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1月19日訊】卞仲耘是文革之初，在北京被學生活活打死的第一位中學校長，她的慘死極具象征意義，預示了這場即將席捲全國的大浩劫的烈度。我們目前可以見到的有關卞仲耘慘死過程最詳實的記錄來自於王友琴女士撰寫的《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一文。（以下簡稱王文）
有關宋彬彬在打死卞仲耘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回溯到1966年6月2日，這一天的中午，時任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領銜在北師大女子附中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響應毛澤東於前一日發出的「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矛頭直指卞仲耘等校領導，卞仲耘的死亡歷程就此啟動，此時，距離她被虐殺而死只剩下63天時間。
這63天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66年6月3日到月31日，劉鄧主導的運動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從8月1日到8月5日，毛主導的運動開始。首先無可置疑的一點是：在這兩個階段，卞仲耘作為北師大女附中的校長，都受到了極其殘酷的非人折磨和侮辱，據王文記載：6月23日，劉鄧派遣的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在會上，卞仲耘被當場毆打4-5小時之久，直至被打得嘔吐不已，行凶者所使用的打人工具竟然是「學校自製的槍頭包有鐵皮的假步槍」。劉式整人與後來的毛式整人在凶殘程度上並無二致，唯一的區別僅僅在於，前者還留了卞仲耘一條命。
無可置疑的另外一點是：無論宋彬彬與她的親密戰友劉進後來如何辯解，在卞仲耘步向死亡的這63天裡，她們因為打響第一槍有功，始終是北師大女附中文革運動的主要負責人，正如王文所指出的：劉鄧工作組時期建立的「文革委員會」是由她們這些高幹子女組成的，工作組解散以後，這些人又理所當然地成為紅衛兵的負責人，以及新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也就是說，宋彬彬和劉進，始終是女附中紅衛兵運動的領導者，對於在8月5日發生的卞仲耘被殘殺事件，她們絕對無法逃避直接罪責。
從隨後另外的事實也可以強有力地佐證這個結論：在卞仲耘被殘殺後的當天晚上，是宋彬彬以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的身份向「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匯報和請示方略；在卞仲耘被殘殺後的第二天，是劉進代表「文革籌委會」向全校師生通報打死人事件；在卞仲耘被殘殺後的第十三天，又是宋彬彬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身份登上天安門，把一隻紅衛兵的袖章套在毛澤東的手臂上。
試問，如果宋彬彬和劉進真如她們所謂的「道歉」裡所描述的那樣「大權旁落」,還會有資格來主導這一系列的重大事項嗎？
王友琴女士文中關於卞仲耘慘死情狀的記錄中，還有一句話至關重要：「當她被打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暴行。當她快要死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身邊表示同情。」，這與宋彬彬劉進後來反覆自辯的所謂「她們曾經兩次去勸阻打人」根本對不上號。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難者調查，向以嚴謹和資料詳實著稱，她沒有理由去編造事實，那麼，「勸阻說」究竟是誰在撒謊？
2007年，卞仲耘慘死40年後，女附中授予宋彬彬「榮譽校友」的稱號，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曾經憤怒地發表致女附中的公開信，對此表示強烈抗議。死者長眠，而凶手不僅逍遙法外，甚至還可以衣錦還鄉、還校，這是何等的荒唐之事，至於在長達40餘年後，還依然敢於用「道歉」之名來開脫自己的罪責，就更令人不齒，這樣的「道歉」裡，只有無恥，沒有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