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廖意林的周小舟(1912-1966左)是中共延安一代少有的知識份子幹部,129學運領導人,湖南省委書記,文革初期自殺身亡。1959年6月陪同毛參觀韶山故居,一個月後廬山會議因同情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批評,被打成反黨分子。
兩位出身名門望族的優異青年,在20世紀不顧一切投身中共革命,都辦過報刊,奉獻良多。可是革命成功後都成為革命的對象,落得家破人亡。故事極為淒涼。
革命少爺九死一生
郭海長(1916∼1992),出身豫北名門,父親郭仲隗早年加入同盟會,被清廷判處「永遠監禁」;辛亥後獲釋,任中英合辦焦作煤礦公司董事長,國民黨開封市黨部主委、安陽、新鄉兩區專員;抗戰時任國民參政員、駐會委員、豫魯監察使。他對兒子參與中共活動給予有保留的支持,蔣介石在大會上不點名斥責「縱子為匪,不以為恥」。
左傾學生:918、129,復旦學運
郭海長從小受父親影響,正直敢言,同情弱者。小學畢業後考上開封初中,獨自一人從新鄉乘火車赴學,在車上就打了一場抱不平。1931年夏,十五歲的郭海長初中畢業,帶著父親給他的200光洋上北平求學。「九一八」後即參加救亡活動,加入「反帝大同盟」,擔任交通,經常貼傳單、遊行。1934年夏入輔仁附中,1935年轉匯文中學,「一二九」運動積極份子,1936年加入「民先」,任「民先」匯文分隊長、東城區區隊長。
1937年10月,中共豫北特委書記王心波找他談話,吸收他入黨,由八路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主任朱瑞領導(北方局軍委書記),主要任務即向父親郭仲隗進行統戰,為朱瑞蒐集豫北軍政情報。這一時期,郭海長兼任「民先」豫北總隊長,在各縣發展「民先」。因日寇進攻,他緊急撤離新鄉,與朱瑞失去聯繫。1939年秋,他考入在豫西山區嵩縣的河南大學歷史系,由于思想左傾,1940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郭曉親至河南大學,吸收他重新入黨。皖南事變起,國統區中共基層組織停止活動,他再次失去組織聯繫。1941年暑假,郭海長被河南大學「勸退」。他赴重慶,轉學復旦大學史地系,該系是復旦大學十分「紅」的一個系,每十天舉行一次座談會,名曰「十日談」,郭以復旦當時惟一「一二九」參加者身份,常常是「十日談」主持人與主要發言人,也是一些院系大規模集會上的一門大炮。為方便活動,他加入國民黨,但既不辦理入黨手續也不參加任何活動,只是要一張「護身符」。
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號召大後方知青奔赴紅區,郭海長毫不猶豫變賣珍藏的於右任字畫,替同學籌路費。暑假,他去西安看父親,住在求精中學宿舍,成了南方局青年組秘密接頭地點,專門給去紅區的青年辦手續。
省參議員,在開封辦《中國時報》
日本投降後,他隨父回豫,辦了一份《中國時報》,發行量五千份,開封新聞界創記錄。因《中國時報》明顯親共,引起蔣介石震怒,電令河南省府主席劉茂恩:「查《中國時報》立場反動,言論荒謬,應發動群眾運動予以制裁。」其實,此時的郭海長已失去組織聯繫。1946年4月,由中共冀魯豫區委城工部派老同學李鐵林來聯繫,不僅為陷於經濟困境的《中國時報》拎來一箱鈔票(劉鄧特批),郭海長也再次重新入黨。中共冀魯豫黨委城工部長王幼平指示:「郭海長在國民黨政壇上爬得越高,就越能發揮較大作用」,他弄來一個省參議會員。如此這般,《中國時報》居然辦到1948年6月22日開封易手。同年10月,開封再次易手,中共組建特別市府,郭海長任文教局副局長。
「解放」了,郭海長卻成了「舊社會」的上層人物,為那些「新社會的當然主人」所不容,而「革命少爺」自己卻渾然不知,還以為和老區同志一樣,都是「新社會的主人」。新華社開封分社負責人至今開封市委,說老區來的許多同志對郭海長今天仍是「上層人」很有意見,說郭是解放前開封四大少爺之一,現在又當上共產黨,共產黨原來也是這麼一批人。云云。
夫婦與父親:一門三右派
