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發展最需反思的十個錯」(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10月04日訊】行政力量可以控制人口的增減，但這種人口增減卻一定會影響城市原本的經濟秩序。再加上北京的老齡化嚴重，這種對經濟秩序的影響可能會更大。實際早在2012年，北京逾1200萬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的老人就佔了近20%。
按照有跡可循的標準去追尋，北京這座城市大約已經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了，作為一個都城，北京也已經存在了800多年。北京數千年的歷史並不平靜，河朔之地自古就時常為鉄騎所侵擾，呈現一片肅殺的寂靜，但這個城市的重要歷史地位從未因帝王和時代的變更，而有所削弱，重要的地理區位決定了這個城市的發展邏輯，推動它一而再地復興和崛起，持續著自己歷史上的繁榮和輝煌。但時至2015年，這個城市出現了重大轉折的徵兆。
事情是從京津冀一體化以及產業轉移和行政中心外遷開始的，但其徵兆卻是早有端倪，北京的城市病早已世界知名，霧霾已經嚴重到令人髮指的程度，由此世界多了一個名詞稱為「北京霧」（Beijing Fog）。作為首都的北京，遙遙廟堂之上，不斷有不滿之聲傳來，結果就是3000萬人都要面對前途未卜的現實。
對於未來，北京行政中心的外遷除了並非科學的風水之外，並不會有大的問題。因為全國各地，完全新建行政中心的城市比比皆是，所以北京遷走一部分行政中心和部門不會出現任何問題。對北京影響真正很大的是產業、教育、醫院和企業總部，還有人口增長的限制，這些都與北京千家萬戶的利益有著密切關係，而且都在京津冀一體化的範疇之內，相當部分已經確定是要外遷的。所以此刻的北京，再度陷入到歷史的螺旋當中，必須要面對以往曾經竭力迴避的一切。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從莽莽草原南麓上的邊塞之城，到擁有每天1200個航班的世界級大都市，再到城市化高速增長以及廟堂之上的尖銳批判和沈重壓力，北京在這樣陀螺般旋轉、瀕臨顛覆的時刻，如果依舊不能科學反思，那只能說是徹底的麻木不仁。可另外的一個問題是，這個三千萬人口的城市，雖然歷史是非雲集，但卻難見真正嚴肅的科學反思，有能力感嘆、評論和吐槽的人很多，有能力、有興趣做技術性反思和總結的學者卻並不多見。沒有辦法，我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研究學者，只好勉為其難，本著科學檢討的態度，提煉總結北京的城市發展邏輯，進而歸結為城市發展中的十大失誤，供大家討論。
01沒有正確認識政治對城市的影響
回顧北京城市發展歷史，城市決策者和規劃部門最常使用的藉口，就是北京這個城市受政治的影響太大，左右了城市的發展。言外之意，北京今天的病症是政治的原因，而非城市決策者之過。要說政治影響，北京的確存在，梁思成的遭遇眾所周知，先是蘇聯規劃思想的影響，再來是文化大革命，還有後來的改革開放以及對「四化」的急切追求，政治影響始終存在。不過，應該注意的是，北京不應誇大這種政治影響，更不能作為城市規劃失誤的藉口。
2000年的北京，GDP總量只有3161億元，到了2014年北京的GDP總量已經達到了2.13萬億。過去的政治影響再大，也只是在3161億規模上的「影響」。如果說北京「攤大餅」，那時的「大餅」也就相當於三千多億，只有約現在經濟總量15%左右。所以，後來的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與其說是政治影響的問題，還不如說放任發展的問題。北京這張「大餅」，是在無反思，無總結，在有其名無其實的學者和官員想像力的自由運作下，縱意而為之，甚至肆意而為之，以致後來居然蔓延式的發展到數萬億的規模。
所以，一定要說北京的城市發展有政治影響，那也是地方政治的影響，而不是中央政治的影響。這是北京需要反思的失誤之一。
02公交系統上得晚了
北京的公交系統在全國是領先的，無論是地鐵，還是公交車輛，都是如此。不過，這種無根據自豪的比較是存在明顯缺陷的，因為這是與其他城市比較而言的「領先」，並不是與北京城市化的速度和需要比較而言的。以北京的地鐵為例，建設週期可以用2000年為界來劃分。2000年以前，地鐵是為軍事服務的，甚至根本就是軍管的，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還只有一個環。用日本人錢造的「復八線」，直到1999年末才通車使用。真正的地鐵高潮發生在2000年後，那時的北京，因奧運會主辦權的落地而贏得了高速發展的機會。問題是，2000年時北京的人口數量是多少呢？已經達到了驚人的1381萬人。所以，地鐵的發展速度雖然快，但依舊跟不上城市化的需要，公交系統還是上得晚了。
