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6月19日訊】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要有集體記憶的，是要有歷史回憶的，經過去年五十週「反右鬥爭」的紀念活動，有些掙紮在知識份子最底層的右派小學老師被人記起來了，可是，他們的妻子，卻被人忘了，很少有人回憶起她們的遭遇、痛苦和受到的歧視，這裡介紹的五位右派先生都是我五十多年前在湖北武昌縣師範的同學，畢業後紛紛到農村各小學當老師。和我一樣，都成了右派份子。他們有的是先結婚，後當右派，有的是先當右派，後結婚。他們的妻子都是我的嫂夫人。她們都不和丈夫離婚，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忍辱負重，伴隨著自己的丈夫走過了漫長的隧道，真不容易，真是連累了她們，苦煞了她們，我通過此文向這些嫂夫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一）劉煥生與汪小玫
1951年結婚，至57年時，已有三個小孩子，大的6歲，老二4歲，小的只有2歲，五口之家靠他們夫妻倆在湖北武昌縣林湖小學教書維持生活，倆人的月工資加起來只有66元，每人平均生活費只有12元。劉煥生劃為右派後，被學校開除，回老家交生產隊管制勞動改造。此時，汪小玫僅靠月工資34元維持四人的生活，每人平均生活費只有8元。劉煥生成了「新中國」的敵人，誰都要和他劃清界限，妻子、兒女都是不准許有親情的，只有隨時警惕他，一發現有反動言行就要揭發他或和他離婚，才能算有覺悟，否則就是與敵為伴，就會成為「人還在心不死，一有機會就興風作浪」的「一小撮」。
汪小玫已37歲，有幾分姿色，身材瘦小，她一個人拖著三個小孩，居住在校。1959年正是大飢餓的頭一年，汪小玫及三個孩子，一天三餐靠稀飯及豆渣、野菜、南瓜等代食品充飢，四口人一個個都消瘦下去，然後又浮腫上來，種田的農民都沒有辦法填飽肚子，她有幸的是吃商品糧，她本人定量21.5斤一月，三個小孩平均每月10斤，共計51.5斤。平均每人每天有4兩口糧，沒有餓死，真是萬幸。為了維持生存，迫使她在晚上9點下班後，踏著月色去野外挖野菜。等到收麥收稻時，她就到田間地頭撿遺漏的麥穗和稻穗。回家後，偷偷在房間搓下顆粒，一粒粒的積累，一粒一粒地弄熟，讓子女們狼吞腹中，真是「一米渡三關」。汪小玫這樣做的次數多了，「久做必犯」，終有一日敗露了。一天晚上，校長從一位林支部書記家喝酒後回家，路過田間發現有人拾稻穗，其形似汪小玫，這樣，汪小玫夜拾稻穗的事就被校長逮個正著。這還了得，校長從汪小玫的手中奪下一把稻穗，這是鐵的證據，無論汪小玫怎麼乞求，都不能寬容。第二天就組織了批右派家屬汪小玫的鬥爭大會。罪名是偷盜人民公社的糧食，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階級敵人頑固不化，罪該萬死。校長發動學生撕破了汪小玫的衣衫，扯亂了她頭髮，要她跪下。汪小玫萬口難辯，人贓俱在她只得跪下，軟癱在地上，校長說她裝死耍賴，用腳踢她，她肉體傷了，心靈傷了。三個在校的小孩也哭著來了，他們只曉得喊：「媽媽呀！媽媽呀！……」。這樣，鬥爭會不好進行下去，只得命令她回去寫檢討、寫交代。到了1958年，她白天上課，晚上和師生們一道參加大辦鋼鐵，有時是通宵達旦。「大辦鋼鐵」是全民運動，是政治任務，誰也不能說有事請假，誰也不能說疲倦，只能表現出「幹勁衝天」，她哪能料理三個在七歲以下的孩子？晚上他們困了，只能和衣而眠，要拉尿，就床而撒，汪小玫的母愛，隱痛是不能流露的，否則就是反抗「大辦鋼鐵」，最輕也是「消極怠工」。當師生們為了表現「幹勁衝天」，大話、假話滿嘴飛的時候，汪小玫是不敢插嘴的。她怕說錯了，總是三緘其口。但還是惹禍了，校長認為汪小玫沉默寡言、疲憊不堪是一種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是對抗`、仇視、不滿「大辦鋼鐵」的行為。為了把一所小學的「大辦鋼鐵」掀起高潮，第二天晚上，開爐前舉行了批鬥汪小玫的現場大會。大家列隊站在爐前，由校長作了簡短的講話，說有人對抗「大辦鋼鐵」，消極怠工，用沉默來仇視黨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批鬥階級異己分子，才能把我校的大辦鋼鐵推向高潮……。接著就是一個學生呼喊口號：「堅決擁護鋼鐵運動！誰破壞‘大辦鋼鐵’，我們就鬥爭誰！」。「把汪小玫拉出來！」……。
