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消除幫派政治的願望非常強烈，但在專制體制下這是不可能的。（圖：Getty Images/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5年01月02日訊】臨近年終，《人民日報》那篇《習近平為何一批再批「團團夥夥」》，算是為2014年的反腐主題做了詮釋，即打擊幫派政治，戰果是收拾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畫等黨內大幫派。結合各軍區、兵種頻繁換將與地方官履新的消息，始自重慶「唱紅打黑」以來的黨內權爭已告一段落。
幫派政治是人治的必然產物
長達幾年的公開化權爭確實讓中共很受傷。《人民日報》文章表示，「病灶不除，頑疾難醫。周永康、徐才厚、令計畫、蘇榮，每一隻大老虎背後都刮著團夥、山頭、圈子的不正之風」。「學習小組」（微信號：xuexixiaozu）彷彿擔心外界不明白打擊令計畫早已在最高領袖的籌算之中，特別發表習近平今年5月8日的一篇內部講話《中辦幹部必須絕對忠誠》，針對中辦主任這個位置的特殊性，要求「決不用中辦牌子搞關係，決不能打著領導旗號辦私事，決不能搞公權私用、公器私用，決不能借工作之便謀私利，嚴防一念之差、一時糊塗、一穴潰堤。」習對令計畫的評價大概包含在這句話裡：「那儘管平時表面上看著忠誠，但最終也是靠不住的」。
習指令計畫的「靠不住」，顯然不是指他辜負了胡錦濤的信任，而是與接班人危機有關的「靠不住」，這也是令計畫在胡錦濤平安下車之後還能夠熬上兩年多的原因。但令計畫究竟是何時、因何事捲入了這種可能帶來滅門之禍的「皇位」繼承之爭，最終還只能等官方消息確證了。目前能夠證實的就是周永康有石油幫、四川幫與政法系，徐才厚通過賣官鬻爵形成盤根錯節的軍中幫派，令計畫有個西山會與一個有影無形的「秘書幫」。
習近平消除幫派政治的願望非常強烈，但在專制體制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幫派政治就是專制政體的附生物，人治就是幫派政治形成的土壤。
政治幫派產生於中共「條塊」權力結構
中共將自身的權力結構形象地概括為「條條塊塊」，中國當代政治治理模式就是條塊治理。所謂「條條」是指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上下貫通的職能部門，這些部門就是一個個權力體系。以公安系統為例，中央政府這一層級有公安部 ；省級政府有省公安廳 ；地級市及縣級政府也均設有市縣公安局，周永康掌政法系多年，通過控制省公安廳長的任命達成對系統的控制。所謂「塊塊」則是指每一級地方政府按事權劃分的部門。近20年以來，「條條塊塊」增加了新的涵義，「條條」有時用來指的是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塊塊」用來指地方區域發展規劃。
每一個條條塊塊都有自己掌管的事權與升遷機制，這樣一來圍繞「條塊」就形成了一個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比如周永康的石油系既有「條條」結構，也有「塊塊」結構（各油田管理局），政法系主要攀附在「條條」上，而四川系則是地方官僚的利益（「塊塊」）結合體。另一個所謂「團派」系指出身於共青團系列的官員，因其過於鬆散，可能並不構成真正的利益組合。
中央政府無力根除地方政治幫派
中共政治一向高度關注地方治理。毛時期是中央高度集權，對地方勢力的形成極為敏感；一旦被中央認為有地方勢力苗頭，一律殘酷打擊。比如，中央認為廣東的「和平土改」根源於廣東幹部的「地方主義」、「封建宗族觀念」，於是，在1952年和1957年兩次反地方主義運動，重創廣東幹部。直到改革開放，廣東幹部猶聞「地方勢力」之名色變，噤若寒蟬，可以想像當初因地方勢力被整得多慘。
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稅制改革，先是分灶吃飯，後變為分稅制，地方政府有了獨立發展經濟的權力與能力，地方勢力也開始興起併發展。最開始是農村地方勢力把持基層政權，我在《現代化的陷阱》第九章《社會控制的多元化及地方惡勢力的興起》討論過這一政治趨勢。21世紀前十年，縣級政治由當地一些政治家族壟斷已很普遍。2011年9月1日，《南方週末》發表了一篇頗有份量的調查報告——「中縣‘家族政治’現象調查」，該報告作者是北大社會學系博士生馮軍旗，他曾在中部某縣挂職副鄉長與縣長助理，有機會觀察該縣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在該調查中，作者完整記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各家族成員的任職關係。作者根據一個家族出「幹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為「大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為「小家族」。根據作者的細緻調查，在中縣之內，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羅昌平在令計畫倒臺後發表《令計畫與秘書長的權力場》，文中詳細介紹了令計畫的西山會。羅還指出，這類政治幫派沒有固定章程，沒有組織程序，也無固定地點，甚至沒有特殊的秩序編排，但在全國到處存在，通常以某個行業或地域為標籤，比如行業中的石油幫、電老虎、鐵老大，又比如地域上的湖南常德、江蘇鹽城、吉林延邊。中國2014年反腐，地方政治利益集團受打擊最嚴重的是山西。該省人稱「血煤上的腐敗」，在中央連通至令計畫，因此官商兩大集團均受到沈重打擊。
幫派政治在權力交接過程中的作用
政治幫派勢力坐大之後，中央政府除了政治打擊之外，很難干預幫派內部的利益輸送管道。幫派之間因為各據一地、一部門，與其它勢力之間形成危險平衡；地方性幫派勢力一般也不會主動挑戰中央權力，但如果最高層發生權力之爭時，也因其「宗主」關係不得不介入。中央不同派系勢力之間一旦進入爭斗狀態，就進入「開弓沒有回頭箭」狀態，最後往往成為你死我活的格局，中共歷史上共有十一次路線鬥爭，其結局大體都是「勝者成王敗者賊」。但是，權力交接過程中介入權爭的人有時不是為本人爭位置，例如周永康、徐才厚在中共十八大高層權力之爭中站到薄熙來一邊，主要是認為薄上臺後，會在他們退休後保其本人及其家族平安。因為對他們這種高官來說，「平安下車」不僅指其本人平安退休，還包括其退休之後其子女及家族的平安。
按照中共目前定下的規則，習的任期是十年。其前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消滅前兩朝形成的幫派勢力之上，但他只能消滅妨礙其集權施政的幫派勢力，並不能消滅幫派政治。因為幫派政治由中共政治制度本身的賦權特點而產生，是附生於這個體制的細胞，只要這一體制存在，幫派政治就不可能根除。對於最高統治者來說，最理想的狀態是朝中幫派都奉自己為尊，通過平衡各幫派而維持本人的至尊地位，並保證自己身後不致身敗名裂。斯大林、毛澤東在位時，其權力名望都達到顛峰，二人操縱高層幫派也得心應手，獨獨在安排身後事方面卻力有不逮。在他們歸天之後，黨內高層各政治幫派立刻開始角逐最高領導權。權鬥失敗者或者繫獄，或者送命。鄧小平之後中共高層一度相對穩定，曾使世人都相信中共已經成功地釐定了權力交接制度，解決了所謂「接班人危機」。但近四年以來中國高層的劇烈衝突，以及習近平2014年反腐重點放在清除政治幫派，讓世界再次清晰地看到一個殘酷的現實：中共極權政治兩大與生俱來的病灶，即幫派政治與最高權力交接危機依然存在，並制約著中國政治的未來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