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受災業主的「訴求」（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09月19日訊】當他們試圖回歸熟悉的生活秩序時，卻發現災難並不曾隨著火球熄滅而結束，一場更加漫長的折磨在等著這群流離失所的災民。無論是認命，還是抗爭，亦或是合作，他們都像被困在一張蛛網之中，不得動彈。
廚娘劉莉和女職員李亞青的房間在同一棟樓，前者住在一個被隔出來不到6平米的閣樓中，每月租金450元；後者則有一套屬於自己的一居室。
她們每天早上搭乘同一部電梯出門，一個穿過幾條馬路、來到食堂後廚擀面蒸饅頭；另一位則穿著正裝和高跟鞋，按時到公司打卡。兩人分屬不同的世界，從來不曾交談。
而一橋之隔的高檔小區裡，做船舶代理生意的老闆付勇經常要忙到晚上一兩點，通常他都會開著自己價值一百萬的大眾途銳回家。
是8月12日晚的火球，將他們捲入同一場災難。那場被反覆描述的爆炸裡，衝擊波暴戾地撞碎每一扇玻璃，然後是茶几、櫥櫃和房門。尖叫、哭喊聲在四處燃燒，倖存者倉皇逃命。
在死亡的恐懼前，社會地位和財富的巨大鴻溝在一瞬間被抹平，一切的榮耀和夢想不值一提。當李亞青終於逃出生天，身上除了手機，別無一物，「感覺能活著出來，就已經知足了。」
附近七個小區17531戶的居民，都從這一刻開始，無差別地被賦予了新的身份：災民。
這些人中，有身家過億的富豪，也有人半夜起床往電線桿貼小廣告；有人自稱認識北京某位領導，有人在當地人脈深厚。無論是教育水平還是擁有的社會資源，他們都迥然不同。
但當他們試圖回歸熟悉的生活秩序，卻發現災難並不曾隨著火球熄滅而結束，一場更加漫長的折磨在等著這群流離失所的災民。無論是認命，還是抗爭，亦或是合作，他們都像被困在一張蛛網之中，不得動彈。
廚娘：認命
只能認了，算自己倒霉。也不能打人，也不能殺人，我們也不是本地的市民，找誰啊，怎麼找呢？廚娘劉莉早上五點就得出門，她租住的這套兩居室，被房東用簡易的三合板隔成了八間房。
在這個房價平均每平方米9000至1萬元的小區裡，類似的合租並不罕見。上百名民工蝸居其中，他們是貨車司機、建築工和保潔員；月薪少則幾百，多則四五千。在8月12日的那個晚上，一排藍頂的棚屋距離那個臭名昭著的倉庫僅有六百米；當附近鋼筋水泥澆筑的樓房開始輕微搖晃時，這些棚屋已被連根拔起。
劉莉想到逃命時，走廊裡已經遍佈碎裂的玻璃，從24樓下到一半，她的拖鞋被從中間劃斷，碎渣直接插入腳底板。
當她滿腳鮮血地逃到樓下、終於打通電話給在工地值班的丈夫時，男人第一句話沒問媳婦傷勢，而是問「咱家錢拿出來沒」？
等到一週之後終於能回小區，他們所有的存款和三個銀鐲子、一個金豬、一個銀戒都已被盜。
驚慌失措的哭喊、大火燃燒的噼啪聲連綿不斷，傷者或衣衫不整，或血污遍體地逃往市區。劉莉卻沒去醫院，而是弓著腳挪到路邊，強忍疼痛將腳底板的玻璃渣一粒一粒地摳出，然後順手拿了塊口罩為自己包紮。
「我尋思受傷的人那麼多，咱這點傷用不著去醫院，所以就自己解決了。」這個老家在黑龍江某林場的女人說。
她同樣不擔心床單可能沾染了化學品，執意「用開水燙燙」後繼續使用。
與其說這是專屬底層的豁達，不如說這是因為從沒有人告訴過她氰化鈉是什麼，也沒人告訴她米粒般的大小就足以令人死亡。
爆炸過去了一個月，劉莉的餐桌上擺著一袋豆瓣醬、四分之一張烙餅、半碗稀飯和兩根黃瓜，這是她和丈夫兩個人最近半個月的標準伙食。兩人每天只能吃兩頓，「實在吃不下去了，我就買倆辣椒，刺激一下胃口。」
爆炸後至今，租戶們沒有領到一分錢的救助。8月17日，濱海新區政府宣布發放每戶六千元的補貼，用作一個季度的臨時住房租金，但特別註明這筆錢只能由業主簽收。
劉莉去找二房東要錢，二房東讓她找大房東，大房東告訴她這筆錢是國家專項補償給業主，租戶的損失政府會另行賠付。劉莉找到安置點管事的，對方很無奈：「這個我不清楚，我不是負責的。」
慢慢的，劉莉發現自己走進了奇怪的泥潭，她碰到的所有政府代表都在表達同情，但沒一個人能幫她。
陪她回小區探視的武警戰士安慰說國家一定不會忽視租戶，安置點裡的工作人員同樣熱情有禮。他們按時打掃宿舍、按時發放藥物，還有人專門指導災民在鏡頭前該如何說話。但誰都不知道該怎麼幫劉莉拿到補助金。這群操著各地方言的農民，不僅消失在媒體報導中，也在濱海新區政府的救助計畫裡走丟。