應該指出的還有一點是，北京的公交系統的問題遠不僅僅是地鐵系統的建設速度和規模。北京地鐵系統的設計也存在嚴重的問題，其向心的空間導向非常明顯，任何一個人站在北京的地鐵圖面前，都可以看到這個城市只有一個核心，越逼近核心，線路越密集。這樣的設計與我們反思的北京城市問題完全背道而馳。這樣的設計，僅僅考慮了城市人口的運輸，而沒有考慮對城市空間結構的影響。遺留的問題就是，一是人口潮汐運動將出現，上下班擠得要死；二是城市的核心區被鎖定，空間結構的改變極為困難，同時也意味著地鐵投資的大量沉沒。
公交系統通常是一個複合系統，軌道交通也遠不是一個地鐵，高效低價的有軌電車系統引進，早於2000年初期安邦諮詢（ANBOUND）就向北京市政府提出過明確的建議。出租車系統的改革，安邦諮詢（ANBOUND）同樣也提出過明確的建議，但直到今天「專車」軟體威脅出租車運營的情況出現，也未見有效的政策動作，可見政策操作之緩慢。而城市公交系統管理政策的滯後，導致了人口相對於客觀條件的過分集中，交通擁堵，城市病急性發作，導致了城市運營接近崩潰或是實質崩潰，這是北京應檢討的第二個城市失誤。
03產業轉移做得晚了
北京的地理區位被包夾在河北與天津之間，北京的任何產業動作和空間動作不可能不受河北和天津的影響，甚至限制。北京要喝的水，來自河北；北京人呼吸的空氣，同樣也來自河北和天津。北京人要想獲得更高的生活品質，就得付出代價，要協助河北和天津發展，否則這兩個地方的任何發展失誤，對環境的任何破壞，都將直接回饋影響到北京，造成北京的生態災難。這是顯而易見的問題，但遺憾的是，北京在這個問題上始終認識不到位，實際北京在生態環境上的「份子錢」終究是要交給河北的，這是躲不過去的，但在過去卻基本上沒有繳過。
在產業發展方面，長期以來，北京重區縣規劃，輕區域規劃。如果反過來，重區域規劃，而做限制性區縣規劃，就不會今天的問題了。現在中央要求北京的產業要轉移到京津冀，一時間北京手忙腳亂，實際上北京如果早在區域規劃上作出努力的話，那麼產業轉移和產業體系將會更為平滑，市場更為有效。所以，不能不說產業轉移做得晚了，這是北京的第三個城市失誤。
04空間設計沒有堅持，自由發展
城市的空間開發，如果能夠伴隨人口及其消費的持續增長，則會表現為城市經濟總量在規模上的放大。作為研究城市的學者，我很早就曾經嚴肅批判過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在《城市勝利》一書中的觀點，對於城市發展而言，有利於吸引演說聽眾的理論探討是沒有意義的，所有的城市都要受到自然條件和人文條件的嚴格約束，就像你的左鄰右舍限制你的行為一樣，城市不可能靠自身的空間膨脹過程去解決城市自身的問題。即便這個理論目標真的存在於城市發展的延長線上，其過程本身也必將是無法令人容忍的。
北京在城市空間設計上有過幻想，包括衛星城的建設都曾經在歷史上討論過，可惜都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空間設計的理論主導者和實踐者，對城市關鍵的空間概念無深刻的理解，結果就是有其形而無其實。實際上，這種泛化的概念理解造成的問題到處都是，比如在上世紀末，我就在城市研究中就指出，根據對世界城市的詳盡考察，一個城市的CBD建設，單一核心不能搞得太大，太大塊兒的城市CBD將會對城市空間產生致命的負面影響。實際呢？從北京西城區金融街CBD到朝陽區的CBD，都在追求平面擴張，搞得規模世界第一。這樣做的負面影響在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北京的交通擁堵和城市價格水平的高漲，就與這種錯誤設計有著莫大關係。
實際上，北京的空間設計是失控的，自由蔓延發展的，而且始終沒有大的改觀，甚至根本沒有認真做出過重大努力，這是北京城市發展的第四個嚴重失誤。
05老齡化認識嚴重不夠，人口政策反覆多變
城市從出現開始，就始終是人口的聚落。城市與人口關係密切，城市離開了人口肯定不行，那就「城將不城」了。在任何一個城市中，一定規模的人口，創造了消費，消費創造了市場，市場又支撐了產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所以，城市與人口的關係極為密切，發展是因為人口，衰退也是因為人口。但北京市的人口政策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一會是限制，一會是鼓勵，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太陽，這對城市的發展極為不利。
