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3月16日訊】一年一度的中國全國「兩會」再度召開，3月初原本應該是春光明媚、雲淡風輕，然而，大半個中國依然沒有走出倒春寒，很多地方甚至還沉浸在霧霾導致打造的昏天黑地之中。
「兩會」的程序都是經過事先精心設置的，而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會講什麼則無法設置，雖然絕大多數都會在不違反潛規則的情況下參政議政，但每年依然會有一些「雷人雷語」出現，引起媒體的關注和民間、外界的熱議。今年的「雷語」似比往年更多更低級。
「兩會」尚未正式開幕，在3月2日的政協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呂新華在就回答香港《南華早報》記者有關周永康的提問時，不僅忍俊不禁，而且在結尾時以「我只能回答稱這樣，你懂的」引起在場記者的哄堂大笑。
中國的新聞發言人素以嚴肅刻板著稱，然而，此次呂新華的發言卻獨樹一幟，雖然自始至終沒有正面回答記者的提問，但最後那一句卻意味深長，這既表達他作為發言人無法打破政治禁忌的無奈，也隱晦地證實了坊間關於周永康的種種傳言，因為既然大家都懂，那說明所傳不虛。
中共在處理高級官員的時候，即使已經剝奪了其人身自由，但在沒有統一意見的時候，一般不向外界通報。周永康在去年12月初就已經被控制，最近中國國內商業媒體的報導也從側面證實了這一點，因為他的家屬也在那個時間段被專案組抓捕。原以為春節前後會公布周永康的落馬消息，但是直到「兩會」前都沒有，可見周永康案的非同一般，不過，從輿論態勢觀察分析，揭開周永康案的神秘面紗應該指日可待了。
呂新華的回答雖然未能徹底解開很多人心中的謎團，但是，相關問答在得到中國國內媒體重點報導後，周永康案的窗戶紙顯然已經被進一步捅開。這之後，《環球時報》英文版直截了當地指出神秘商人周濱就是周永康之子，而各網路互動環節關於周永康的議論也比此前要自由得多。能夠達到這種效果，《南華早報》記者和呂新華的問答應該算得上是功不可沒。
3月3日是政協會議開幕日，中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的工作報告總體而言雖然官腔十足、枯燥無味，但講話中鼓勵政協委員「尖銳而不極端地批評」政府卻依然讓很多民眾感覺到暖意融融。
俞正聲的這句話其實並不新鮮，其他領導人講過的類似的話不一而足。結合之後的現實情況看，民眾和外界更願意把這些話看做是籠絡人心的政治台詞。不過，俞正聲鼓勵政協委員「尖銳而不極端地批評」還是能給不少人以期待。
其實，仔細推敲俞正聲這句話，不難發現有明顯的邏輯問題。試想，一個器具最尖銳的地方會是哪裡？當然是最極端的位置，政協會議如果真的是參政議政的天堂，那麼，就不該這樣猶抱琵琶半遮面，乾脆讓大家暢所欲言得了，即使語言過激也不能追究責任。歷史上，言官說話、上奏具有豁免權，俞正聲的話顯然是在為政協委員設限。再說，語言和提案是否極端該由誰說了算？該秉承什麼樣的標準去衡量？俞正聲的這句話不夠乾脆利落，根本原因是他內心並不鼓勵政協委員暢所欲言，可想而知，中國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狀況絕不會因此而改善。
政協會議開幕當天，北京天安門廣場的PM2.5數值高達每立方米332微克，政協委員、中國知名音樂教授金鐵霖向記者抱怨稱「霧霾已經影響到歌唱家唱不出歌來了」。
霧霾問題的確已經成為了中國社會幾乎人人關注的重要問題，「兩會」開幕時，北京的天空依然黯淡，空氣依然不盡人意，這多少會影響與會者的心情，尤其是那些從空氣清新的城市趕來者。金鐵霖的抱怨顯然不是無病呻吟，只是說法誇張了點而已。不過，有時候，矯枉需要過正，他這樣說或許是為了促使「兩會」和執政高層更加重視霧霾問題，因為唱歌的不僅有他自己，還有中國的第一夫人彭麗媛。
3月4日，政協委員、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在會上說「西方是低級民主，今後高級民主將在我們這裡產生，我們領導人的逐級選舉是接地氣的」。傅成玉口中的「我們」顯然是指的中國，中國和西方在制度上已經是長時間勢不兩立了。誰優誰劣？只要不是腦殘之輩都能一目瞭然。傅成玉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能比平頭百姓的眼力還差？他之所以這樣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塗脂抹粉，實際上跟他是既得利益者有密切關係，在屁股決定腦袋的中國官場上，他既不願意說真話，也不敢說真話，諸如傅成玉這樣的口是心非者在「兩會」上發表的「雷語」比比皆是，使「兩會」變成了娛樂圈的盛會。