8月19日，恰逢天津市某官員到劉莉所在的救濟點視察。她的二房東「哐當就給人家跪下，在那嗷嗷哭，請領導解決租戶問題」。官員扶起將他扶起，當即承諾「以前我們沒瞭解這個情況，你放心，絕對給你解決」。
可一直等到從安置點出來，領導再沒來過。
8月24日，安置點的工作人員開始輪番勸民工返鄉。「跟我說還打啥工啊，現在天津空氣這麼差。」就在同一日，天津環境應急監測組的每日空氣數據卻寫的是「空氣質量處於二級良好水平」。
卻還捨不得離開，她想重新再租間房。因為身無分文，她想過向安置點要錢，門衛告訴她「出去了就不能再回來」。她打電話給民政局，接線員說要請示領導。
劉莉思慮再三，覺得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房東剋扣了國家的補助。老公給她打了個比方：說書的講古代發了災，皇帝救災的標準是要筷子能在粥裡站得住、不能倒；但現在中央政府明明把錢都撥下來了，為什麼就是到不了災民頭上呢？
政策永遠是好的，壞事的都是黑心或失職的官員。這套樸素的邏輯來自《包青天》，最終被劉莉所消化。她從未想過向政府索取精神損失，「那麼多小夥子（消防員）沒了，該死也是我們這幫老的該死啊」。
作為國家重點建設的開發區，2014年濱海新區人均GDP超過五萬美元，是劉莉老家的至少十倍。可是來了半年，她一直覺得和這個城市格格不入。她一直想去看海，但哪怕小區距離海岸線僅一公里不到，劉莉也從未去過海邊，因為「迷路後不好意思問人」。
廚娘終於無路可走，「只能認了，算自己倒霉。也不能打人，也不能殺人，我們也不是本地的市民，找誰啊，怎麼找呢？」
女職員：請願
我們都不是刁民，不是胡攪蠻纏的人。我們一沒下跪二沒攔路，也沒撒潑，就是合理合法地表達自己的訴求。
女職員李亞青，30歲。李亞青判斷自己是否康復時，有一條標準是能不能重新穿回高跟鞋。
從來不進寺廟的她，在閱兵假期里特地去了五臺山拜佛，一是感恩死裡逃生，二是祈求自己的房子能爭取到一個合理的回購價。
爆炸後頭幾天她住在酒店，盤算最多幾個禮拜就能回家。
那套特地打通了陽臺和客廳的一居室，是她工作後的全部心血，一個單身女性獨自攢錢，在三十歲時終於付清了首付，扛著三十年的還貸期買下的一個家。
她喜歡這座小區的燈光噴泉，喜歡周圍的影院、超市和健身房，看好輕軌開通、小學建成後這裡巨大的升值空間。樓盤還沒建好，她就已經常常繞道工地探望，終於封頂了，15樓裝窗戶了，樓下的樹發芽了，每一次都有新的喜悅。
這群30歲左右的年輕人是這個小區的主力，他們大都工作剛剛幾年，投入全部的存款或靠父母資助買下了人生中第一套住房。他們並未真正地財政自由，仍然承擔著漫長的還貸壓力。他們剛剛開始享受咖啡、電影加出租車的生活，傢俱預算只允許她們挑選一兩件名牌電器。
但隨著現場污染的信息逐漸被揭露，李亞青才知道自己距離危化品倉庫只有600米，裡面違規儲存了超標70倍的劇毒氰化鈉，白色的不明粉塵在窗臺、門縫、電視機櫃裡被不斷發現。而天津市政府在初期的發布會上，卻一直對相關問責避而不答。
曾經的喜愛變成了憤怒，李亞青和年輕人再也不願回到這個充滿疑似化學品的房子，他們更想問問台上的官員，自家門口的這個炸藥庫究竟是他們中哪一位簽字批准成立的？
年輕人有決心也自認為有能力去改變被動的局面。
當初為瞭解決樓道貼滿小廣告的問題，這個小區靠著一戶戶地簽名投票，成立了附近唯一的業主委員會，很快就迫使物業公司更換了經理。
小區業主再次聯合起來，爆炸後第三天，他們商討次日去新聞發布會的現場請願，要求政府出錢回購。
他們從一開始就不相信賠償會從天而降。有人提出救援尚未結束、馬上要求回購是否會引起輿論反彈，一位業主回答：「是有這個風險，但是你如果現在不提出來，等記者都撤了，根本就沒人管你。」
請願的邏輯是「給政府壓力，逼著他們不得不和我們對話」，因此業主們拜託那些打著繃帶的輕傷員務必站在隊伍的前排。
另一方面，業主們又小心翼翼地斟酌著自己的字眼，希望避免一切會引起政府警惕的誤會。他們將「愛黨愛政府」當成神牌，加在訴求之前；選出糾察隊，禁止請願者呼喊口號；勸阻部分情緒激動的業主在9月3日大閱兵時「鬧事」，因為「咱要顧大局，不能丟國家的臉」。
