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14日訊】「豬圈雖然很髒，但豬很享受。你如果嫌髒，最好別進去。進去了最好別打掃，豬也會咬人的。」劉耘從不以為然到深有同感。最後決定離開。
在體制內工作了33年後，長沙市人大黨組副書記劉耘選擇離職。
在體制內工作了33年後，劉耘在正廳級的位置上，選擇了辭職。與一直縈繞於心的不安全感，揮手再見。
意氣風發
按照正常的軌跡，教師將是南京師範學院專科畢業生劉耘畢業後的職業。1980年10月，正值畢業前夕。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到學校招人，兩位招聘人員以省教育廳幹部的名義，組織畢業生座談，逐一詢問他們的分配意願。多數同學都表示不願離開南京，而劉耘卻覺得「好兒女志在四方」，願意服從組織分配，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
其實，劉耘內心有自己的小算盤：他不甘心只當一名老師。
那些不願到外地工作的同學最終都被淘汰了，而劉耘不久後便接到了去國辦信訪局工作的通知。23歲的他對體制內的情況並不瞭解，但有個模糊的預期：憑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事業的。
初到信訪局，劉耘的心涼了半截。辦公條件簡陋而陳舊，每天面對的是衣衫襤褸、情緒不穩定的訪民。劉耘與他的同事們在私下聊天時，難免滿腹的牢騷。但是，在時間的過濾下，「牢騷滿腹」的記憶逐漸淡去，「激情燃燒」、「雄心勃勃」成為劉耘那段人生經歷中更為重要的註腳。改革的氛圍，對未來的信心和希望，是他感受到的主旋律。對現在的劉耘來說，八十年代是一個參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個時候的官場，在劉耘看來，「還是很乾淨的」，至少在他所任職的國辦系統是這樣。他舉了個例子。1984年到1986年這兩年，他到國際關係學院讀了碩士。畢業後，劉耘想回國務院，國務院也歡迎他回去，但國際關係學院也要他留下，於是主管部門不放人。國辦人事局找主管部門交涉，無果。最後，國辦信訪局和人事局聯合給國務院的領導寫報告，一位國務委員出面協調，把劉耘要了回去。
劉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沒有任何背景。僅僅是出於工作需要，就會有兩個部門出面交涉，又把國務院的領導驚動了。」
1987年，他投奔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灝，先是到深圳市外事辦工作，繼而到市委辦公廳任秘書。
這時，劉耘「感覺到社會風氣已經不好了」，「吃喝玩樂啊，行賄受賄啊，這些情況已經比較普遍了」。但是，他並沒有直接接觸到這些，「感觸不深」。那時的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用劉耘的話說，「是非常輝煌的」。
意氣風發的劉耘有著遠大前程。1992年7月，他拿到了博士學位;工作經歷，從中央到特區都有了，唯獨缺了基層。「如果把自己的經歷再完整一些的話，對自己的仕途無疑是有幫助的」。於是，他主動聯繫，到既非故鄉、發展也較為落後的湖南當縣委書記。他對深圳的官場風氣已經不滿意了，所以給自己定下了目標—經過努力，讓自己的治下成為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風氣良好的地方。
「搞不好團結」
1993年，35歲的劉耘有了新身份：長沙縣縣委書記。
到任之後，他才發現自己面對一個尷尬的局面。前任縣委書記不願離開原來的崗位，雖然被調到省裡的鄉鎮企業局當副局長，卻仍然暫時兼任縣委第一書記。省委給劉耘的說法是，你不熟悉情況，過渡一兩個月，他就走。但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讓劉耘「感到震驚」：「怎麼人為了達到目的，可以沒有任何底線呢。」
一老闆賭博被抓，按規定應拘留。有人出面干預，稱拘留這位老闆會影響企業發展。公安局頗感為難，向劉耘請示。劉耘答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過可讓這位老闆在拘留期間處理業務。公安局照辦。很快有人告狀，說劉耘破壞當地經濟環境和企業家形象。
在不到一年的縣委書記任期內，類似這樣被告狀的事情，劉耘經歷了不止一次。
第二年，劉耘離開長沙縣，任長沙市郊區區委書記。被告狀的經歷並沒有從此畫上句號。區政府有兩輛進口轎車，一輛是區委書記坐的，一輛是區長坐的。有群眾不斷向紀委反映，最後告到了中紀委。中紀委層層轉下來，到了長沙市紀委。市紀委要求劉耘做出處理，劉耘便把車封存了。
時任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到長沙考察時，長沙市委還將這件事情作為亮點作了匯報。
可這「亮點」成了劉耘仕途的「污點」。不久後，上級以不團結的名義，將劉耘的工作調整了，新的職務是長沙市外經委主任、書記。雖然級別沒變，但實際權力小了;更重要的是，按照現行幹部選拔的慣例，外經委主任這樣的領導基本上意味著與更高一級的黨政領導無緣。
後來，劉耘找了在中央的朋友反映此事，朋友回覆說，他們說你搞不好團結，我們也不好說什麼。
劉耘事後分析，「封存車子」一是得罪了區長，他沒法繼續坐了;二是得罪了前任，「你否定他的工作啦」。
而「搞不好團結」，除了「封存車子」還有「不收錢」。