在歷史上，北京以知青下鄉為由，曾經歷過大規模的人口輸出時代。原因在那個時代很簡單，就是「養不起」。此後大量人口回歸城市，同時又開始了計畫生育。再後來城市化興起，北京周邊以致全國各地的人口迅猛地向北京集中，使得城市人口迅速突破一千萬，兩千萬，直至實際承載人口數達到三千萬上下的大關。到了2015年7月，北京人大常委會才確定人口政策，終於決定限制人口的進一步增長，並力爭5年內使常駐人口下降15%。
問題是，行政力量可以控制人口的增減，但這種人口增減卻一定會影響城市原本的經濟秩序。再加上北京的老齡化嚴重，這種對經濟秩序的影響可能會更大。實際早在2012年，北京逾1200萬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的老人就佔了近20%，這是一個驚人的老齡化比例，遠高於全國平均13.26%的老齡化水平。後來，隨著城市化，大量外地年輕人湧入北京，稀釋了老齡化壓力，情況稍好一點。如果這一進程被終止，那麼北京的老齡化問題必將再次凸顯，大幅增加城市生活成本。
所以，人口政策的搖擺以及老齡化問題，使得北京的城市生活和經濟很難保持有序狀態，起伏和波動，甚至緊縮，在今後將會變得更加明顯。這是人口的問題，也是發展速度的問題，實際早就應該採取人口平抑措施，始終保持有序而穩定的人口增長，人口增長細水長流，可惜實際政策卻沒有這樣做，這是北京城市發展的第五個嚴重失誤。
06價格工具不敢使用，不能使用
大城市或是超大城市，最大的問題是城市的運營管理，在這方面，北京比上海強，畢竟沒有出現上海外灘踩踏那樣的重大失誤。不過，像所有的超大城市一樣，管理和運營從來都是大難題，北京、上海都不輕鬆。一般的來說，城市管理的資源配置，最有效的辦法是價格調控，可惜北京由於顧忌首都形象，往往放棄這種作法，改而採用更為具有行政色彩的政策操作。比如車輛控制，先是盲目發展汽車工業，堅持「不控制」，自由發展；後來看「實在不行了」，一下子又轉而採用行政色彩極強的「限購」，而不是使用牌照拍賣等市場性的方法，這表明北京的公共政策研究和採行很不在行，並不成熟。
這樣的例子在北京還有很多，如城市的交通補貼也是如此，本來可以採用價格分區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交通擁堵，可是並未採用。安邦諮詢（ANBOUND）很早就建議北京市政府要逐步放棄現有的出租車管理體制，謀求市場創新，緩解和熨平上下班交通的潮汐峰值，可惜北京市政府根本不理解其中之意，根本不大相信這是一個問題。即便網際網路「專車」大潮湧來之際，還在手忙腳亂地動用行政力量維護舊體制。可以說，無視問題的存在，盲目地迷信以往熟悉的行政力量，有價格工具也不敢用，這是北京城市發展的第六個嚴重失誤。
07城市發展速度太快
中國有句老話，欲速則不達。我在總結過去幾年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經驗的時候，反覆指出過「中國城市的一切問題，都是速度問題」！如果回歸理性來審視，你會發現，真的幾乎所有的麻煩都與對發展速度的盲目追求有關！
根據城市地理信息資料，民國時期的北京，城市的建成區面積只有48平方公里。1970年代，北京的建成區面積不足200平方公里。2000年的時候，北京的城市建成區面積是488平方公里。2012年，北京的建成區面積卻已經高達1289.3平方公里。看到這樣的數據，不用多講大家也知道在2000年後的城市化進程中，北京這個城市發生了什麼事情。
發展速度快的後果就是粗放，這種粗放未必表現在明處，表面之處，更多的時候，表現在「該有的卻沒有」。比如，上世紀末期，我在安邦諮詢（ANBOUND）帶隊考察了世界上的若乾城市，回來就建議北京一定要建設城市森林，改善城市小氣候、小環境，提升城市土地價值和資產價值。當發現北京的管理部門並不瞭解城市森林的意義之後，我又在各種場合以及文章中多次闡述過城市森林對於城市降塵、熱效應、景觀和土地價格的意義。可惜，當時學界權威以及政府官員都以為景觀、綠化草地就算是「城市森林」了，每每用綠化面積來搪塞。轉眼十幾年就過去了，現在人人都籠罩在PM2.5的陰影之下，應該知道「城市森林」概念的人會多一些了吧。
城市發展速度過快，總會導致各種失序問題的發生。俗話說「蘿蔔快了不洗泥」，污染河流的治理無法顧忌，城市的各種生活成本迅速上升，空間的功能交叉混亂，交通堵塞，實體產業生存困難，一場大雨就能讓城市體系崩潰，各種城市病症都會出現，甚至急性發作，無法得到有效控制，這是北京城市發展的第七個嚴重失誤。
08城市文化財產失控