每當QQ群裡業主過於激動，群主就會設置集體禁言。
但很快李亞青就發現對抗物業的經驗並不適用於當下，物業公司可以辭退，但政府不行。和業主們對接的政府代表從開始的居委會主任，變成後來的街道辦書記，但除了毫無作用的口頭安撫，這些基層官員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8月17日，濱海新區發放的每季度六千元補貼，成為激化矛盾的新的導火索。
「每個月兩千塊也就能租個單間，而且現在誰租房不要交押金啊？」李亞青尤為憤怒的是，政府的通報裡，聲稱該價格高於周邊的市場價。但在爆炸前，自己一居室的市場租金就已經達到2500元。
微信群裡熱火朝天，每天都有數千條留言，人們埋怨、哀嚎和斥罵。李亞青和她三百多名鄰居在8月27日的上午，終於堵住了區政府的大門。他們放棄了最初強調的「不喊口號」、「克製冷靜」的原則，高喊濱海新區區長的姓名。
而業主最核心的訴求，也仍然不過是希望政府決策公開、透明而已。
這次行動以取得了區長秘書的手機號碼而結束。有人認為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有人認為這又是一次無功而返。
兩天後，政府向業主通報了房屋賠償的細則。所有七個小區的業主，可以選擇「最高不超過該住宅價格16%」的修繕賠償，或者1.3倍於「購房合同價和事故前市場評估價中較高者」的回購補償。
1.3倍的價格涵蓋了一切貸款利息、裝修賠償。政府宣布，只要在9月3日之前簽署協議，就能獲得兩萬元的獎勵。
業主們很快在群裡達成共識：不能簽。在周圍房價飛漲的情況下，這筆賠償根本買不到一套相同水平的住房。李亞青同時反感這種赤裸裸「拿錢來分化我們」的做法。
只是他們遠比自己想像得脆弱。第二天開始，公務員，或在事業單位、國企工作的業主陸續被單位領導找去談話，以紀律要求他們必須在9月3日前簽字。拒不執行的後果包括影響提幹、獎金、退休金和開除。
很少人能夠逃脫。一個國企的會計告訴領導，房產證上的名字是他的父親，兒子怎麼能逼父親簽字呢？回到家後，父子倆商量好，如果單位繼續施壓，那麼兩人就斷絕父子關係。
雖然在外企工作，李亞青同樣收到了上司的指示，告訴她有關部門給公司打了招呼，希望她在爭取回購的行動中保持低調。
李亞青震驚了，這個之前朋友圈裡只有段子和美食的女人感到無比的羞辱。「我們都不是刁民，不是胡攪蠻纏的人。我們一沒下跪二沒攔路，也沒撒潑，就是合理合法地表達自己的訴求。」
一場爆炸不僅將她的生活水準「打回瞭解放前」，更讓她喪失了作為「小資」的尊嚴。
9月3日24點，濱海新區宣布，1.7萬戶災民中，已有9420戶簽署了協定。
老闆：「攔轎」式合作
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老闆付勇，44歲
認命、請願之外，還有另一條道路。
44歲的付勇一度相信自己選擇了正確的突破方向，他在社會上打拼了27年，和不少政府的朋友稱兄道弟，深知該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和官員溝通，同時保護好自己。
「我絕對不會按照他們的那種方式去做，意義不大。」他指的是網帖中那些在政府門口靜坐、下跪的民眾。付勇熟悉基層政府的運作機制，上訪信層層上遞，什麼時候是個頭。
他所居住的這個高檔小區與廚娘和女職員家隔橋相望，但這裡是各種社會資源的集結地。甚至在其中某一棟樓裡，住的大半就是附近國企或政府部門的中上層領導。他們社會資源廣泛，處在金字塔的頂端。當初為了確定傢俱是否確為原裝進口的實木打造，業主王濤甚至找人要到了那個批次木料的進口報關單。
8月27日，當其他受災小區的居民在政府門口請願時，濱海新區主動找到付勇和他的鄰居，希望瞭解他們期望的回購標準。業主代表開出了每平方米3萬的價格，官員們承諾會認真研究。
但兩天後，政府自行頒布了1.3倍回購的方案，讓正在等待的老闆們措手不及。「我們的提議，他們一沒答覆，二來後續的解決辦法根本沒找我們商量。」自信的老闆們開始手忙腳亂，不過他們仍然推崇對話、合作的策略，只是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又加入了一層「攔轎」請命的戲碼。