肅反時,郭海長就已經「說不清」了,過去所有的優越性全成了可疑點,各種複雜關係越說越複雜,政治歷史交代一遍又一遍,還是「不老實」「企圖隱瞞」……烙來烙去,他當然積有不少怨氣。反右一起,郭仲隗(蔣介石兩次送來飛臺機票)、郭海長、郭妻韓公超(河南大學教育系畢業生、中學校長)。被河南統戰部劃為「極右」,《河南日報》整版整版猛烈批判。老父雖一生不畏權勢不怕坐牢殺頭,但三個大人成了「反革命」,四個幼孫如何長大?很快,老父中風,含冤而逝。
郭被遣送農村勞改,大飢餓時靠刨挖地裡紅薯充飢。他最痛苦的是:自己如此為革命獻身,現在卻要以「反革命」的身份而獻身。他之所以沒有自殺,完全是顧及四個孩子不能都丟給妻子一人。
文革時。郭海長起初在省政治學校,後突然調至省參事室當研究員。十年動亂,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寫外調材料,寫過四百多份證明,有部長、將軍,多數是他的同學同事、朋友戰友,包括宿怨。但保存下來的四百多份材料,經得起時間與道德的檢驗,可以對歷史負責。
文革後,終於恢復黨籍,得任「民革」省委秘書長、副主委、主委、中央委員,省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平反不少冤假錯案。但他一生最美好的歲月、最充沛的精力,都拋在被自己人啃咬的痛苦中。
紅湘女投江而死
廖意林(女,1915∼1968),出身湖南寧鄉望族,一家八口,田產百畝。父親留日,同盟會早期會員。辛亥後做過廣東汕頭、博羅兩縣知事、湖南省參議員,參加反袁鬥爭,後退鄉著述。母親為寧鄉婦女職校校長,大革命時由謝覺哉介紹加入中共,寧鄉第一任婦女部長。1929年春,廖意林考入長沙含光初中。初中畢業後,考入免收學費膳費的女子高中師範部。1935年師範畢業後,當了小學教師。「一二九」後,與秘密讀書會的成員建立「民先」,創辦三日刊《湘流》。抗戰爆發後,廖意林走進八路軍駐湘辦事處,要求赴延安,她與許多夥伴一起赴延。先入安吳堡青訓班,再入陝公、馬列學院,1938年夏入黨。
紅岩歲月,和丈夫辦地下刊物
1939年9月,重慶中共南方局從延安調來二十多名青年,其中就有廖意林、蘇辛濤。廖意林當即被分配到距離重慶百裡以外的合川古聖寺,輔助陶行知辦育才學校,任該校地下黨支書。抗戰勝利後該校遷至重慶紅岩村,學生主要來自戰時保育院收容的難童,這些學生不少後來上了華鎣山打游擊。廖意林極受全校師生喜愛,昵稱「意姐」。1943年,蘇辛濤也來育才任教。1946∼1947年,南方局、四川省委相繼離渝,他們一時失去組織關係,兩人堅持秘密鬥爭,感情日近,但怕生孩子妨礙工作,一直沒敢結婚。此時,江姐下華鎣山找廖意林聯繫,江姐(竹筠)聽了她的匯報後,驚曰:「你哪裡僅僅是一個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好些黨委的聯繫對象也不比你多。」
新市委決定她離開育才,完全轉入地下。因單身女性容易引起注意,1947年7月1日,她與蘇辛濤結婚,住到蘇辛濤任主筆的《新民報》宿舍。此時,錢瑛大姐在上海發出指示,建立新的重慶地下市委,並囑託新市委與蘇辛濤、廖意林夫婦聯繫。重慶地下市委決定刊行秘密刊物《反攻》,由廖任社長,刊物秘密發行到川東、川北、川南、貴州。九月,索要《反攻》者越來越多,地下市委決定把原先油印的《挺進報》與《反攻》改為市委機關報。
1948年3月初,錢瑛調蘇廖夫婦赴滬,正準備東下,廖意林因勞累早產。此時,重慶地下市委四名常委除一人外先後被捕,書記劉國定反水,供出蘇廖夫婦。四月,他們離渝赴湘。1949年2月初,輾轉到達西柏坡。但他們的結婚作為「原則問題」受到批評,說是沒經過組織批准,違反組織紀律,他們為此寫了檢討。
五七之難:夫婦雙雙劃右派
1952年,廖意林被任命《新湖南報》副總編,分管農村和群眾生活。1953年秋,統購統銷徵糧過頭,農民口糧不夠吃,意見很大。她如實向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匯報,得到讚賞與鼓勵。1954年秋,調任省委宣傳部宣傳處長。1957年,剛剛下達提升廖意林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任命,突然取消。因為《新湖南報》副總編的蘇辛濤劃了「極右」,且為「黨內右派集團頭子」,監督勞動,每月只發生活費19元,連交伙食費都不夠。