汪小玫在列隊的對面，低下頭，臉呈死灰色，大家七嘴八舌的發言，有的質問，有的辱罵，有的分析，有的推理……。一頂頂上綱上線的「大帽子」戴到了汪小玫的頭上，雖壓不死汪小玫的肉體，是可以壓碎汪小玫的魂魄的。汪小玫作了幾句辯解，說主要是疲勞、很累、無力說話，還有怕說錯了，不是仇視，今後一定戰勝疲勞，鼓足幹勁，以彌補損失。汪小玫除了禁不住的淚，還有什麼話能說呢？回到家，她的三個孩子已合衣橫七豎八地睡在床上，蒼蠅正盯在孩子的眼角上，吸吮黃色的眼屎。第二天晚上大辦鋼鐵時，汪小玫也強作歡笑，跟人搭訕幾句，說些政治性的「進步」話。這樣又引起了校長的注意，他召開了學校領導班子的小會，他認為汪小玫很反常，昨天批鬥她，今天有笑有說，這是迷惑人的假積極，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識破陰謀，揭穿假象，大家要暗地觀察，讓她充分的表演，隨時報告她的動向，這個險惡的校長是踏著她的眼淚表現自己的。60年，汪小玫的右派丈夫勞動改造已經二年了。因長期處於飢餓狀態（他已取消商品糧供應）患上了嚴重的浮腫病，他知道這樣下去，只有死路一條，就選擇了逃跑。逃到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汪小玫也不知道，她是不能打聽的，不然又要因和右派劃不清界限挨鬥爭。她哭命運、哭子女可憐、哭丈夫逃走。他能活下來嗎？她想自己不能死，三個孩子是三條性命，三個幼兒，他們沒有罪，無論如何要支撐著，挨斗也要支撐著，把子女拉扯大，讓他們歸田當農民，自食其力，只要不偷不搶，和大夥一道「早請示，晚匯報」，然後早出工晚睡覺，只要不劃右派，當一個「可教育好的子女」也算平安。
劉煥生逃跑已二年多了，他沒有死，他在祖國東南方，來往於火車上販賣少量的肥皂、火柴（當時的緊缺物品）等日用品為生，他一分錢一分錢的積攢，積攢了一點錢之後，他想到了妻子和三個幼小的子女，設法托一位遙遠的親戚捎信，約汪小玫在一個暑假裡到杭州見面。汪小玫得到這消息，喜恨交集，她到了杭州，見到了劉煥生，他們在杭州玩了三天，這哪裡是遊樂，這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們是偷玩、偷見、是賊子、是叛逆，見不得人，也怕人盯著，懷著像通緝犯一樣的心情，時刻警覺著和他們擦肩而過的人們，時刻都擔心被抓獲。這個擔心終於來了。第三晚他夫妻兩在旅店住下，這是臨別的一夜，汪小玫抑制不住號啕大哭，不管劉煥生怎麼安慰都不能讓汪小玫停止啼哭。哭聲驚動了鄰房的旅客，他們感到很不正常，報警了。警察來了，進行了審問。劉煥生說：「你們放掉她，我跟你們到派出所」。警察就把劉煥生帶到了派出所進行關押。後將他押送回原籍。一聲哭別，導致劉被抓獲，汪也被停止工作「下放勞動」。
