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心思亂（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1月26日訊】今天中國民心思變，然而官心也思變，從某種程度而言，官心思變比民心思變更急迫。但是，這兩種所思之變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民心所思是政制民主法治，官僚清正廉明，社會公平正義；而官心所思是政局混亂、法紀廢馳、社會動盪，以便為所欲為、強取豪奪、無法無天，既可貪贓枉法，又可逃避罪責，既能延續強化權力，又能隨時拍腿開溜。所以，中國民心是思治，而官心是思亂。思治當然認為現實不治，太過混亂，官僚侵害得民不聊生；而思亂則自然認為現實還不夠亂，還有些法紀束縛，或可能面臨更多束縛，故希望以亂來逃避，甚至希望回到完全拋開法制無法無天的文革。
一、官心思亂的諸種怪象
中國官心思亂表現各式各樣，最直白的是2013年暑假我在北京聽一個曾經因參與推動民主運動而被處罰過的朋友說，他因經商接觸到的幾個部級與廳級的要錢不手軟的官僚，居然不久前極其巧合地在不同場合暗示他應該出來折騰些事，並且最好將事情弄大，弄得越亂越好。那朋友當時很驚異：這些官僚怎麼忽然發神經希望社會大亂呢？這個事情當時讓我也頗感困惑，甚至解讀為他們也有變革之心，但後來看，他們顯然不是。相似的消息，湖南一個朋友也跟我提及，這讓我不由得認真思考其中原委。
今年元月4日，四川攀枝花市發生國土局局長陳忠恕衝入會場槍擊市委書記與市長，最後自己離奇死亡的事件；元月11日又傳出雲南省臨滄市鎮康縣縣委統戰部副部長蔣鉗虎駕車撞該縣國稅局副局長袁永康和國稅局辦公室主任羅桂君致死事件，這使人看到官僚隊伍中一批人的絕望，進而不惜舍命搏殺，製造動亂。
其實，要真切瞭解官心思亂還可以從近年來急速高漲的官員自殺事件中探究。據香港大學的研究人員2014年的調查數據說，中國官員的自殺率比城市人口的自殺率高出30%。中國每年每10萬名官員中有6.9人自殺，城市地區每10萬人有5.3人自殺。而2014年後官員自殺率呈激增狀態。據英國《金融時報》的統計數據，2013年自殺官員7人；2014年自殺官員陡然增加到39人。《財新網》也盤點了2015年上半年自殺的廳級以上官員，就有原央企監事會主席時希平、原國信證券總經理陳鴻橋、原神華集團副總裁王品剛、原澳門海關關長賴敏華、原中海油紀檢組長張建偉、原廣西柳州市長肖文蓀等11人。而2016年媒體披露的密集自殺事件有：3月22日晚，深圳原副市長陳迎春墜樓身亡，3月24日，東北特殊鋼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楊華在家中自縊身亡；6月12日同一天，廣東原湛江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劉小華自縊身亡，深圳鹽田區保密局女局長肖碧波墜橋身亡。
從公開可查的官員自殺消息看，近年來官員自殺率在急速上升。由官員如攀枝花式互殺到激增的自殺率，可見官僚隊伍中的絕望情緒之厚重。
官僚隊伍中瀰漫如此厚重的絕望情緒除反映到自殺與互殺上外，也體現到對社會報復性激發矛盾衝突與國際事務上挑起爭端求戰上。2013年以來，公權力中承擔鎮壓職能的政法繫在和平時期先後製造了全國性大規模的對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公民、對敢於表達獨立意見的網路大V、對敢於不順從權力奮起抗爭的維權人士、對捍衛人權法治的律師等等大抓捕運動，極大激發了社會矛盾，撕裂了社會共識，製造了社會動亂。而一批官僚公開跳出來叫囂要武力攻打臺灣，武力平息南海與東海爭端，更是表露出他們急待戰爭來解救的渴望。這種全國性無端的大抓捕與對外的瘋狂叫囂，正是裸呈著官僚隊伍那種惟恐天下不亂的心態。
