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中國大陸反日遊行
2014年5月，越南排華遊行
【看中國2014年05月21日訊】5月，因大陸在南海「海洋石油981」以探勘石油，引發中越海上衝突，新聞見報後，越南民眾發動連串反中示威與抗議，最終，演變為打、砸、搶、燒的暴力攻擊，除大陸外，臺灣企業遭受了最大的損失。大陸官方對此事件採取淡化態度，外交立場克制，對相關新聞報導也採取消極乃至壓制的方針，但是，透過社交媒體，各種相關新聞圖片仍廣為流傳，大陸民眾在關心之餘，也很快意識到，同為極權國家，發生在越南的反中事件，與不久前發生在大陸本身的反日事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越南與大陸一樣，吸取了蘇聯東歐共產政權保守封閉以致走向崩塌的教訓，引進了部分市場化機制，並實施對外開放，試圖通過經濟發展維繫專政政體。在一定程度上，越南類似於1989年之前的大陸，尚有餘力在體制上作出若干調整，比如越南就在黨內民主和國會建設上做出了一定嘗試。但這種調整仍然是局部和有限的，並未觸及專政本身，越南並不存在任何脫離於越共控制的政治或社會力量，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打壓，越南甚至超過了中國。在大陸，部分公共知識份子為了鼓吹政改的可能性，長期在各種場合散佈越南已經自由化政改的謠言，以致積非成是，但是，總體而言，越南仍為共黨統治下的極權國家，應是不爭的事實。
和大陸一樣，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必然會衝擊原有的共產意識形態。首當其衝的，是親市場親西方，要求進一步改變現行體制的自由化思潮，而在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對外交往，也會刺激民眾的民族認同，大批外資外商的湧入，也不可避免地在部分民眾中喚起牴觸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共產極權國家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往往結伴而生，乃是一個自然的且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中越兩國皆不例外。
執政的共產黨對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具有迥然不同的態度。出於意識形態的截然對立，從一開始就會警惕防範進而加以壓制自由主義思潮，在大陸，伴隨著改革開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未曾鬆懈，此外，為了抵禦自由化思潮的衝擊，當局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民族主義思潮，用於對沖自由化。 1989事件之後，鄧小平曾說：「我們最失敗的是教育」，言下之意，不外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一度讓自由化思潮佔據了上風，這才有了1989事件。也因此，大陸當局在1994年推出了《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明確地引入民族主義，其目的不外是用於抵禦自由主義思潮的進一步發展。
大陸的這一做法收到了效果，1990年代後期，《中國可以說不》等圖書紅極一時,《環球時報》等「商業民族主義」報刊銷量大增，在行動上，各種民族主義抗議也開始抬頭，如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發的大規模抗議風潮，此後十餘年，因中美撞機、因日本申請入常、因奧運聖火、法國總統接見達賴喇嘛，因中日釣魚島爭端，各種抗議風潮層出不窮，這當中，民眾的自發參與離不開當局教育和宣傳的影響，而當局輿論引導乃至組織動員的影子，也昭然可見，其實這背後，都隱藏著借用民族主義抵禦自由化思潮的用心。
在另一方面，由於必須依賴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維持經濟發展，民族主義對於當局又從來都是雙刃劍。首先，民族主義思潮在強調民族認同之外，往往對外部世界採取牴觸乃至排斥的心態，動輒以抵制相號召，違背了全球化時代下的經濟開放大趨勢，也觸犯了當局的對外開放以發展經濟的大局。
其次，共產國家對社會採取全面控制，市場化鬆弛了當局對民眾的直接控制，但又不允許社會出現任何的組織形式，這使得任何抗議風潮都容易迅速轉變為騷亂乃至暴力騷亂，無論是發生在大陸的反日抗議，還是發生在越南的反中示威，最終都落入暴力，其實都出於這一共同的機制。越南反中事件之後，大陸《環球時報》發表題為「越南暴徒是東亞投資秩序的公敵」的社評，有好事者略為變易，將其代換為大陸曾發生過的反日暴力，也若合符節，這表明，當局既有利用民族主義對沖自由化思潮之心，但也不願意發生威脅到投資秩序的群體暴力。
最後，無論怎樣壓制，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總歸會不斷壯大自由化思潮，民間對於現行體制的質疑乃至挑戰也就始終在尋找機會，即使是因民族主義情緒引發的群體抗議，也可能為自由化挑戰提供機會，無論是在大陸的反日抗議中，還是在越南的反中示威中，也都出現了自由化的表達夾雜其中，對於當局而言，也必須防止局勢的進一步發展，大陸的各次民族主義抗議，無不在隨後遭到壓制，越南的反中示威乃至暴力，自然也不能逃脫同樣的命運。
無論是大陸還是越南，當局對於民族主義往往採取既利用又防範的雙重手法，在具體事件上則表現為某種機會主義，此次越南排中事件中，大陸當局的淡化處理，就是這種機會主義運用的鮮明例證。
不過，儘管存在對民族主義的某種防範，但共產政權和自由化思潮之間具有更為根本的緊張關係，對民族主義的利用具有長期和根本的戰略價值。可以預期，無論是大陸還是越南，當局對於民族主義都會採取利用為主，防範為輔的策略，具體則表現為對於各種民族主義表達的容忍乃至鼓勵，對於各種具體的行動則加以限制，也因此，在當局的這種容忍乃至利用之下，民族主義思潮的進一步發展和各種抗議示威的不時發作，仍會不時地出現在大陸和越南。
在大陸，隨著國力的上升，刺激了某種崛起的意願，而在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國內自由化思潮的發展，當局也有進一步借用民族主義對此加以壓制的企圖，在這兩種因素的雙重作用下，一種通過對外拓展樹立國家權威，進而壓制國內異議思潮的思路已經在《環球時報》這樣的平台上叫囂了多年，並顯露出進入當局戰略意圖乃至執行層面的跡象，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類似的進程同樣也出現在同為共產國家的越南。因此，發生在南海的民族主義遭遇戰，其實是兩國內部進程的外化，也勢必是一場長期的拉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