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神傳文化，認為「君權神授、天人合一」，天象的變化對應著人世的興衰，從而促使君王能敬天知命，造福百姓。
天災源於人禍。古代有德行的君主，都視其為上天對自己的警誡，於是或反躬內省以明其志；或從善納諫修正己過；或先示罪己詔、再施以仁政，均以天災自省，以百姓安居樂業為善果。
「罪己詔」的起源，古人認為是自「禹、湯罪己」開始的。據古籍記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無意中看見了犯罪的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帝王，於是自省自責，主動承擔失查的責任。
商滅夏後，湯也發布《湯誥》與天下，檢討他自己的過錯，《湯誥》中云：「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禹、湯罪己」遂成為後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詔」。
漢罪己詔
《輪臺罪己詔》是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漢武帝劉徹所下的一道自我反省罪過的詔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內容豐富、保存完整的皇帝正式自我批評的文件。
漢武帝即位早期，勵精圖治，雄才大略，但晚年時開始窮兵黷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板蕩。另外，巫蠱獄興，衛皇后和太子劉據俱死於此，株連甚廣。不久，漢武帝即察知太子無辜，乃建「思子宮」，以實際行動自責悔過，第二年，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當群臣之面自責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 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還追悔曾屢受方士欺騙往事，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隨後，他又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臺（即新疆輪臺）的奏請，決定「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此「詔」就是歷史上所說的《輪臺罪己詔》。
至此，漢朝的統治方針發生轉變，回到了與民休息、重視發展經濟的軌道，從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樣迅速敗亡的結局。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語，漢武帝「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唐罪己詔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京師長安及附近的地方大旱，蝗蟲成災，吞噬百姓的莊稼，甚至在御花園中都能看到飛來的蝗蟲。唐太宗說，糧食是百姓們賴以生活的根本，而你們蝗蟲卻把糧食吃了，這是在禍害我的百姓啊。縱然是因為百姓們有過錯，上天降下你們以示懲誡，但那也是因為我這個做天子的沒有盡到責任，而罪不在百姓。於是吞食掉了手中的蝗蟲，下「罪己詔」曰：「若使年谷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他為了百姓有飯吃，寧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太宗為民請命的行為感動了上天，不久以後，蝗災果然就漸漸的消去了，也是從這一年起，太宗在位的數十年裡，蝗蟲不再為害。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續大旱，憲宗李純乃「罪己」求雨，甘霖沛然而降。有官員主持盛修安國寺，奏立盛德碑，為皇上歌功頌德，憲宗令毀此碑。元和七年，唐憲宗輕信了廟堂官員御史關於淮浙水旱災的不實匯報，對地方官的真實報災表示懷疑。此事一經宰相李絳指出，憲宗當即認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雖然說錯了幾句話，也要自我檢討，委實不易。
康熙罪己詔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時，京師發生了八級強烈大地震，給京師及周圍的州縣帶來深重劫難。「官民震傷不計其數，至有全家覆沒者。」 一片房屋傾倒、民眾傷亡的慘狀。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康熙要求趕快查明災情，救濟百姓。他下令戶部和工部撥款震災，由於地震房屋傾倒而無力修葺者，旗人每間給銀四兩，民間房屋則每間給銀二兩。地震中有死亡人口的家庭，不能棺殮者，每人給銀二兩。對於受災地區的百姓， 減免賦稅，以利賑災，並且發放糧食，解決災後飢荒問題。
康熙皇帝在「罪己詔」中言道：「朕御極以來，孜孜以求，期於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協，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職業，以致陰陽不和，災異示儆。」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災難，康熙皇帝認為責任全在君臣上下沒能盡心盡責治理好國家，所以遭到了天譴。他遣官告祭天壇，並數次率諸王、文武官員詣天壇親行祈禱。
康熙皇帝找出官吏的六項「弊端」，認為這就是「召災之由」，並指令九卿詳議，由吏部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
這六項「弊政」為：一是民生困苦已極，地方官吏餡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錢糧分數及給發銀米賑濟，地方官吏荀且侵漁，以致百姓不沾實惠；五是大小問刑官員枉坐人罪，恐嚇索詐；六是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佔小民生理。康熙皇帝指出：「有一於此，皆是致災。」八月，九卿議復：領兵諸王將軍借通賤為名，將良民廬舍燒燬，擄掠子女搶奪財物者，領兵將軍等革職，諸王貝勒等交宗人府從重治罪。「其擄掠人口，仍給本家」。 以福建地區為例，清軍在征討「三藩」的戰爭中，撤軍時「驅擄男婦兩萬餘人」，福建總督姚啟聖悉令贖還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贖免的俘奴都有數萬人。
《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災人禍面前能夠自責，反省懺悔自己做錯了什麼，從而修正自己的錯誤，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找到避免天災應對人禍的方法，這充分體現了古代明君的良知，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