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作家王實味在延安整風後被秘密處死。（網路圖片）
作家蕭軍因1935年8月出版描寫東北人民革命軍抗日鬥爭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而贏得了「抗戰作家」的榮譽。1938年，蕭軍身背褡褳，柱著木棍，從山西吉縣步行來到延安。之後，他去了西安，因與蕭紅維持六年的婚姻破裂，遂與家在蘭州的蘇州美專一學生結婚，於1940年攜妻小再次來到延安。
再回延安，日子不太平了。胡喬木在他寫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這樣寫道：「當時（指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後），主要圍繞兩個人，頭一個是蕭軍，然後是丁玲，還有一些人牽進去了，鬥得相當厲害。」「對蕭軍，搞到不讓他吃公糧。蕭軍這個人很倔強，他就住到延安東邊的一個孤孤單單的房子裡，自己搞生產。幹了一段時間，胡喬木受毛澤東委託，叫他及夫人回去，並說兩方面都有錯。」
那麼蕭軍錯在哪裡呢？這場整風運動確切地說是因為王實味而引起的。王實味是何許人也？王實味應范文瀾之約，於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後，一直在馬列學院編譯室任特別研究員。四年間，他翻譯了近200萬字的馬列經典著作，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過貢獻。他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先後發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雜文，還辦了壁報《矢與的》。有幾期《矢與的》還貼在布上，掛在延安最熱鬧的地方，看的人像趕廟會一樣，一時出盡了風頭。
王實味堅持認為政治家的任務是改造社會制度，而藝術家的任務就不同了，它是改造一個人的靈魂。黨不要過多地干涉文藝創作，要讓創作者有充分自由發揮的想像空間。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敢想敢說，不要做大人物權威下的軟骨頭者。而毛澤東則堅持認為文藝創作就是要為黨服務，圍繞著黨的政治工作與思想理論作積極宣傳，任何對黨有意見、並牢騷滿腹的行為就是反黨行為。王實味的牢騷思想立即遭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徹底批判。以整風名義召開的大會對王實味思想進行了無情批鬥。毛澤東首先發言，其後是其他到會者的深刻發言。到會者都是有文化的知識份子，革命的自覺性與覺悟性相當高。在會上，王實味幾次想為自己的言行作一番辯解，可每次話還沒完，就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對此，蕭軍忍不住了，站起來說：「為什麼不讓他把話說完？」
散會後，蕭軍憤憤地說：「這種批鬥無疑就是往人腦袋上扣尿盆子。」此話被一邊的陳學昭聽到了，陳學昭是從法國留學歸來，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在延安是學歷最高的一位女同志（寫有《工作著是美麗的》一書，57年被打成右派），她立即把此話匯報給黨組織。幾天後，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中國文壇享有大名的詩人）等四名代表來到蕭軍家，指責他破壞了批鬥會，要他承認錯誤。蕭軍受不了這氣，當場把這四人趕出家門。
此後，蕭軍日子一直不好過，心裏也一直不痛快。1942年10月19日，在兩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週年紀念大會」上，蕭軍就王實味的事再次「將」了與會者一軍。這下犯眾怒，丁玲、周揚、柯仲平、李伯釗、劉白羽五名黨內作家和陳學昭、艾青兩名黨外作家輪番上陣，批駁蕭軍的言論。蕭軍孤身一人，舌戰群儒，唇槍舌劍至凌晨兩點。最後，辯累了的蕭軍主動讓步，說：「這樣吧，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想一想……」
丁玲不愧為中國文壇的大作家，她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丁玲說了真話，她確實瞭解共產黨，知道共產黨從來就不需要不聽話的朋友，要的是對黨絕對忠誠的朋友。她於四十年代末完成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1955年，作為「丁玲反黨集團」的主要人物遭到批判，隨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長達8年，之後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監獄。）
