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像（網路圖片）
清代的大詞人納蘭性德在《木蘭詞》中寫道：「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閑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用這首詞來形容王安石和司馬光的關係，再恰當不過。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人(今撫州東鄉縣人)，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從小就喜歡讀書，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中進士，先後任多個地方官。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宰相，他推行新法，改革舊政，世稱王荊公。司馬光，字君實，號涑水先生，祖籍為山西省夏縣涑水鄉。「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一群小孩在庭院裡玩耍，一個孩子不小心跌進裝滿水的缸裡，其他小孩見狀驚恐萬分，四處逃散。司馬光則拿起一塊石頭，砸破缸的下部，缸破水流，小孩因此得救。司馬光少年時和王安石一樣，讀書也非常用功，很早就表現出了超人的才華。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20歲的司馬光考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司馬光先後從政48年，官至宰相。
司馬光在談到他與王安石十數年的交往時，認為自己於王安石，應當算是益友，他在《與王介甫書》中寫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游處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與北宋大詩人梅堯臣結為忘年之交。他們還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青天」手下擔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則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門裡的牡丹花盛開，包公置酒賞花。司馬光回憶說：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勸酒時，還是勉力喝了幾杯。王安石也不喜酒，但他不管包公如何勸，始終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沒有辦法。司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個倔強之人。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讚賞的詩賦。王安石與司馬光友誼的頂點是在他們共同擔任官職——皇帝文學侍從的時期。《宋人軼事彙編》記載：「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時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 終日，他人罕得預，時目為嘉祐四友。」
據《邵氏見聞錄》所引司馬光的《齋記》記載，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為：「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藝及程式文有美者，讀一過則成誦在口，終生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錯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月輒無……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 。始為小官，不汲汲於仕進。」《邵氏聞見錄》稱「荊公（王安石）、溫公（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們互相「傾慕之心，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願和司馬光做鄰居。
由於長輩和好友的交口稱頌，王安石很快就名重天下。司馬光在寫給王安石的信中說他「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澤矣！」歐陽修也讚他「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還寫首詩說「小王天下第一，堪比李白韓愈」。所以，當熙寧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際，歐陽修曾專門寫信祝賀王安石，王安石的諸友也都摩拳擦掌，預備助他一臂之力。這年五月，司馬光發現好友呂誨袖中藏有彈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對呂誨加以勸阻後，回到學士院默坐終日，想不出王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跡」。
但是，好景不長，兩人因為政見不同發生了分歧。公元1067年，宋神宗繼位。由於國庫空虛，引發了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王安石認為：「造成國家財政狀況不好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這並不是當務之急。」 司馬光則反對道：「你所說的善於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頭上的捐稅而已。」 王安石說：「事情不是這樣。只要善於理財，就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司馬光大不以為然，他反駁道：「天下哪裡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裡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矇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由於北宋的財政狀況日益困窘，舉步維艱，宋神宗採納了王安石的建議，進行變法，這就是「熙寧變法」。
司馬光作為大臣，堅持自己的觀點，當他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時，他開始用激烈的言詞彈劾王安石；而作為好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藉此「以盡益友之忠」。王安石在與宋神宗的談話中，力排司馬光的非議；但對這位好友，又「賜之誨筆，存慰溫厚」。眼見無法改變局面，又與王安石因變法之事絕交，司馬光堅辭樞密副使，離開權力中心，來到當時的文化中心洛陽專心修史。
司馬光為官清廉，他的薪俸大多賙濟了窮困的親朋，個人生活十分儉樸，到了洛陽後，居住條件更是十分簡陋。為了修史不受天氣的影響，司馬光想了個辦法，在室中挖了地窖，以磚砌成地下室居住。當時，北京留守王宣徽在洛陽園宅甲天下，中堂起屋三層，飛檐走獸，氣勢恢宏。因此，洛中便有了「王家鑽天，司馬入地」的謔語。為了編《資治通鑒》，司馬光傾注了大量心血，不但白天勤奮寫作，晚上也很少休息，常寫到半夜才睡覺，不到五更又起來繼續工作。司馬光怕自己晚上睡得太死，於是就用一段圓木做了個枕頭，夜裡只要一翻身，圓木枕頭就會滾動，他就會驚醒，可以馬上起來讀書寫作。司馬光年老時，友人劉蒙打算用50萬錢請婢女侍奉他，但他回信謝絕：「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用一婢乎!」
雖然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關係破裂，但兩人互相保持著對對方人格的敬重。一個反對新法的官員死後，司馬光為其作墓誌銘，其中有諷刺變法的話。有好事者將這個墓誌銘獻給王安石，以為後者會遷怒於司馬光。不料，王安石卻將銘文掛在牆上，向其門下士讚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而司馬光在洛陽記述宋朝歷史時，也能對王安石作客觀評價。
王安石變法志在清除社會積弊，但是由於用人不當，出現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現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對。幾年之後，王安石被自己最親信的助手出賣，接著，又遭遇了家庭的變故。他毅然捧還相印，歸隱江寧謝家墩。不久，司馬光被重新起用。他將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廢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消息，加劇了王安石背上的瘡毒，使他倏然而逝。司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後，深為悲憾，他寫道：「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根據司馬光的建議，王安石被追贈正一品榮銜——太傅。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有著磊落的襟懷，他們有著深厚的友誼，各項重大的分歧，都以維護宋王朝為出發點，毫不涉及個人的利害衝突。用司馬光的話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也承認，他們「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恩恩怨怨正如宋人馮澥所說：「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