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因為它的生動性和典型性,使讀者往往過目難忘,說的是:在嘉慶、道光兩朝久任軍機大臣的曹振鏞,晚年更是「恩遇極隆,身名俱泰」。他的一位門生專門請教他官運亨通的秘訣,曹振鏞回答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敢於講話,勇於任事,不免要冒各種風險,只有「多磕頭少說話」,才能八面玲瓏,四處逢源,在官場上一帆風順,扶搖直上。
這決不是一個特殊的個例,而是官場的普遍現象。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在談到守舊大臣們為什麼如此堅決地反對改革時說:那些「內位卿貳,外擁封疆」的高官們,「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始能獲也」,到了這個地位,只要「循常習故,不辦一事」,就可以「從容富貴,窮樂極欲」。「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這些人「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並無精力,何以能辦?」(《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可見,官員之固位擢升,不在於辦不辦事,能不能辦事,而在於熬年頭,善鑽營。
清代的最高統治者,並不是一點都覺察不到這些弊端,他們也曾設法採取一些措施來救弊補偏。康熙皇帝親書「清、慎、勤」的所謂「居官三字訣」賜給大臣,以為倡導,其中「勤」字就是勉勵大家要勤於政務,不要尸位素餐,玩忽職守。在三年一次稱之為「大計」的官吏考核中,「疲軟無為」是應加舉劾的罪名之一,得到這樣考語的要受革職處分。但是,官員們一味明哲保身,敷衍塞責,苟且模棱。
懶官、庸官們充斥朝堂,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統治機器失靈,政務廢弛,吏治敗壞,政治公信力低下。這既破壞了社會秩序的穩定,也傷害了本就生活得十分艱難的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所以,袁守定在《圖民錄》中指出:「疲是居官大病。所謂疲者,如疲馬然,策之不動也。然疲生於挨,朱子所謂挨得過時且過是也。」(卷一)官員一旦得了「疲」症,就像一匹鞭打不動的老馬,怎麼趕也是步履蹣跚,躊躇不前,而其根源恰如朱熹所說,因為抱著得過且過的態度,挨一天是一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是他們的處世哲學。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決定什麼樣的行為方式,「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
金庸齋在《居官必覽》中也強調:「倦最害事。」「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弊。」「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官員如果倦於政事,則「地方利病,應興應厘,漫不經心,百廢莫舉。」這樣沒有擔當的官,必然使「民困日深」,「民生日艱。」
有人以斷獄判案為例,揭露了庸官殃民的實情。每有命案發生,「有司之悠忽者」往往「遲延日期」,不予置理,直到「屍身發變」,才慢吞吞地趕到現場,「又以褻穢為嫌,遠坐他所,止憑仵作衙役混報,既未目擊,又不令兩造面質,草草訊供,游移通詳。」審案時又「聽斷乏才,優柔不決,經年累月,拖延無期。」最後只能「草率完局,鍛練成招。不但生死含冤,且有牽連拖累,致小民傾家蕩產,廢時失業者,深堪憫惻。人命如此,其他可知!」(田文鏡:《州縣事宜》)
對公事如此漫不經心,荒疏怠忽,又怎麼能在官場混得下去呢?他們有一個重要的手段和對策,叫做「彌縫搪塞」。他們對於「民間苦樂」雖然「漠不關心」,對於利國惠民之事雖然束手無策,不過「飾虛文以媚上司,習時套以規進取」這一套弄虛作假的手段,倒是得心應手,駕輕就熟。平時「但以簿書文移,彌縫搪塞,一生精神,用在酬應世態,綢繆身家之處,互相欺罔。」(陳弘謀:《學仕遺規》卷一)他們也並不是成天無所事事,閑居獨處,相反,他們時刻奔走於大吏之門,爭逐於宴會之場,簡直是忙忙碌碌,馬不停蹄,在「酬應世態」方面用足了「一生精神」。他們處事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就是「每事止圖可以回覆上官,不顧可對士民與否。」(徐牧輯:《牧令書》卷一)只要把上司糊弄好了,自己的官位也就坐穩了,老百姓的苦樂死活自然不在話下。
清代許多有關「官箴」的書中,對上面這種現象斥之為「偽」,是「仕途之賊」。與這種惡劣的官場習氣相對立,人們強烈地呼籲官員們應該「以實心行實政」,真正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高廷瑤《宦游紀略》說:「官如何才為愛百姓」?作者自己回答說:「必有一副愛之之心,又必有一副愛之之力。無此心則撫摩噢咻,無非沽名市惠,是假之也,何有於民?有此心而才具精神不足赴所欲為,亦徒虛此愛耳。故真愛百姓者,以實心行實政,廢一不可也。」(卷下)既要有愛民之心,又要有愛民之力。心里根本沒有百姓,所作所為不過是沽名釣譽;說是愛百姓,卻沒有為百姓辦事的才具和精力,也只是空言虛詞而已。所以「實心」和「實政」,二者缺一不可。
真正心存百姓的官員,需要有一副熱心腸。就像方大湜《平平言》所說:「富貴利達,眼不可熱。民生休戚,腸不可不熱。腸不熱,則百姓之休戚,如秦越肥瘠,漠不相關矣。」王志伊為《勵治撮要》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提出,一個關愛百姓的官員,應該處處以為百姓興利除弊為念,做到「重民生,勤民事,薄民賦,保民富,寬民力,從民便,憫民窮,恤民災,除民害,詢民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