北京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城市，但現在的北京除了少數人滿為患的胡同之外，極少數點狀分布的「北京符號」之外，北京的城市風貌僅能說是一個「普通的現代都市」，並無明顯的歷史特質。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歷史上的大拆大建之外，毀掉了城牆、牌坊，更多的是最近一個時期的城市化，佔用了過多的內城歷史空間。很多具有北京特色的建築被拆除，使得城市景觀和肌理被嚴重破壞。
城市的歷史文化是一個城市價值含金量最高的資產，正是因為如此，有人才將之稱為是「文化財」。城市中，每一個得到保護的文化資產，其周邊的土地和建築，都會有超乎尋常的升值，反映出文化的資產價值，上海的「新天地」對歷史文化元素的運用和設計很勉強，但就是因為沾了文化的邊兒，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影響力。應該說，在歷史和人文方面，北京失去了太多的歷史財富，交換來的卻只是曇花一現、充滿城市病的「現代風光」，這是北京城市發展的第八個嚴重失誤。
09城市的美國化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空間尺度，這種空間尺度反映和代表了城市的風格。石庫門房子有石庫門房子的味道，四合院有四合院的風格，因為他們都有不同的空間尺度。北京的問題在於，仗著自己1.6萬平方公里的城市大空間，肆無忌憚的平面擴張，大肆引入美國化的空間尺度，寬闊的馬路，超大的停車場，高層建築，郊區化的商業布局，大而無當的商業中心區塊以及對環境大肆侵徹的扭曲建築，這些充滿美國風格的城市規劃，經過中國最高規劃權威之手，在政府官員急切的發展願望之下，居然就大面積落地實現了。先是蘇聯味道，後是美國風格，使得北京漸漸失去原有的歷史風情，人們不但被迫要生活在一種高碳環境之中，每天還要將大量時間用於交通往返，生活變得乏味不堪。應該說，這是北京的第九個嚴重失誤。
10首都功能設計不周
任何人在北京只要稍微住上一段時間，就會發現這個城市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幾十年來，一個接一個的城市規劃，都經過了國務院建設部門的審核，結果卻只是讓問題越來越惡化。北京是一個特殊的城市，它同時要滿足和兼容首都與城市兩類不同的要求，一個城市空間，承載兩種責任，就是北京的特殊性。問題在於，北京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裡面，可以說在「城市」的方面，考慮的比較多；在「首都」的方面，考慮的比較少，這就導致北京作為「首都」存在著某些缺陷，無法有效滿足大國首都的「大政治」。
應該承認的是，在中國的建築設計界，從來沒有出現過像巴西利亞的設計者奧斯卡•尼米葉爾那樣「懂政治」的偉大建築師。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北京的政治領導人不懂建築學和城市美學，北京的建築師又不懂政治，兩者還經常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彼此心生牴觸，於是城市發展問題愈加惡化。其結果就是，北京作為一個巨大無比的城市，「首都元素」的表達卻僅僅侷限於一個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區塊（天安門），這是北京城市發展的第十個嚴重失誤。
當然，對北京這座千年古城來說，「十個失誤」是遠遠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要總結的東西還有太多、太多。對於北京來說，佛陀的悲天憫人情懷，並未能解決云云蒼生的現實問題。而且正如「普通人」在面對這些問題經常使用的「表態」，北京有發展中的成就，也有發展中的問題。一切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這肯定沒錯！至少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對於世界的這一輪「城市化運動」，北京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偉大而深刻的教訓，讓人類意識到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什麼才是真正最寶貴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