觀察一年後，汪恢復了工作。她的上級領導勸她，你想和劉煥生劃清界限，唯一的出路是離婚，否則你是苦海無邊。汪小玫從沒有想到離婚，特別是在劉煥生落難時離婚，我辦不到，我是一個人，一個不趨炎附勢的人，一個不嫌貧愛富的人，一個不落井下石的人。離婚了，我怎向子女交代？我只有這個命，當右派家屬的命！我認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緊的，右派家屬更難當。1970年暑假，汪小玫以右派家屬、女黑幫分子的雙重身份進了「五不准學習班」。其實是限制人身自由的「牛棚」。她因背包中有一個針線袋，袋中裝有三顆小鐵釘，一把小剪刀，幾顆針與線卷，在一個深夜搜查黑幫們的床鋪時被抄出，認為是黑幫帶進學習班的「凶器」，與其他二十餘位被抄有「凶器」的黑幫們一起被綑綁起來，進行「現行打擊」，搞得人心惶惶，恐怖陰森。汪小玫被弄得死去活來，她辯解說：「釘子是什麼人裝進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剪刀針線是為補衣服釦子備用的。」這種實事求是的辯解有什麼用呢？正如吳思在「血酬定律」一書中說的：「暴力最強者說了算」。
汪小玫一天天地熬，子女們由瘦變腫，由腫變消，終於長大了，她不讓子女失學，她帶在身邊讓他們讀完小學，又送他們讀初中。
1978年劉煥生改正了被錯劃的右派，恢復了工作，但他沒有到退休年齡就病退了。他四處打工掙錢，在麻城買了一塊地基，用他在勞改時學會的做磚燒窯的技術，做磚燒窯建起了一座一百四十平方米的二層樓房，後來他們夫婦都進城了，子女們先後上了大學、中專，其中一個到國外工作了，這個家的元勛應是汪小玫。
（二）方仁與曾秀梅
同一個師範學校畢業，同時分到小學工作，他們結婚剛一年，1957年反右鬥爭，方仁就被劃為極右份子，被開除工作，集中到一個農場勞動改造。曾秀梅因產假，躲過了反右鬥爭，沒有被劃為右派，但是她成了一面「大白旗」。她的「罪行」有兩點：一是她不滿一歲的兒子名字叫「大鳴」，二是白專道路。她的兒子取名叫「大鳴」，說明她對1957年大鳴大放、反右鬥爭有刻骨仇恨。想讓兒子記住1957年他父親劃為右派，將來好為父親報仇。白專道路是指曾秀梅只愛教書，不關心政治，不和右派丈夫劃清界限。
「拔白旗」也是全國性的運動，僅次於當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曾秀梅作了無休止的交代和檢討都不能過關，就把她調到一所條件極差的鄉下工作，中途又調她到偏僻的村子，次年又調到只有一個班級的學校工作，過著孤兒寡母的日子，晨無鐘暮無鼓。黑夜她在煤油燈下為學生改作業，編教案。戴著「白專」帽子的女教師很認真教學，學生們也很爭氣，學會了唱歌、跳舞、繪畫、講禮貌……村民們說曾老師是一個「真」老師，她把我們孩子教得不逃學，還能升入「高小」。曾秀梅無論怎麼逆來順受。還是被認為不老實，是階級鬥爭的靶子，在「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大批白專道路中，要以大批判大鬥爭開路，促進教育改革，促進「開門辦學」。在落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也必須以大批判、大鬥爭開路。曾老師在這個年月裡，算是為開路立了「首功」的人。曾秀梅在三年中挨過的批鬥不下於三十次，平均每月一次。成了拔不掉的「白旗」，成了單位的「開路先鋒」。她從來沒有當眾流過淚，求過饒，但她的心是時常在流血的，她想，不就是和方仁結婚成為右派家屬嗎？除此我還有什麼錯？我和方仁是同學，我們結婚是自願的，我們有愛情，愛情是自己的，愛情不怕口誅筆伐，天打雷轟的。決不和方仁離婚，我要守衛自己情愛，守到天涯海角，守到死去活來。曾秀梅不怕批鬥，她的防身絕招，就是不談政治，不扯是非，不頂撞，不聊天，不交朋友，你抓不到我的具體言行，你只能是「上綱」批，「上線」壯大。「聽其所止而休焉！」這就是曾秀梅的無奈反抗。這是一個深沉的女性，一個為愛情守望的女性，一個忍辱負重的女性，一個具有犧牲精神的女性。
