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陳寅恪大師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其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卻為人低調、謙遜；雖潛心學問，卻從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貫穿其一生。
據考證，陳寅恪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然而，陳寅恪沒有料到的是，幾年後，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已然觸手可及。憤懣之餘，陳先生於1950年前後曲筆寫了一首《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份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49年後，一些知識份子不堪壓力，或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份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
1953年11月，陳寅恪的弟子汪篯到廣州勸其北上，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對他甚是反感，他告訴汪篯：「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對於中共「大人物」的邀請書信，陳先生請夫人唐篔執筆回覆，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那時的知識份子，乃至當今的知識份子有多少能如陳寅恪般睿智，能清醒地認清馬列主義的真面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