至於現在越煽越猛的文革烈焰，如山東圍攻批毛教授，長沙阻止學者講座，八一廣場集會宣示文革等等，更是幕後有官僚參與推波助瀾，以期復辟文革拋開一切法制的動亂。
可以說，中國時局最近幾年來屢屢出現的諸多如自殺、互殺、對內抓捕、對外挑釁等等，這些超出常理而令人費解的弔詭現象，只有從官僚這種思亂之心方可獲得求解途徑。
二、官心何以思亂
中國官僚隊伍何以會產生如此思亂之心？依照常理，官僚隊伍是社會既得利益者，他們原本應該最希望維持現狀，以保持並延續他們的利益。那麼中國官僚隊伍從2013年後普遍產生思亂之心，直接原因應該就是中國掀起的反腐狂潮。
中國真正的反腐狂潮始自2013年。從媒體各方披露出來的消息，當年習近平對官僚隊伍中的腐敗怒髮衝冠，以致衣扣繃掉，決心不顧生死與腐敗一戰。此風聲很快在官僚隊伍中傳開，作為普遍性腐敗深陷的官僚集團，要避開為反腐所傷，扼阻反腐狂浪，於是努力製造社會動亂，以使當權者疲於奔命、自顧不暇，而無力顧及反腐，就自然成為官僚隊伍普遍而默契的選項。而這正是2013年從不同渠道傳出有官僚希望原來的一些社會抗爭力量努力製造社會事端的直接根由。但是官僚沒有料到的是，社會民主抗爭力量居然公開出來支持反腐，要求官員公示財產，不僅沒有形成社會動亂，相反為反腐助力推波。於是官僚瘋狂抓捕這批要求反腐的公民，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激發社會矛盾，抹黑栽贓反腐。
十八大以來中國新當權者在個體理想主義鼓動下所掀起的反腐，事實上是與整個官僚隊伍宣戰，當然遭致官僚隊伍普遍的以製造各種社會動亂的反抗，應該說中國社會至今仍然持續走在這場反腐與反抗之路上。
三、終結動亂之源
那麼需要追問的是，如果中國沒有新當權者發起的這場反腐，是否官僚集團就不會思亂而可以永久避開亂呢？
從表面與短期來看，如果沒有中國新當權者的強力反腐，官僚隊伍肯定還高唱著「今天是個好日子」，陶醉於中國模式與中國崛起之中，堅決相信中國是天下最好的，而不會產生思亂之心。但是，問題是「低人權、低工資、低地價及剝削農民和農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經濟模式，是不是可持續發展？真的是各國可學習的嗎？及‘經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諧、穩定、可持續地走下去嗎？」（朱厚澤的天問）顯然，這種中國模式是無法持續的。
同時，官僚普遍腐化墮落、強取豪奪、朋黨比周，當這種惡性腐化演進到一定時期，必然面臨三個不可逾越的天塹：其一、民眾不堪忍受，絕地反抗；其二、世界文明與歷史發展潮流無法容忍，而圍追堵截；其三、官僚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無法維持平衡，最終魚死網破，玉石俱焚。這三方面是極權政體下官僚腐化墮落不能延續的天敵。當這三方面風雲際會，官僚腐敗集團必然無可逃遁。
由此可見，極權政體導致官僚極度腐化墮落，因此官僚普遍浸淫在罪惡中，而這種罪惡即使不遭致內部理想主義者奮起反腐來扼阻，也必遭致來自外部的民間與文明世界的清算。所以，今日中國官僚思亂，終極原因不是反腐，而是官僚自身的罪惡，是極權政體之罪與人性之惡同構的結果。縱使官僚權貴通過製造動亂來贏得暫時干擾乃至折斷反腐，但腐敗及其產生腐敗的極權制度必將導致社會全局性變革或革命，官僚集團也必躲不開被清算的命運。所以，唯有結束極權政體，實行憲政民主、人權法治，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官僚腐化，也最終消除社會全局性動亂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