1962年方仁摘帽了，恢復了工作，這只能在生活上有一點好轉，在政治上、身份上仍是摘帽右派，曾秀梅仍是摘帽右派的家屬。隨著國際「共運」的風雲變幻，中國選擇反修防修的大政方針，採取「安內」防線，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最高指示。從中央到地方，從農村到城市，從商品交易到上層建築，從生產勞動到科學研究，從日常生活到意識形態，全面地警惕資本主義復辟、修正主義冒頭，「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出現。在這大氣候的籠罩下，方仁和曾秀梅這兩個小得可憐的人物，還有什麼好日子過嗎？摘帽右派的方仁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又被揪出來，罪行是「翻案」，是「人還在心不死」。方仁在文革中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上，「主演了」三十多場，曾秀梅也經常上演陪斗的「配角」。她不流淚，不求饒，不辯解，不彎腰，不怨恨，她麻木了，呆若木雞。她知道自己一點鳴冤叫屈的力量都沒有，一片哭泣傾訴的位置也沒有，哭也枉然，只好忍辱負重……
1978年方仁被「改正」了，調一所中學任教，後來入了黨，擔了重點中學的校長兼書記。曾秀梅再不會挨批鬥了，但是她的身體被摧殘垮了，怕風、怕冷、怕過冬。醫生說：這是長期精神壓抑造成內分泌失調所形成的精神虛弱症。
（三）林特和王雯娟
小學同學林特1954年師範畢業後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王雯娟在這所小學當民辦教師，他們成同事。由於有同學基礎，雖不是青梅竹馬，也算少年有識。林特27歲，王雯娟小他三歲，他們經常在生活上相互關照，在工作上，林特是義不容辭地幫助她提高教學水平，時間一長，他們戀愛了。沈重的1957年來了，林特被劃為右派，對他的處理是「留用察看，以觀後效」。誰還敢和右派戀愛呢？右派又怎能談戀愛呢？王雯娟真是飛蛾扑火，她硬是不放棄對林特的愛戀，她對林特說：「你沒偷、沒搶、沒有做傷天害理的事，不為醜惡，不為敗類，何況右派還是可以爭取摘帽的，我不反悔，我不能和你劃清界限，我等你摘帽子」。
一等就是三年，62年林特摘帽了，調另一所完全小學教書。王雯娟還在作民辦教師，她毅然決然和林特結婚。貧賤夫妻百事哀，只辦個結婚證，把鋪蓋卷搬到一起住就是了。他們結婚，教師群中很驚訝：一個貧農姑娘，又有文化，怎麼也出現立場不穩，敵我不分的人呢？真是大逆不道！糟蹋了一個貧下中農的成分，作孽呀，林特真狡猾，真是不道德。右派們得知這一消息也很驚訝！右派怎麼能找到愛人，沒有貧農姑娘的勇敢扑火，林特使多大的騙局也不可能得到，一群右派們敬佩這位愛情至上、愛情無階級、愛情自主的無畏者。說她是勇敢的人，可愛的人。……
他們結婚，在一群年輕的單身右派中，也燃起了希望，爭取「摘帽」，說不定也能和林特一樣找到一個對象，找不到貧農姑娘，找一個中農的，或者地富的子女也可以。
王雯娟這個摘帽右派的家屬，因出身好，領導運動的人不像鬥爭曾秀梅那樣，隨便找一個「詞兒」可以「加罪」，過一過批鬥遊戲的癮。要找「詞兒」批鬥王雯娟還怕惹上了打擊貧下中農子女、實行階級報復的罪名，特別是那出身不好的領導和跳梁小丑們，不好給王雯娟定位，是把她當貧下中農呢？，還是把她當右派家屬？儘管如此，王雯娟仍受到種種歧視和打擊。結婚一年後，她再不是學校的積極份子，什麼積極份子會，她都不能參加，她是右派家屬，能不泄密嗎？什麼先進工作者也不能評，工作好，教學好，也不行。她是一個喪失階級立場的人。不久說是調整民辦教師，取消她民辦教師資格，回農村生產。王雯娟在愛情上大逆不道，敢做敢為，但在組織決定上，她是老實巴交的，她沒抗爭，回家去當貧農，參加生產勞動。但她是啞巴吃湯圓心中有數，為什麼不能當民辦教師，不就是嫁給了右派！她未和林特商量，做出了一個不給自己留下撤退後路的決定，不生小孩了，她設法絕育了。像一支赴湯蹈火的軍隊，在穿過橋樑後，炸橋衝鋒，只有前進，沒有後退的動搖，她決不退出自己佔領的愛情高地，她不放棄，她決心死守一輩子。看你還把我開除到什麼地方去？不就農村嗎？