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王安石認為，漢字的音與形蘊含著萬事萬物之理，因此他花大量心血撰寫了一部二十四卷本（一說二十卷）的《字說》。書中對字的不少解釋如「五人為伍」「分貝為貧」「二戶相合而為門（門）」「訟者，言之於公」等，以會意解字，與清人「因聲求義」的方法暗合，對訓詁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蘇東坡與王安石
然而，王安石於形聲字不能辨別，而一概用會意來逞其臆說。這種隨心所欲、任意發揮的說字方法，與拆字如出一轍，宋人在野史筆記中，如羅大經的《鶴林王露》、徐慥的《漫笑錄》、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等，對此均有記載，連《宋史•王安石傳》也說這部書「多穿鑿附會」。除此之外，王安石所註釋的《詩經》《尚書》《周禮》等文化典籍，被稱之為《新義》，他當政時，「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甚至主考官也專門用《字說》與《新義》作為標準來錄取考生，連孔子的《春秋》也被廢黜，不得列於學宮。可惜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連《字說》也成為禁書，沒有留傳後世。
然而，《字說》的一些殘篇斷章，卻往往作為笑料，被後人記載下來。
王安石「篤」字的解釋是「以竹鞭馬」。果然有道理，你想，以竹為鞭，抽打在馬背上，怎會不發出「篤」「篤」的響聲呢？可是蘇東坡卻問他：「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原來，據清代大學者、著名文字學家朱駿聲考證，古時候的「笑」字：竹字頭，下面是一個「犬」字。北宋時期想必也是這樣。對於蘇東坡的質疑，王安石只能是啞口無言了。可是蘇東坡並不罷休，又問王安石，我這個東坡的「坡」字，是什麼意思呢？王安石滿有把握地說：「坡者，土之皮也。」（明•馮夢龍《古今笑史•塞語部》）蘇東坡笑嘻嘻地又問：「那麼，‘滑’者，就應該是‘水之骨’囉？」
當時又有個飽學之士劉攽，也對《字說》牽強附會的解釋很為不滿，有一次問王安石：「牛的形體比鹿大得多，而鹿奔跑的速度又比牛快得多。可是，三頭牛卻湊成一個‘犇（奔）’字，三隻鹿又湊成一個‘麤（粗）’字，意思完全相反，這是什麼原因呢？」不消說，王安石同樣答不出個子丑寅卯來。
還有一次，蘇東坡大概不是當著王安石的面，而是與幾個文友閒聊吧，調侃《字說》道：「鳩字以‘九’從鳥，也是有根據的。《詩經•曹風》中有篇《鳲鳩》，開篇就說：‘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既然有七個孩兒，再加上爹和娘，不是恰好九個麼！」
的清末民初，廣東新會出了個著名的外交家、法學家，名叫伍廷芳，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位法學博士。辛亥革命爆發後，伍廷芳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並於南北和談時作為南方代表，達到了逼迫清帝退位的目標。他還追隨孫中山，出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廣東省長。伍廷芳雖然知識淵博，卻不搞尋章摘句，更不願一頭紮進故紙堆裡做考據的學問，而且，他最討厭那些「呆頭呆腦的詩人和好以文墨誇耀的文士」（陳此生《伍廷芳軼事》）。
偏偏他的下屬、財政部的一位秘書，最喜歡研究小學。所謂「小學」，通常是指研究文字、音韻、訓詁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你喜愛、你研究倒也罷了，只要不影響本職工作，你大可以喜愛，大可以研究。可是，這位秘書先生和人家談天不到三句，就開始賣弄他的文字功夫：某某字是如此如此的來歷，某某字是這般這般的意思，嘮嘮叨叨地說上一大堆，這就讓人望而生厭了。
有一天，他又在喋喋不休時，伍廷芳笑瞇瞇地問：「你一股勁地鑽研小學，究竟有什麼意思呀？」秘書先生眉飛色舞地說：「咳喲，實在太有趣了。比如說母親的‘母’字，外面那個框框本來是從‘女’字轉化過來的。內裡多加了兩點，是女子的乳房。意思是，女子有了乳，能夠哺育小孩子了，不就可以做母親了麼？」伍廷芳連連點頭道：「哈哈，我知道了！怪不得這個父親的‘父’字，上面是個‘八’字，下面的那個‘乂’字，由於指著四個方向，做生意的人就把它看作‘四’字。上下合攏起來，就是‘八四’。你想，一個男人，到了八十四歲，還不該做老子麼！」那位秘書先生，被伍老先生用歸謬法這麼一調侃後，是什麼表情，書上沒寫，估計總是少不了幾分尷尬吧？至於他今後是否稍有改變，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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