丈夫再三要她辦離婚,以減少對她及子女的拖累,她斷然拒絕。省委書記周小舟也勸她不要離婚,等蘇摘帽後,周小舟表示願意介紹他重新入黨。這樣,能夠再為人民工作,孩子也不會打入另冊。但日子畢竟難過,她悲痛自吟:「小樓坐聽潮頭歌,心事如荼如火」。1959年反右傾,連最後欣賞她的周小舟自己也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分子」。
周惠得勢放逐勞改難熬文革
1959年廬山會議後,周小舟倒臺,湖南省委三把手周惠積極反右傾,張狂地說:「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幾年。他學得烏龜法,在常委會上慢慢地伸出頭來,我就敲他一下,他馬上縮回去;再慢慢伸出頭來,我又敲他一下。現在好了,從高處跌下來,連烏龜殼都打碎了。哈哈!」1980年代初,周惠任內蒙第一書記。
1959年戴帽「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放逐湘陰屈原農場勞改。此時,她就想一死了之,理由是「對我們來說,生命難道不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同義語?!為黨為人民工作的權利已經被剝奪了,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只是顧及必須接濟丈夫與孩子尚幼,已經脫鞋下河的她,才上岸穿鞋。1963年後,塞入省新華書店當勤雜工。
文革之初,紅衛兵中一些人看到新湖南報社將編輯部近一半人打成右派,再看看劃右的根據——爭論辦報方針,認為可能是省裡「走資派」製造的一起冤案,表示支持翻案。蘇辛濤等人認為這是一次機會。可1967年冬,報社的造反派卻開始追捕蘇辛濤,想要借批鬥「右派集團頭子」大造聲勢,壓倒另一派。為逃避追捕,也為了同案同志的囑託,蘇辛濤赴京申訴。蘇離開長沙前,妻子廖意林為夫送行,鼓勵他以「不到長城非好漢」的精神去爭取勝利。
1967年底,湘雲突變,支持翻案的紅衛兵失勢,定為「反革命大雜燴」,要求翻案的老右們遭批鬥。蘇辛濤在回湘半途的武漢就被抓捕,定為「右派翻案急先鋒」,打得死去活來。
造反派殘酷批鬥,投瀏陽河自盡
1968年4月14日,長沙夜雨瀟瀟,廖意林留條子女:「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會回來。希望你們聽毛主席的話,痛恨你們罪惡的爸爸和媽媽。」失蹤約半月,有接近湘江的瀏陽河邊發現一具女屍,衣著與廖意林出走時相同,附近還找到她帶走的雨傘,但因面目腫脹模糊難辨,造反派為推卸逼死人的責任,「認定」不是她,不予收屍。隨後,河水上漲,屍體漂走。丈夫蘇辛濤五個月後才偶然得知愛妻已死。判斷她是在瀏陽河注入湘江之處投水自盡。
她之所以走了絕路,是她認為「階級異己分子」是進了棺材還得戴著的鐵帽,沒有翻身的機會了。促使她下定決心的是四月十六日,新華書店造反派準備開她的批鬥大會,除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將另加「叛徒」「支持愛人翻案」。此前,她看到蘇辛濤被打得頭破血流、掛牌遊街,還有三個死有餘辜的罪名:「特務」「叛徒」「國民黨殘渣餘孽」。夫婦倆成為人民如此「兇惡敵人」,不僅永遠喪失為黨為人民的工作機會,而且也無權再做子女的父母。
其女蘇海林,1974年26歲了,沒有工作,更不能升學。省干校負責人每年給姐弟插隊所在公社黨委發函,希望給以照顧,但一政審,事情就完完。
文革後,冤案徹底平反。1938年千山萬水去「朝聖」的湘女廖意林,歡欣鼓舞迎解放的紅岩兒女,聽不到了。丈夫蘇辛濤亦2002年2月辭世。他們的戰友嘆曰:「建設民主富強幸福的現代化國家的理想,至今還遠遠未實現」。
(裴毅然: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本文取自其研究延安一代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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