農村啊，是億萬農民的家園，也是一切有帽子的人的集中營，動不動就往農村趕，地富反壞右趕到農村，不法資本家趕到農村，四不清的幹部趕到農村，億萬知識青年也下農村，城市失業人員到農村去……，美其名曰：「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大有作為」，其實「村苦農民窮」，這些人不可能在農村自食其力，終年勞動，連口糧都掙不回來。王雯娟的右派妻子身份，不知不覺地株連到兩個人身上。大弟65年高中畢業，就是為姐夫是摘帽右派的社會關係，政審未能過關而不能上大學。二弟67年要入伍，也是同樣的原因而未能參軍。王雯娟的災難不聲不響地潛入娘家，王雯娟更加認為實施絕育決定是完全正確的，怎麼能有孩子呢，怎麼能把災難延伸給子女？別說貧農根紅苗正，貧農也沒有結婚的自由。王雯娟有切身感受，和林特結婚沒有誰爭奪誰的問題，沒有誰演變誰的問題，真的不存在階級鬥爭的反映，不存在階級立場問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句話是對的，我們的結合是人性相愛的結果，是有緣有故的，我們之間只有愛沒有恨，扯到階級立場上就是欺世整人。王雯娟在農村勞動了十多年，內心是痛苦的，還不到四十，頭髮已出現了白絲，這是一個貧農姑娘精神創傷的痕跡。
1978年林特改正了錯劃的右派，不久入了黨，當上了一個中學的領導，王雯娟又做起民辦教師，現已退休，沒有子女，清晨，兩老常一起到公園晨練，享受著民間的平安。
（四）萬曉秋與嚴一忠，
都是貧農出身，嚴一忠的父親是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他56年參加工作，57年十八歲時劃為右派，人雖然長得很帥，因為是右派，一直未找到人結婚。61年國慶節時，他摘掉帽子。65年，經人介紹與萬曉秋談戀愛。萬曉秋也是貧農姑娘，一個高中落榜的學生，在農村生產勞動。嚴一忠告訴萬曉秋，他是摘帽右派，現在一所小學教書。萬曉秋說：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你怕什麼？我不會嫌棄你！萬曉秋不懂得摘了帽子，還有摘帽右派的後患，嚴一忠也不懂這個後患。他們不知道摘帽右派的帽子是難摘的。
他們在65年就結婚了。萬曉秋是高中生，身材窈窕，姿色美麗，文質彬彬，性情溫和，雖然成了摘帽右派的妻子，人們還比較喜歡她。學校遇有教師產假事假就請她代課，慢慢就成了長期代課教師。66年生了一個兒子，日子過得風平浪靜。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戰線出現了一個「侯王建議」：一個姓侯的小學教師和一個姓王的小學教師，向全國發出一個建議，建議所有老師一律回原籍任教，接受原籍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一建議被媒體廣為宣傳，被報社肯定為是個革命的建議，因此中小學老師（除學籍在城市的）均解散回原籍。嚴一忠所在學校教師進行大換班，嚴一忠是城市人，無農村原籍，被派到鄉下小學，萬曉秋沾了貧農成分的光，留她到城關大隊一所小學當民辦老師，由代職變成專職。萬曉秋真是感激涕零。萬曉秋在城裡，嚴一忠在鄉下，兩地分居。一位領導經常找萬曉秋談話，關心她的生活、工作、進步，希望她好好聽黨的話，站穩階級立場，爭取由民辦轉為公辦教師。萬曉秋把他當成黨的關懷，嘗到貧農出身的甜頭。一天晚上，那個領導對她說：「你年輕貌美，為什麼找一個右派份子？要想今後能有什麼前途，你和嚴一忠離婚才有出路，我幫你介紹一個，保你能轉正……」萬曉秋這才晃然大悟，為什麼她能留在城關？為什麼叫她站穩立場？她想，嚴一忠和我結婚，他沒有騙我，也沒有給我許過願。這位領導這麼關心，這麼許願，不是出於關心貧下中農子女，也不像是代表黨的關懷，她感到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想把此時的想法馬上告訴嚴一忠，徵求他的看法。萬曉秋有了這個認識，是從幼稚憨厚走向成熟的一次飛躍。她想：「依靠貧下中農」，「貫徹階級路線」，「聽黨的話」的領導者們，大有水貨，她有些害怕了。她想：嚴一忠一個貧農的兒子，怎麼會劃右派的？還不是這些所謂「聽黨的話」的領導者們引蛇出洞引出來的？萬曉秋更同情嚴一忠了，和他的距離拉近了許多。