9月4日，濱海新區區委書記來小區視察，付勇和其他業主代表立馬趕往小區，將其攔下。書記不得已，當場答應建立政府和業主代表的對話平臺。就這樣，他們成了最早和政府建立定期對話機制的小區。
他們信任這個有區委書記授權的對話平臺，於是答應配合政府工作，同意無論是否回購，都會讓施工人員先進行修繕。業主們懇請政府能秉持「真誠、尊重、公正、公開、透明、嚴謹、嚴肅」的原則，得到了官員的應允。
會上解決了車輛賠償、戶口、上學等問題，而最核心的1.3倍的問題，也似乎也有鬆動的空間。列席的區財政局長表示：「我們去看有沒有調的餘地，今天無法定調1.3倍，我們會回去看領導們決策，請大家不要擔心，凡事以解決問題為目的。」
老闆們希望釋放出與政府溝通的誠意，盡量避免一切可能讓政府難堪的行為。因此各代表達成共識，最好不要接觸媒體。他們也避免一切可能的風險，有人鬧著去北京上訪，馬上被及時制止。
業主王濤理解：「（一上訪）性質就變了，政府對上訪就是零容忍，不管是什麼原因。」
然而當溝通不暢時，他們仍會採取「攔轎」請命的方式。9月7日和9月10日這兩次與政府對談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都是通過攔下某位領導才確立的。而每次會議後，單獨攔下某位領導也總能解決一點實際問題，比如幫一些受災嚴重的業主報銷治療及後續治療的費用。
9月8日晚上，新華社發布了《天津爆炸受損房可1.3倍房價收購》的新聞，板上釘釘。老闆們又一次從媒體上「被」通知，他們被徹底激怒：「他已經研究好的東西，即使你辯論再厲害（也沒用），這個東西辯得差不多了，他不跟你講了，他講下一個了。」
老闆們不再遵守之前同意修繕的承諾，他們統一拿著黃膠帶和黑色記號筆，穿過武警關卡，在曾經最熟悉不過的家門口貼上封條，簽上自己的姓名。
9月10日上午，金域藍灣業主代表與政府舉行第二次對談，有業主打出了橫幅。
有業主終於提出是否應當變更策略，跳出與政府對話的思路，轉而尋求法律途徑或找媒體曝光，但很快就被反駁。
他們仍然擔心「被一些媒體利用，激化政府和群眾的矛盾」，畢竟這是「內部矛盾」；而打官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他們對是否能找到有足夠勇氣和智慧的律師信心不足。
他們說：「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困住所有人的夢魘
蛛網裡的所有人都在盼望早點結束，其中可能包括一位躍進路派出所的警官。
他們的五層辦公樓是距離爆炸點最近的建築，至少八名隊友犧牲。倖存的警員中，有一位的摯友也成了災民，成了在信訪辦門口請願的人。
他描述了這名警員最近的工作狀態：「他們主要任務就是給業主打電話，請他們不要上訪。」
濱海新區抽調了全區37個單位的1025名公務員組成應急工作組。一些來自教育局、工商局的年輕人，承擔了一對一勸說業主簽訂回購協議的任務。而自從政府單邊公布回購協議，他們成了部分業主發泄不滿的出氣筒。
而爆炸後第31天，廚娘劉莉和女職員李亞青都感到了強烈的不安全感。在夢境裡，兩個女人不僅看到爆炸的火球再次襲來，還都夢見了被人追殺。
只要有大車經過，劉莉的手就會止不住地顫抖；李亞青則擔心記者是「政府的人放蛇」，特地向朋友叮囑，如果自己失蹤就記得向政府要人。
每天晚上，付勇都會在外面待到11點後、等女兒睡著才回家。爆炸中，四歲半的大女兒額頭上扎滿了碎玻璃，而小女兒則因為受到驚嚇，每天晚上都會大哭。他於心不忍，只敢自己偷偷出來抹眼淚。對他來說，掙回這套房子並不太難，「半年一年就能掙回來，但是說實話我真是想出這一口氣，我也不信有這麼不公平的事。」
在這場望不到頭的漫漫長路中，無論是廚娘、女職員還是老闆，他們都找不到迅速回歸平靜的辦法，困住他們的不是某一個具體的人或事件，但誰也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
三個人直到這時候才意識到，他們原來生活在同一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