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者，原為輔助之義，後引申為輔助國君，管理國家政事者稱為相。在春秋時候，「相」一詞已出現，但非為官職，只是代表居於輔助國家的地位。據《史記•秦本紀》載，至戰國時，秦「初置丞相，樗裡疾、甘茂為左右丞相」，「相」始為正職。
《荀子•王霸》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
丞相是中國古代輔佐君主、總攬全國政務的最高行政長官的通稱，為百官之首，統領外朝官員。天下百官奏事，須經丞相，而重要政策亦須由丞相領銜奏請；對於郡國百官則有考課論賞及任免之權，並需收閱各地「上計」。換言之，丞相是朝廷上行政權力最大，助天子理政之最高負責人。《漢書•百官公卿表》嘗簡言其職掌為「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然則，何謂賢相？自古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或曰，在相位之治世名臣者；或據《荀子•富國》云：「若天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餧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或舉明代焦竑《玉堂叢語•文學》語：「承上問而不蔽下臣之美，賢相之盛節也。」另又有《曾國藩家訓》曰：「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旦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中國數千年來，朝代更迭，賢相輩出，且看下文一一道來。
房玄齡 - 明達寬厚 敏行慎吉
房玄齡（公元579∼648年），名喬，山東齊州臨淄（今山東濟南）人，唐代初年名相，也是唐朝開國功臣。房玄齡自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他少年時代曾隨父親去京師，當時隋文帝當國，天下寧晏，一片繁榮景象，但弱冠之年的房玄齡已經對世事有精到的分析，他看出天下將亂的徵兆，私下對父親講：「隋帝本無功德，只知誑惑百姓。而且他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諸子嫡庶不分，竟相淫侈，最終會互相誅夷傾軋。現在國家康平，但滅亡之日翹足可待。」
十八歲時，房玄齡於本州舉進士，獲封羽騎尉，並於秘書省擔任校讎。素以知人見稱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曾經見到房玄齡的舉止言談，對當時的尚書左丞裴矩說：「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雲。」
由於父親常年臥榻重病，房玄齡一直侍奉左右，盡心料理藥品與膳食，百餘天「未嘗解衣交睫」，為人極其孝順。秦王李世民領兵過渭北，房玄齡謁於軍門投靠。兩人一見，便如平生舊識，馬上任其為記室參軍。房玄齡為報李世民知遇之恩，竭盡心力籌謀軍政事務。每攻滅一方割據勢力，軍中諸人都全力搜求珍寶異物，唯有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在擊破王世充後，玄齡認為張亮「倜儻有智謀」，遂推薦給李世民，任秦王府車騎將軍，「委以心膂」。其他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聰明識達，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經房玄齡舉薦以後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後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將謀士紛紛輻輳於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濟濟。府中的謀臣猛將，心中都十分感念房玄齡推薦之恩。李世民曾頗為感慨地說：「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鄧）禹也。」
房玄齡在李世民秦王府中十多年，一直掌管軍謀大事，而且於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全，不用草稿。高祖李淵也對房玄齡深加嘆賞，對侍臣講：「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世民）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後來太子李建成斥逐秦王府官屬，房玄齡與杜如晦一併被驅斥於外任。「玄武門之變」前夕，李世民密召二人化裝成道士入閣秘計，最終讚畫計成。貞觀元年，官拜中書令。論功行賞，太宗以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候君集五人功為一等，併進爵房玄齡為邢國公。
李世民的堂叔李神通不服，以為房玄齡等人為刀筆之人，不應功居第一，說：「義兵初起，臣率兵先至。現在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反而功居一等，臣心不服。」唐太宗當廷駁斥道： 「義旗初興，人各有心。叔父您雖率兵前來，也是因為懼禍怕被誅連殺掉，而且從未親自上陣打過仗。與竇建德交手，您全軍陷沒；後來劉黑闥起兵，您又望風敗逃。如今論功行賞，玄齡等人運籌帷幄，安定社稷，功比蕭何，雖無汗馬之勞，但能以大計居功一等。 叔父您國家至親，朕並不吝惜封賞，但不能因私情濫於功臣同受獎勵！」一席話，講得這位常敗皇叔慚愧退下。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房玄齡進為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改封魏國公。他位居輔弼以後，更是精誠奉國，孜孜求治，史稱他「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 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
房玄齡追隨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備嘗創國立業之艱辛。他時刻不忘創業之難，警鐘長鳴，力戒驕奢淫逸，以維持國家的長治久安。房玄齡重視吏治，認為吏治問題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國之要道。在選舉官吏的問題上，唐太宗主張「量才授職，務省官員」，「當須更並省官員，使各當所任，則無為而治矣」。房玄齡忠實地貫徹了他這一思想，大力簡政，並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房玄齡精減官吏的做法，對經隋末大亂、人口銳減的唐初來說，既裁去了冗官濫職，避免了十羊九牧，提高了朝廷各部門的辦事效率，同時也節省了國家的財政開支，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房玄齡精通典制政令。貞觀初年，時值天下初定，朝章國典還很不完備，他與尚書右僕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齡秉持「審定法令，意在寬平」的思想，簡化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法。《新唐書•刑法志》說：「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更。」其實，不僅貞觀朝如此，以後有唐一代都沒有發生過多大變動。唐高宗時，長孫無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議》只是在於「律疏」，並未作什麼改動。唐律對後世影響很大，而房玄齡確有首創之功。