67年嚴一忠在鄉下小學出了大事，他奉命刻寫鄉土教材時，把「打倒劉少奇」誤刻成「打倒毛主席」。這還得了，嚴一忠因此事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嚴厲的批鬥，上綱上線的發言絕大部分是引用的最高指示，如「敵人不打他是不倒的」「人還在心不死，一有機會就會興風作浪」……嚴一忠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帽子，放在一個生產隊交群眾管制勞動。萬曉秋從右派家屬升級為反革命家屬。比常人要矮三截，她見了熟人拐道，出門就低頭。勸她離婚的人不止那位領導了，也有她的同事，也有管理學校的貧下中農，還有人敢於給她介紹新對象，搞得她焦頭爛額，心力交瘁，怎麼辦？她迷惘苦悶：我已經是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妻子，離了婚，這個社會關係離得掉嗎？為一個反革命的妻子作介紹，與一個反革命的妻子結婚，他的革命立場何在？為什麼他們就不怕喪失立場？記得老家有一位鄉長與一個地主婆結婚，不是被撤職了嗎？他們哪是關心我？哪是講階級立場？我不能再錯了，離婚比不離婚更複雜可怕。我怎麼辦？勸離者、介紹者都只圖一時的痛快，他們是不負任何責任的，我要對自己負責，對兒子負責。萬曉秋決定死不鬆口，冷靜觀察，獨立思考，警惕「勸降」者。背後議論紛紛揚揚，有的說她「苕」，有的說她頑固，有的說她活路不走走死路，有的甚至向她身上潑髒水。萬曉秋忍著，裝著沒聽到。更可怕的是騷擾。支部書記、民兵連長、大隊長、小隊長、會計這些土皇帝，地頭蛇，他們是小學的領導者，經常在酒醉之後，特意到萬曉秋的宿舍坐一坐，喝喝茶，說些粗魯下流的話，挑逗取樂，有時還對萬曉秋動手動腳。這些人都是黨的幹部，都是抓階級鬥爭的人，一個個都暴露出的邪惡嘴臉，誰也得罪不起。萬曉秋知道：「此地不留人」，只有回到娘家去。
她平靜地向城關鎮政府遞交了辭去民辦教師的申請書。鎮的一位領導說：「你為什麼辭職？大家這麼關心你，你應感謝才是……」萬曉秋把多次受到騷擾的事說了，領導說：「勸你離婚，你不聽，你離了，跟某人結婚，誰還敢惹你！」萬曉秋說家裡父母有病，我只得回娘家盡孝，她不辭而去了。萬曉秋回到娘家，家鄉人安排她到本村小學當民辦教師，她一直干到1978年，等到嚴一忠右派問題改正。嚴一忠「改正」後的第三年入了黨，在一所學校當校長。他多才多藝，對學校管理、語文教學頗有研究，名傳一方。
（五）付德喜與李桂枝。
付德喜貧農出身，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劃為右派，處分最輕，是「留用察看」，戴帽當教員。他的愛人叫李桂枝，是一個農村姑娘，貧農成分。她不知道付德喜犯的是「反動派」的錯誤，所以沒有和他劃清敵我界限的意思。星期日付德喜常常不能回家，她還很思念。1959年飢荒時，付德喜出事了，犯的是偷了八斤「糧票」。右派份子偷「糧票」，是罪加一等，立即被公安機關抓捕，關進看守所，李桂枝這才知道戴帽問題的嚴重性，她去看守所探望付德喜，付德喜告訴她：「我沒有偷食堂的糧票，全是誣陷的。」李桂枝說：「搞清楚了，你就回家當貧農，不去教書了，這樣可以不戴右派帽子，種田只用戴草帽子，草帽子輕得多」，一個認字不多的貧農少婦，把草帽和右帽混淆了。有了少妻的幽默和寬容，付德喜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決心聽妻子的話，只要走出看守所就回家，不要「留用察看」了。付德喜被當作盜竊犯在看守所關押了三個月，他始終不承認偷了八斤糧票，學校又拿不出證據來，只是推定是右派份子在破壞。因為出了任何事，首先要有階級觀點，要懷疑階級敵人破壞，先抓人，再落實材料，這是歷次運動的鬥爭經驗。這個經驗在歷次運動中製造了不少冤案。