蕭軍剛平息的怒氣又上來了。他的臉色是紅裡透青，騰地一下站起來，吼叫道：「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攬過來了，你們連百分之一的錯都不肯認賬！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絕不去依附你那個‘牛’；你那個‘牛’也別來沾我這‘毛’，從今以後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說完，蕭軍拂袖而去，大會不歡而散。
蕭軍所以敢牛，是因為他在毛澤東心目中地位還是蠻高的。早在1937年，延安陝北公學召開的「紀念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毛澤東便作了他對魯迅最早的和惟一的「專論」式講演《論魯迅》，其中共引用了魯迅的三篇文章，一篇就是魯迅1934年11月17日《致蕭軍、蕭紅》。蕭軍在延安不僅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理事，擔任了文藝月會的幹事、《文藝月報》編輯、魯迅研究會主任幹事和《魯迅研究叢刊》的主編等要職。蕭軍曾與毛澤東多次單獨喝過酒，他認魯迅為老師，認毛澤東為大哥。對此，毛澤東不但不生氣，還多次給蕭軍寫信，以挽留準備回重慶的蕭軍，這在滯留延安的那些作家群中是少見的。
對於蕭軍不聽話就不給飯吃，這在延安整風運動前還只是小動作。像王實味不聽話，對黨發表自己的不同政見，中央研究院的負責同志給予他的處罰就是沒討價還價餘地了——直接剝奪他的做人權利。
促使對王實味雜文被批評升級成為文藝整風的整肅重點對象，是源於王震、賀龍、朱德等幾位政治家直接干涉的結果。當王震一行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之約，來到中央研究院觀看壁報。看完壁報，王震就大聲罵起來：「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指王實味）在後方吃飽飯罵黨！」罵了之後，王震又來到《解放日報》社，找博古是問。在中央辦公廳召開的《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王震與賀龍一起狠批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後，大詩人艾青（寫有長詩《大堰河》等，57年被打成右派）在中央研究院座談會上發言，作了長篇發言《現實不容歪曲》，全面深入地批判、揭露了王實味的種種罪惡，申明一個文藝家對革命陣營應有的正確立場和態度。同時呼籲取消王實味的做人資格。
為何要取消王實味的做人資格？因為王實味的文章對延安的社會生活和革命隊伍中的人際關係進行了尖銳的指責和批評，相當片面和偏激。在整風中，當時文藝界一些寫了錯誤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評，但他們很快都做了檢討，黨也寬恕了他們。惟獨王實味就是死活不肯承認自己有錯誤，因而批評也就不斷升級：由思想政治錯誤上升成「托派」、「國民黨特務」，最後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逮捕入獄。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國民黨軍隊打過來，中共中央機關決定撤離延安，王實味則由中央社會部押送到晉綏根據地。途中，王實味因所謂的「神經不健康，身體也不好」成了行軍途中的一個包袱。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經康生與李克農批准，決定秘密將王實味就地處死。執行幹部為節省子彈，將王實味帶到黃河邊一處偏僻山隅時，從其身後用對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將他砍死。怕被人認出，亂刀百次，再將血肉模糊的屍體丟於一口枯井裡。其手段是何等的殘忍。
（也許「革命者」總是手不軟、心不軟的。像嚴鳳英，生前被誣為黑線人物、國民黨特務，因承受不了被誣陷的巨大壓力，最終服毒自殺。死了，照常理或法理，人死如燈滅，就其「肉體」而言饒過便是了。然而善於鬥爭的「革命者」卻不肯罷休，竟將嚴鳳英的肚腸剖開，查看有沒有與國民黨聯絡的微型發報機藏在裡面。還有，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因「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江西省常委們在討論要求執行死刑的報告時，反對意見只有三票。執行槍決時為防止她喊反革命口號，便用竹籤把她的下顎和舌頭刺穿在一起。）
經過王實味事件，全延安再沒一個人敢對黨說「不」了！由毛澤東發起的座談會〈講話〉及延安整風運動就是這樣給遠道來延安求學的全體知識份子洗腦上課的。這群知識份子後來走出延安，個個赤膽忠心，並且很大一部分人自以為親耳領受過毛澤東的講話，但最終還是難逃厄運，於1957年紛紛被打成右派。
由此看來，延安整風運動其實質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紅斑狼瘡」，也是在延安的知識份子縱容並鑄就毛澤東做專制皇帝所打下的第一塊基石。如果延安的知識份子個個都像蕭軍、王實味那樣在毛澤東和黨面前敢說真言，那麼，中國的今天絕不是這樣的，至少輿論監督不會像現在這樣蒼白無力、形同虛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