，發現他已經去世了，全身都涼了。那時候，他有很多病，身體很不好，經常寫東西，手出汗很多，寫東西他總用一塊手絹擦汗。我拿到他這個手絹，那手絹都是濕的，他當時寫遺書時，心裏有多麼難過，就這樣走了。我當時也不敢失聲痛哭，家裡還住著警衛員呢。
鄧拓臨死之前，放在桌上一個信封，裡面裝的好像稿紙，上面寫著讓我立即給這個東西銷毀。我看見這個信封，讓我馬上銷毀，哎呀，那時候我都想不出該怎麼辦，又怕驚動了警衛員。那時，鄧拓的姐姐在我們家裡，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給她叫起來。我說，現在有這麼個東西，要馬上銷毀，然後，我們倆就嘁哩喀喳地連剪帶撕地弄碎，扔到廁所，還有澡盆裡，拿水沖掉了。
當時不敢燒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沒看看銷毀的是什麼，是稿紙，那麼一疊，字都朝裡，我都來不及看了，我就想著，在警衛員醒來之前，我得處理完。所以，我後來一直不知道銷毀了什麼東西，我想來想去，我幫他銷毀的這個東西可能是他遺書的底稿。你說我怎麼就那麼馬虎，沒有看一眼就銷毀了呢？我一直為這件事責備自己。」
這是多麼淒愴、令人心碎的場面。一邊是沒有親人守候的鄧拓的遺體，一邊是妻子和姐姐為銷毀他的遺物而心驚膽顫地忙碌。
孩子很久都不知道父親自殺
在通知北京市委來人之前，丁一嵐有時間可以端詳一下自己風雨同舟３０年的丈夫。「我總覺得他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個人怎麼能夠忍受全國幾億人的謾罵，到最後被組織上宣布是叛徒，我覺得沒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這個想法，真是活著不如死了好。看見他那麼平靜地躺在那裡，我跟他說：『你走吧！安安靜靜地走吧，你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這是最好的解脫。』」
這是怎樣的一種生離死別呵！
丁一嵐回憶道：「北京市委已經調整了班子，他們決定不許把鄧拓去世的消息公開出去，凡是在場的人都要絕對保守秘密。鄧拓死的時候，家裡的孩子都不在家，連我的孩子也不讓知道。
第二天，他們又來我家抄東西，很客氣，說按黨的規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鄧拓的秘書和他們那兒秘書處的都來了，鄧拓給我有一封遺書，是很小的一張紙，就說對不起我，他這樣做也可以讓我和孩子解脫了，免得我們再因為他受到什麼痛苦。使我感到最難受的是，鄧拓給北京市委寫了一封遺書，寫完了擱在枕頭下面了，翻了一陣才翻出來，他們當時就拿走了，也沒給我看。」
鄧拓去了，雖然對他和「三家村」的批判並沒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卻以自己的方式結束了所有強加在他身上的誣蔑和屈辱。他並不知道，吳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長期被監禁。
這是一個人、一個家庭、還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責任編輯：李曉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