付德喜偷糧票的材料不能落實，公安機關只得要學校把人先領回去管制，付德喜回校後，破衣爛衫，瘋瘋癲癲，誰也沒理他，他當晚就自動脫離了「留用察看」的工作，偷偷回家了。李桂枝幫他洗澡更衣，支持他不工作。倆人一塊當農民。一次，鄰居的雞下蛋了，可是蛋不見了。一個雞蛋不見了，對農村婦女來說是大事，是糾緾不放的大事，她指桑罵槐地說：「在學校偷糧票，回家又偷我家的雞蛋，真不要臉……」。李桂枝絕不示弱：「你罵誰？誰偷糧票？誰偷你家的雞蛋？我們都是貧農，我們不怕你。」鄰居說：「付德喜不是貧農，是右派！不要臉的右派，你也不要臉，找個右派份子，右派份子的臭婆娘還不老實，不低頭認罪是沒有好下場的……」
這是李桂枝作右派妻子第一次受到的欺凌，她氣極了，她說：「笑我找一個右派份子，右派份子怎麼啦，全生產隊只有一個右派，我就挑選他，我是百裡挑一，你不服氣，右派份子還不會要你這樣的潑婦做老婆……」
李桂枝這一番出格的話，匯報到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成了美化右派，右派要翻天了的現行反動言論。黨支部要發揮戰鬥堡壘作用，決定組織一場鬥爭付德喜的大會，李桂枝陪鬥，打掉右派份子翻天的囂張氣焰。
發言的此起彼伏，言詞短促激烈，雜有呼吼、恐嚇，謾罵侮辱……使李桂枝憋氣的是，不允許辯解，不允許強嘴，所有不實之詞都得全盤接受，只許可斗者胡說八道，被斗者是無發言權的。這是一個貧農姑娘所受不了的。怎麼搞的？叫付德喜不教書了，回家當貧農，反而連自己也當不成貧農了，這是什麼世道？此次鬥爭會後，群眾的鬥爭性調動起來了，階級覺悟大為提高，再沒有人和李桂枝說話、逗趣、開玩笑了，李桂枝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一個單純、幼稚的姑娘，她的貧農優越感、光榮感，被群眾打得落花流水，她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李桂枝也曾想離婚，只有離婚才能當貧農，才能恢復優越感和光榮感。但是她娘家的爹媽不同意，勸李桂枝要忍著，不能在人家倒霉時甩人家，人是有起有落的，誰都不能說一生走紅。
1957年全校教師在第一中學大鳴大放時，我去看過他們的大字報，付德喜寫了一副對聯：「豐衣足食八尺布，人面桃花四兩油」。因為對聯為農民說了實話，付就成了右派，我看這不是反動言論，我就有這思想，我們農民只有八尺布，還沒有四兩油，確實是太少了。讓農民能夠多點布，多吃點油，怎麼能算是反動思想呢？但我沒有往外說，付德喜錯就錯在不該說，悶在心裏就好了。
全國有右派成千上萬，他們都有愛人，也是成千上萬，這不為醜，慢慢過日子，認命，大家能過日子，你也能過的，不能甩人家，嫌「黑」附「紅」才不道德。「黑」與「紅」是人們隨意說的，今天可以說你是「紅」，明天也可說你是「黑」。今後的日子還長，少說話，少逞能。付德喜很聰明，懂水會電，又會砌灶節能，有文化，什麼技術活也一學就會，只要勤勞，餓不死你們。由於爹媽反對離婚，李桂枝心中壓抑，身後常有人戳背脊：不要臉的東西，右派臭妖婆……她由優越走向自卑，漸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間歇發作。
有一次，她間歇精神病發作，拿起「扁擔」，追打生產小隊長。付德喜抱住李桂枝，背回家才沒有釀成災禍。二十餘年，付德喜與精神病患者李桂枝相依為命，直到1978年改正。1988年，付德喜走上了一所重點小學的領導崗位，擔任教導主任，他多才多藝，嫻熟琴棋書畫，常組織少年過夏令營、冬令營生活。李桂枝是副主任的老婆，那個丟失雞蛋的鄰居的孫子要上重點小學，死皮賴臉地求李桂枝說情，請她幫忙，李桂枝終於又變「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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