房玄齡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績。貞觀三年，唐太宗詔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齊、梁、陳五代史書，房玄齡以左僕射的身份為總監。在貞觀年間，先後撰成了《晉書》、《魏書》、《周書》、《北齊書》、《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計八部史書。其中《晉書》130卷，乃房玄齡親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實錄各20卷。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房玄齡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為他寫的讚語說：「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對房玄齡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評價。
房玄齡任宰相十五年，女為韓王妃，兒子房遺愛尚高陽公主，顯貴至極。但房玄齡常常深自卑損，不敢炫人傲物。貞觀十八年，唐太宗親征遼東高麗，命房玄齡留守京城。貞觀二十三年，房玄齡舊疾復發，唐太宗命太醫療治，每日以御膳供房玄齡食用。聽說他病有好轉，太宗就喜形於色；聽見病情加重，太宗馬上愁容頓現。當時唐太宗在玉華宮，為便於探病，遂鑿通苑牆，特開一門，頻頻派中使候問，並用自己的擔輿把房玄齡抬入御座前，兩人相見，感懷流淚，哽咽不能言。
房玄齡雖然病情日重，但仍然抗表進諫，請求太宗以天下蒼生為重，罷軍止伐高麗。他對諸子說：「當今天下清平，只是皇上東討高麗不止，正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我知而不言，就會含恨而死啊。」太宗見表，感動地對房玄齡兒媳高陽公主說：「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
房玄齡臨終之際，唐太宗親至其病床前握手訣別，立授其子房遺愛為右衛中郎將，房遺則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時能看見二子顯貴。房玄齡卒年七十，誠為喜喪，太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文昭，陪葬昭陵。
房玄齡一生輔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三十二年，他孜孜奉國，舉賢任能，親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國典，初創唐朝規模，權重而不專，位望崇隆而謙虛謹慎，後世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範，正如《舊唐書》讚曰：「文含經緯，謀深夾輔。笙磬同音，唯房與杜。」因玄齡善於謀劃，如晦善於決斷，史稱「房謀杜斷」。
杜如晦 - 機敏幹練 善斷名相
杜如晦（公元585∼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陝西長安縣）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奪取政權、開創貞觀之治的主要謀臣之一，深受李世民的信任和重用，被認為是貞觀初年的名相之一。
杜如晦出身於世宦之家，自少聰悟，好談文史，機敏果斷。隋煬帝大業年間，吏部侍郎高孝基器重他機敏善應變，「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樑之用」，遂將他補為滏陽縣（今河北磁縣）尉。但杜如晦見隋朝政治腐敗，又認為縣尉之職卑微，因而棄官歸家。
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底，李淵父子率軍隊攻克長安，次年建立唐朝。秦王李世民聞知杜如晦足智多謀，便召進府中任兵曹參軍。唐政權初建，需要向各地選派官員。時秦王府聚集了許多有才能的幕僚，當時的太子李建成恐怕秦王府內英才雲集，日後於己不利，就以朝廷名義把許多李世民的手下文武從秦王府中調去外地任職。房玄齡對李世民說：「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籓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聽到此說，立即上奏唐高祖，要求將杜如晦留任秦王府。從此後，杜如晦跟隨李世民左右，參贊機戎，成為李世民智囊集團中的核心人物。
在平定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的戰爭過程中，杜如晦作為李世民的隨軍參贊，對軍旅戎事剖斷如流，為之參謀帷幄，決勝於疆場。他遇事善斷，處理公務迅速無誤，是同僚中最為幹練的人才，深為時人敬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月，李世民為了招賢納士，研究文籍，設立了文學館，置十八學士，並繪有十八學士畫像。杜如晦與房玄齡並列名列榜首，他的畫像下的讚詞是：「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
太子李建成對杜如晦非常忌憚，他對齊王李元吉說：「秦王府中可憚之人，惟杜如晦與房玄齡耳。」隨即向李淵講房、杜兩個人的過失，把他們調離李世民的秦王府。當李世民下定決心要與李建成、李元吉進行最後決戰時，便密派尉遲敬德去召房玄齡、杜如晦入府計議。杜如晦化裝成道士模樣，隨長孫無忌潛人秦王府。在經過一番周密安排之後，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杜如晦、尉遲敬德等一班親軍，發動了有名的「玄武門事變」，李世民成為皇太子，拜杜如晦為太子左庶子。
是年八月，李世民登基，杜如晦被擢升為兵部尚書，封蔡國公，食邑1300戶。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又以本官檢校侍中，改任吏部尚書，總監東官兵馬事。貞觀三年二月，杜如晦升任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同為左右丞相，兼管官吏選拔，共同輔佐唐太宗處理朝政。
唐太宗登基之初，勵精圖治，開展了一系列改革。房玄齡、杜如晦二人作為他的左右手，凡軍政大事，杜如晦皆參與議定，在協助唐太宗建立朝章制度、選用官吏、確立法制等各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並深以隋王朝滅亡的教訓為誡，重視以民為本，強調「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愛惜民力，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因此生產力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家政治形勢趨於穩定，政治清明，經濟逐步繁榮，人民富裕安康，開創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杜如晦作為李世民的主要謀臣，和房玄齡合作成事，彼此配合默契，互敬互讓，無半點狹隘的嫉妒之心。每次在太宗面前議事，房玄齡見杜如晦不在，定說：「如晦來了才能做決定。」等杜如晦來了，一一審讀房玄齡的方案，選擇其中最可行的，再由太宗責成決策。時論認為：房玄齡善謀，杜如晦善斷。他們取長補短，合作無間，成為李世民最得力的謀臣，均為當時的名相。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初，杜如晦病重，太宗曾親去其家探望。是年十二月，杜如晦因病而卒，時年僅46歲。太宗哭之甚慟，為他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又命虞世南為其撰碑文。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加司空，改封萊國公。在杜如晦的每年忌日，太宗都派人到他家裡慰問其夫人兒子，還一直保持其公府的官吏僚佐職位。「終始恩遇，未之有焉。」
後有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作者：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