眾所周知，中國從上到下都沒有民主可言，基層選舉都是假的，人大代表也好、政協委員也好、基層幹部也好，基本上是上級任命的，獨立參選者即使民意支持度極高，也往往無緣公職，不僅選不上，還可能遭到打擊報復，劉萍等人的遭遇便可見一斑。倘若傅成玉的子女需要留學，他不僅肯定不會這樣對他的子女說，而且會將美國等西方國家作為首選。可見，他自己說的話他自己恐怕也不相信。
人大代表、廣東律師朱列玉在人大會議上發言時稱：「既然地震無法預報，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何在？」他建議撤銷地震局並在中國科學院設置地震研究院從事震前探索工作。在瞭解地震局這些年的表現者看來，朱列玉的發言絕不是譁眾取寵，而是一本正經的。地震局如今每年耗費的財政經費是40億元，然而，每一次地震來襲，地震局總是不能提前預測，反而在問責聲中堅稱地震無法預測。有時候，民間預測準確了地震將來，地震局反而恬不知恥地出來「闢謠」，而震後救災也是民政部門一馬當先，國家每年對地震局的巨額投入，可以說完全打了水漂，僅僅只是養了一大批好吃懶做的閒人而已。
地震局這樣的機構的確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朱列玉律師的發言和相關提案顯然道出了民眾的心聲。其實，在中國，像地震局這樣尸位素餐的機構還有不少，朱列玉律師要求撤銷地震局的發言被媒體報導後，民間一片歡呼和共鳴，紛紛認為這樣的人當人大代表當之無愧，即使真正實現了「人大代表人民選」，朱列玉律師應該也能步入「兩會」會場。每年的「兩會」上，像朱列玉律師這樣珍惜代表權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顯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人大代表、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陳偉才說：「現在一提公務員加薪，就被罵，公務員薪酬應該建立制度規範，正部級幹部年薪20多萬，還不如一些大企業部門經理，這種薪酬分配很不合理」。在既得利益集團內部，像陳偉才這樣認為公務員的薪酬過低，應該加薪的人不在少數，但在民間，卻沒有幾個人為這種呼聲搖旗吶喊。眾所周知，中國每年的公務員考試都是擠得頭破血流，為何出現如此景象？不就是因為公務員的收入高嗎？明面上的收入的確不高，但灰色收入卻令人羨慕。
其實，民眾並不反對給公務員加薪，只是，沒有幾個公務員能做到真正「為人民服務」，很多民眾對公務員的感受是，去找他們辦事時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曾經有人就一些職業進行民意調查，發現公務員的公共形象最差。顯然，不是因為民眾對公務員有偏見，而是公務員自己毀了自己。民眾對其滿意度如此之低，不知道他們怎麼還有臉要求加薪。倘若哪一天，公務員錄取時再也不是百裡挑一，公職機關不再是人浮於事，公務員基本上都能善待於民眾時，再來加薪不遲。
3月5日，政協委員李海濱發言稱：「《水滸》這樣的電視劇應該禁播，戰爭題材的電視劇要有所控制，這些都和暴力相關。《水滸》是舊時代的名著，與我們時代不適應」。聽到李海濱的發言，估計現場又是一片哄笑。這樣的發言絕對能稱得上「雷語」，而李海濱也能當之無愧地被稱之為「雷人」。《水滸》當中的確有太多暴力場景，不過，它能夠作為名著世代相傳，顯然不是因為暴力，而是因為作者高超的寫作水平和各路英雄豪傑的俠肝義膽。再說，當中的很多暴力有其合理性，而不是暴力濫用，李海濱將《水滸》視為宣揚暴力的著作，只能說他是一葉障目。
當然，對於李海濱的發言，我們也可以作另外的解讀。記得在禁書事件發生後，曾經有網民建議宣傳文化部門也將《水滸》封禁，毫無疑問，那只是戲言，目的是表達對禁書的不滿，同樣也是對主管部門的一種諷刺。李海濱正經八百地在政協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表達不滿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還是揣摩上意和譁眾取寵。雖然他給很多人帶來了歡聲笑語，但是，這樣的人能忝列政協委員之列參加「兩會」，真是莫大的悲哀。建議李海濱去看看秦末的那段歷史，瞭解一下「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是怎麼回事。
3月6日，「兩會」開放新疆代表團的討論，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稱：「現在新疆的暴恐，90%是翻牆造成，根據網路上一些視頻，不斷形成暴恐。」封疆大吏不斷換馬，新疆地區的民族矛盾卻日益加劇。原以為張春賢在主政新疆之後能實施懷柔政策，緩解民族矛盾，然而，如今的民族矛盾已經不僅僅限於新疆境內，而是有日益向疆外蔓延的趨勢。昆明事件令人神共憤、舉國同哀，但在譴責施暴者的同時，也不應該放過強硬落後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維繫者。