劉耘回憶：「那時你下去的話，人家已經開始給你送錢了。逢年過節，紅包啦，送禮啦。你比方說，搞一個什麼活動，參加的人人手一份，兩百塊三百塊紅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別人就不敢拿了。」
還在深圳的時候，劉耘曾負責接待越南領導人武元甲大將，隨行的翻譯是越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門的幹部，曾在中國留學，對中國很熟悉。這位翻譯聽說劉耘將要到大陸任縣委書記，臨別前，給了他一個「忠告」：「豬圈雖然很髒，但豬很享受。你如果嫌髒，最好別進去。進去了最好別打掃，豬也會咬人的。」當時，劉耘有些不以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這樣，但中國不一定是這樣。
多年之後，他終於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說：「在地方上，玩政治鬥爭，這樣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團結」受到影響的，除了他自己，劉耘還見過許多。他的一位朋友，上世紀90年代初獲碩士學位，1997任寧鄉縣縣長。這位縣長工作能力強，且廉潔自律，在鄉鎮領導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98新年期間，他將幾十萬元禮金悉數上繳，還在大會上痛斥送禮行為。劉耘以親身經歷提醒他注意保護自己，他滿不在乎。不久，他與當地的一些幹部關係即形同水火，組織部門便讓他到別的縣「交流」了。多年過去，不跑不送的他幾乎「原地不動」，而當年的許多同僚甚至下級都成了他的領導。
「不團結」是可以明確拿出來作為理由的，還有一些影響仕途的因素則是更為隱晦的。曾任瀏陽市委書記的歐代明思想解放，敢作敢為。他在任時，「口袋裡裝著大學畢業生名單，使用一個劃掉一個」，一時瀏陽人才彙集，事業興旺。但歐代明個性突出，「領導不好駕馭」，後來「被打發到省直部門擔任偏將去了」。
2000年以後，由於耳聞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劉耘逐漸形成了他的認識：不跑不送幾乎無法在體制內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無法抗拒的」。原因很簡單：「你不送禮不進這個圈子，不要說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難。因為你這個位置如果好的話，怎麼會讓你這樣一個人老在這兒呆著呢?」
陷阱
2001年，劉耘從市經貿委調往長沙大學(現名長沙學院)，擔任黨委書記。最初，組織上的意思是，「先過渡一下，解決級別，然後就到市裡面當副市長」。劉耘到了學校，兩個月後就下定決心不去當副市長了。
他當時對官場已經「很反感」了，覺得學校還算是一塊淨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曾經不甘於做老師的劉耘現在發現，自己「也比較喜歡教育工作」。
有一次，劉耘與另一位大學校長一起赴德國參加一場研討會。這位校長無意間說出的一句話讓他印象深刻：按德國標準，我們都是罪犯。劉耘仔細一想，的確是這麼回事。即便不按德國標準，以中紀委的規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構成了職務犯罪。
「比方做學科建設，你要跑項目，跑課題。你不跑行嗎?不跑絕對不行的。你跑的話，空手跑行嗎?也肯定不行，如果沒有人搞你，就沒事;如果他要搞你的話，就可以說你是行賄」劉耘說，「為什麼我後來感到沒安全感了呢，就這個問題啊，制度是個陷阱。」而這種制度陷阱，在劉耘看來，普遍存在於官場之中。
在權力的使用上，劉耘坦誠表示，「也很難保證不出現凌駕於組織之上的問題」。一把手做久了，習慣了以後，「確實也會對不同意見產生本能的牴觸反感情緒」。
今年1月，劉耘離開工作了12年的長沙學院，到長沙市人大擔任黨組副書記。七個月後，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辭去了人大的職務，離開了體制內。現在，他在海口一家民辦本科院校擔任院長。
在劉耘看來，在人大所任職務的社會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幹什麼實事呢」?到人大之後，他絕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看書了，系統地讀了一些古典官場小說，像《水滸傳》、《官場現形記》之類。他發現，現在的與小說裡的幾乎毫無改變，「一個模子出來的」;社會生態亦是如此。
五十歲之後，劉耘意識到，不必對自己的仕途抱太大的希望了。如今，他已在體制內工作了33年，在決定辭職時，已經沒有留戀了。
但他說自己並沒有對體制「心死」。
一個例證是自去年年底開通微博後，他頻繁就政治體制改革議題發聲。1986年，他研究生畢業後回國務院，寫文章談論政改，提出把對權力的監督作為突破口，黨內須用制度規範領導人任期和權力，須有獨立的司法和媒體。
法治的社會是劉耘的理想。他曾轉發一條微博，內容是哈耶克談論法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動中都受到事前規章的約束。這些規章使得個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預見到當局在某種情況下，會如何使用它的強制權力，再根據這種預見計畫他的個人事務。」