張春賢否認暴力恐怖事件向疆外蔓延是嚴打所致，而是歸咎於「翻牆」技術的普及，這分明是避重就輕。漢人與疆人的矛盾之所以日益激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中共民族政策的失敗，當然，也跟部分漢人對疆人的歧視有關。且不說漢人與疆人，即使是漢人居住區，同樣也存在地域歧視，導致本地人與外地人不睦的情形發生。所以，針對昆明事件，不能僅僅只有譴責，還應該有反思，尤其是對民族政策的反思。
3月10日，遼寧代表團小組討論時，人大代表、畫家馮大中提出：「我們還應立一個《動遷法》。拆遷要天價的，該上行政手段就上手段，老百姓，有的給點臉就上房揭瓦了。毛澤東時代，誰敢說不字？」馮大中作為一位畫家，早已名聲在外，從藝術水平上講，他或許真的能出類拔萃，但是，從他的上述言論看，他缺少基本的明辨是非能力，或者是故意違心說話，不管是哪一種，都注定他與大家無緣，因為大家不僅僅需要出類拔萃的藝術水平，還需要高山仰止的精神境界。
馮大中的謬論剛落地，在場的北方重工集團董事長耿洪臣馬上表示反對，稱「財產權是公民的合法權利，立什麼法也不能說拆就拆了」。的確，尊重公民的財產權是古往今來文明社會的應有之義，馮大中竟然不懂，反而拿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時代作為標準來和今天的情況相提並論，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這樣的人不知道是怎麼當上人大代表的，誰都不相信這是民眾票選的結果。
就在同一天，又有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華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平語出驚人：「我們不要鼓勵農村的孩子去上大學，因為一旦農村孩子讀了大學，就回不到自己的家鄉，回不自己的家鄉就是一個悲劇。」看到王平的這番發言，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此人的邏輯混賬，一般的人絕對不可能將農村孩子上大學與回不到家鄉想像成因果關係。事實上，還是有不少農村大學生畢業後回家鄉當村官或者是從事養殖事業的。雖然總的來說，農村大學生回鄉的很少，但這根子不在於他們讀了大學，而在於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結構，倘若城鄉一體，城鄉差距小，就不存在農村孩子讀大學後一去不返的情況，而城市大學生也不會拘泥於在城市就業。
當今農村，讀書成了唯一的出路，否則就得有一技之長，不然的話，就只能是農奴，種再多的田地也不可能發家致富。王平這番話，十有八九是忽悠農村孩子和家長的，他這般「眷戀」農村，何不自己身先士卒，到農村去定居？或者是讓孩子不讀大學，到農村去定居和創業？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跟那些口中罵西方國家不好，卻又千方百計讓孩子到西方國家留學的官員一樣。毛澤東當年曾說「農村是一片廣闊的天地，在那裡可以大有作為」，這種謊言早就被揭穿，王平如今這番話遭到公眾炮轟是一種必然。
另外，在此次「兩會」上，還有一些雷人言論，其荒謬程度絕不亞於上述言論，譬如說：房價漲到1千萬也可以；恢復福利分房可以解決交通擁堵；學制太長催生剩男剩女；禁止官員讀EMBA，可以防官商勾結；提高農藥價格讓人吃得健康；為幹部升職建新區；城市太土需改名；每週退休一天，月底休四天；移動包月資費就像快餐套餐，吃不光也不能退等等，真是不一而足，讓人眼花繚亂。
在以往的「兩會」上，那些雷人雷語至今歷歷在目：如50多年間連任中國人大代表的申紀蘭表示「從不投反對票」；電力女王李鵬之女李小琳提出「讓每個公民建立道德檔案」；政協委員左宗申建議「在天氣預報中增加釣魚島」；陳光標建議「在人民幣和商品上印孔子、老子名言」等。結合今年「兩會」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各種「雷人」言論，讓人感覺到中國的「兩會」真是名副其實的「二會」。
「雷人雷語」已經成為了每年「兩會」上一道必備的風景，比出臺新政策更引人關注，可見，除了其本身的吸引力之外，還因為「兩會」的缺乏吸引力，因為每年開「兩會」，之後依然問題一大堆，有些甚至愈演愈烈，民眾對其並不抱太大的期望。要想「雷人雷語」不搶「兩會」的風頭，唯有啟動政治改革，實現民主轉型，當人大和政協不再是橡皮圖章的時候，「雷人雷語」的市場自然就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